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
1月1日，星期三
在轻微的宿醉中，迎来了新的年代和新的一年。（昨天晚上：在福瑟吉尔家喝鸡尾酒，和罗德里克在萨伏伊吃晚餐，半夜去了500俱乐部。凌晨三点就寝。）
回顾一九二九年。与巴黎的缠绵故事。在伦勃朗酒店里的快乐时光。对安娜的狂热和“安娜/上校”之谜。对兰德强烈的感情。“强烈的感情。”哼！就是对兰德与日俱增的爱情啊。《思想的想象》被出版社接受。开始写《女孩工厂》。对延迟出版的失望。认真写着稿酬优厚的杂志文章。
结交的朋友：爱丽丝·法雷诺、约瑟夫·达克、洛蒂·艾奇菲尔德（？）。
无法确定的朋友：彼得、苔丝、休·福瑟吉尔。
失去的朋友：无。
结论：充满期待的一年；但很遗憾，离功成名就依然遥远。作家生涯真正开始了。挣到了钱。一九二九年证明，我能够以笔为生。
1月5日，星期日
晚餐时，母亲夸张地宣布，我们失去了纽约的公寓。
我：什么公寓，请问？
母亲：我在六十二街的公寓啊。普兰德盖斯特先生说它没了。
我：你找不到你的公寓了？
母亲：我们付不起房贷。银行把它收走了。
我：真可惜。我真想有一天能去看看。你为什么不让普先生卖掉你的一些股份呢？
母亲：这我不懂。我们有好多股份，但他说都不值钱。一文不值。
我：我给你调杯鸡尾酒吧？
（3月）
切尔西，格利伯，85A。我的新地址。我在国王路租了间带家具有花园的公寓。卧室、浴室、厨房、餐厅，还有一间可用作书房的多余的卧室。我把我的书和画都运来了，现在只需要地毯和垫子，我就能把这里变成属于我的地方。富勒太太每周来帮我“清扫”三次，她说她丈夫会打理好花园——加起来每个月六英镑。我拉上窗帘，点燃炉火，打开一瓶酒。显然，西里尔·康诺利[14]和他的妻子是我的近邻。《女孩工厂》进展顺利。
3月27日，星期四
《思想的想象》今日出版。我跑到城里，在哈查德书店特地买了一本，作为某种象征。这是本漂亮的小书，淡紫色的封面，卷首插画是弗农·福瑟吉尔画的一幅小小的雪莱肖像，画得很完美。在星星餐厅与罗德里克及托尼·鲍威尔共进午餐——鲍威尔在达克沃斯出版社工作。在坐地铁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把书拿出来，看着它，感受着它在手里的分量，随便翻开一页，念一两句话。我把作者简介看了又看：“蒙斯图尔特先生毕业于牛津大学，目前正在写一本小说。”可是，出版商为什么要在封底给别的书做广告呢？我认为这破坏了我的书的完整性。我并不想知道这个卡斯伯特·沃尔夫写了本关于迪斯雷利[15]的“有趣而重要”的新传记。你在我可爱的新书上干什么呀，卡斯伯特·沃尔夫？
我目前典型的情绪状态：既百无聊赖，又得意扬扬——无聊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条书评，得意是因为已经拿到了我的书，而且还是在书店里买的。突然间，我很想和兰德在一起，或是和安娜——哪怕是露西也好。然而，我只是去探望了母亲，虽然她说我的离开让她伤心欲绝，可她已经在计划把我的房间改造成她的工作室了。
“工作室？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就画画呗，雕刻呗，跳舞呗。”
4月13日，星期日
上周《泰晤士文学增刊》上有篇不错的书评——说我的书“引人入胜，文笔生动”。“我们可以相信雪莱的真实面貌便是如此”——《先驱报》的书评。“把莫洛亚彻底比了下去。至少我们现在有个英国版的雪莱了”——《邮报》的书评。我给罗德里克打电话，得知书的销量令人失望——目前为止只卖出了三百二十三本。“可这些书评都很好啊，”我说，“你就不能打打广告吗？”他嘟囔着说着什么季节性预算、春季赤字之类的，我无法理解。霍顿写来贺信，更神奇的是，勒梅恩也写来贺信。唯一的问题是，我似乎失去写小说的兴趣。我写了大概两百页。我觉得，我可能会把那个以安娜为原型的人物写死，让她得个肺结核或是其他什么悲惨的病。
（4月）
在格利伯的第一次晚宴。康诺利夫妇、兰德、霍顿与辛西娅、罗德里克，以及罗德里克非常迷恋的一位年轻诗人，唐纳德·库南。晚宴相当成功，我认为，有汤、羊腿、水果奶油蛋糕，还有奶酪。很多酒。大家说了不少夸奖《思想的想象》的奉承话，因为相关的书评也一直很好。康诺利说他会试着也写篇书评，发给《新政治家》。他一开始有点尖刻，但很快就变得温和。我们愉快地发现，我们都是以历史系三等学位从牛津毕业的。“早点失败好，”我说，“这样，往后就都是上坡路了。”
