三、孔子的音乐生活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即使走出中国，他的鼎鼎大名，也是每一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所熟知的。但是，知道这位春秋时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人，可能并没有注意到，他同时还和音乐有着不解之缘；音乐，在孔子的生活中，是随处皆在的。孔子本人在音乐方面的实践和理论，对后世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先谈音乐实践。这位孔老先生会唱歌、弹琴、鼓瑟、击磬、作曲，可以说是音乐的通才。前之说过，他为《诗经》正乐时，能够合着伴奏，唱完305首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歌曲。他之所以有这个超乎常人的能力，是由于他多年不倦的学习。他不耻下问，每当他同别人一起唱歌而觉得人家唱得好的时候，必定要请他重新唱，然后自己跟着学唱 [1] 。他一生中经常用歌声来明志言情，只有在参加丧礼的这一天，才不唱歌 [2] 。一直到他临死前几天，他还对子贡唱了一支歌，很激动地表示自己对自然规律的感慨 [3] 。
孔子学琴也非常用心、非常专注，并且用深刻高远的艺术标准要求自己。有这样一个故事：他曾学琴于师襄子，学了十天，还在反复练习，不涉及新的内容。师襄子说：“可以前进啦！”孔子说：“我已经学会了它的曲调，但还没有掌握它的全部规律。”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熟悉它的规律了，可以前进啦！”孔子说：“我还没有掌握音乐所负载的全部思想、感情呀。”又过了几天，师襄子说：“你已理解乐曲的全部内容了，可以前进啦！”孔子说：“我还没有体会到乐曲中人的形象呢。”过了些时候，孔子庄重地深思着，四体通泰，他目光凝视着寥远的空间，思想超越了时空的限制，飞到了他所向往的时代。他说：“我从乐曲中看到了他，黑黝黝的，高高的个儿，眼光看得远远的，似乎有称王四国的气概，不是文王的话，谁能这样呢？”本来教他弹琴的师襄子离开先生的座席，对这位不寻常的学生拜了又拜，说：“我的老师确曾说过，这曲子就叫《文王操》呀。”[4]
孔子还是位作曲家。孔子离开卫国之后本想渡过黄河，去投奔晋国的赵简子。在黄河之滨，他听说赵简子杀了过去帮他从政的两位贤大夫，便打消了去晋的主意，并把自己对两位被害者的同情，凝聚在一首叫作《陬操》的琴曲里。
那么，孔子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影响，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孔子把音乐看得非常重要，认为礼乐对国家来讲，是治国平天下的要策，对个人来说，是修身立世的根本。这种思想，贯穿在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正统观念中，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由始至终的统治思想。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5] 充分强调了音乐陶冶性格、淳化民风的社会性功能。孔子认为，礼乐的核心，是“仁”与“和”，他认为“歌乐者，仁之和也”[6] 。并曾相当雄辩地推论音乐在政治中的作用：“……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7]
其次，便是把重乐的观点，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落实在教育实践里。孔子创办私学，打破了以往“学在官府”的教育模式，促成了春秋时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兼顾德、智、体、美的，他所教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音乐居第二位。他的门生子路问他，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完人。他回答说：“要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廉洁，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在这些之上，再加上礼和乐的修养，也就可以称为完人了。”[8] 他甚至认为人不学民间歌曲，就像面壁而立的痴人一样，是毫无前途可言的。他对自己的儿子伯鱼，就说过：“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9] 他曾经教门生们鼓瑟，从他对子路鼓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的评价看，他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他对音乐的推崇，还可以从他的这句名言中体现出来，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一个人的修养，是开始于“诗”、建立于“礼”，而最终完成于“乐”的。也就是认为音乐是人的最高修养。他的音乐教育可能是很成功的，他的门生子游在做武城宰时，就曾根据孔子“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的教导，使“弦歌之声”闻于武城。对子游的这种“学而致用”，孔子是肯定的。当然，还应提到孔子的“正乐”之功。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指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他对《诗经》音乐的整理工作，是应当给以充分评价的。
作为一个音乐鉴赏家和音乐评论家，孔子也是空前伟大的。他提出的一系列美学标准和美学命题，不但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一直到今天，还有着深远而现实的影响。孔子欣赏音乐的时候，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音乐的实质，并用最精炼的话把它概括出来。他用“洋洋乎，盈耳哉”来描述太师挚演奏音乐的开始部分和《关雎》这首曲子的结束部分。他用“翕如也”（盛大、变动的意思）、“纯如也”（和谐的意思）、“皦如、绎如也”（鲜明、有条理的意思）来解释曲式结构内部不同段落给人们的不同美感 [10] 。对难得的音乐来讲，他还是一个更难得的知音。“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11] 的著名传说，充分、鲜明地刻画出这位艺术痴人，如何融化在音乐之中，达到一种物我两忘、超凡脱尘，甚至因为听觉器官的高度兴奋、高度专注而使其他感官的职能相对迟钝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他在比较《韶》和《武》这两部前代的优秀音乐作品时，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的文艺批评标准。他用“善”来要求音乐作品的内容，用“美”来要求音乐作品的艺术形式。从这样一个标准出发，他认为表现远古政治圣德禅授，而艺术上又能使“凤凰来仪”的《韶》，是“尽美矣，又尽善也”；而表现武王以武功征伐天下的《武》，虽然乐分“六成”，“发扬蹈厉”，但因为不够平和中正，所以只能是“尽美矣，未尽善也”[12] 。他的这种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的文艺批评原则，一直被各个阶级所沿用，至今仍是。
当然，孔子音乐观中也存在一种厚古薄今，推崇雅乐、轻视“流行音乐”的倾向。当颜渊问他治国的方法时，他答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13] 虽然我们充分理解孔子对先代文化遗产的尊重，也充分了解他说此话时那个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的时代背景。但是，他对新兴的民间音乐——郑声的仇视态度，却不值得提倡。他认为“郑声淫”，把放逐取缔“郑声”当成治国的必举之策。那么，孔老夫子为什么如此仇视“郑声”呢？这被视为洪水猛兽的“郑声”，究竟又是什么音乐呢？
注 释
[1]. 《论语·述而第七》：“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3].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
[8]. 《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