兰德最后离开，我们在前门接了吻。轻轻的一个吻——是有可能成为情人的吻吗？我走路送她到国王路，叫了辆出租车。她说自己整个八月都会在巴黎，她想提升一下法语水平。真巧，我说，我也会在。
5月22日，星期四
从打字员那里拿到《女孩工厂》的稿子，去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拿给罗德里克看。看到我竟然写完了，他似乎大感意外。“我很喜欢这个书名，”他说，接着，他又恢复谨慎，“可内容不会太下流吧？我们可不能承受这书被禁的风险。”我说内容当然会很下流，但都很谨慎，不会超出适当的范围。他建议我接下来写一本济慈的传记——“雪莱的书卖得很好。”他说。
5月28日，星期三
我得说明一下，华莱士得知我亲自把书稿送去后相当生气。“这就像是拿我的剑，换了把匕首。”我说我没听明白。“虽然我还能刺出血来，但没有那么容易了。”不管怎么说，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开出一百英镑的预付版税，但华莱士想办法让他们提高到一百五十镑，他说达克沃斯出版社和查普曼＆霍尔出版社都迫不及待想看到这本书。为表庆祝，我们在夸格里诺餐厅共进午餐。华莱士帮我在《周末评论》和《图说》杂志约了更多的稿。我们草列了一张清单，写下我认为我可以写的一些主题：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高尔夫、南美洲、巴黎、西班牙、牛津、性、从诺曼征服到克伦威尔摄政之间的英国历史、现代艺术，还有罐装牛肉，等等。“你可真是个多面手。”华莱士用比往常更干巴巴的语气说。我跟他越相熟，就越是喜欢他。在我看来，他把工作当作有趣的挑战、乐趣的源泉。他说话时面无表情，很有巴斯特·基顿[16]式的冷幽默风格。《思想的想象》销量开始攀升——现在已超过一千册。我感觉大家都在谈论它。西里尔（康诺利）那天晚上介绍我时说：“你一定知道洛根写雪莱的那本书吧。”
7月21日，星期一
丘纳德[17]女士家举办盛大的派对。我有点不知所措：这是我真正的第一次社交亮相。沃也在，还有哈罗德·尼科尔森[18]、达尔茜·沃恩·塔吉特、奥斯瓦尔德·莫斯利[19]、伊莫金·格伦菲尔……沃祝贺我写的雪莱传记出版。我也祝贺他《邪恶的肉身》出版。他把威廉·格哈迪[20]指给我看，说他是目前在世的最有才华的作家。沃还相当详细地告诉我，他正在接受指导，要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他正开始认真学习《圣经》的完全真确性和炼狱说。我不得不打断他，说这些我都知道。得知我也是罗马天主教徒后，他似乎很震惊。我让他放心，我早已彻底脱离宗教，他带着窘迫的表情匆匆走开了。为什么他那样的人，到了这个年纪还想改变信仰呢[21]？
8月8日，星期五
巴黎。又回到舒适熟悉的老伦勃朗酒店。不合时令的雨水打湿了人行道，呼呼不停的风吹得百叶窗啪啪作响。兰德下周就要来了。如果不曾拥有我，那你也就不会寻找我——帕斯卡。我六点出门，在利普喝了杯酒，接着溜达到蒙帕纳斯，和本在丁香园咖啡馆碰头。我来早了，我本没打算去香塔尔之家——满脑子想的都是兰德——可既然都到了这儿，我还是走了进去。香塔尔夫人热情地迎接我，并给我找来三个姑娘，让我任选一个，她们都穿着绸缎内衣，懒洋洋地躺着。“你知道的，我只喜欢安娜。”我说。“可安娜已经走了。”她回答，接着她解释说，是安娜自己要走的，还说她不再需要“工作”了。她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
我大吃一惊，马上悲从中来。生活有时就是这样——如果混用两个比喻的话，那就是它先把你带上一条小道，接着又把你扔进屎堆。我想起那些为安娜疯狂的日子，想起是她的故事给了我写作《女孩工厂》的灵感。我意识到，我以为她会一直在这儿，不会像在大变活人的魔术里一样突然消失，这种想法是多么自私。晚餐时，我闷闷不乐，本却兴致高昂，他的画廊开始有了起色，他还说了不少关于桑德琳的事。显然，她的小儿子非常可爱。我仿佛听见了未来婚礼的钟声。
8月9日，星期六
去了雷阿勒。我问安娜公寓楼的门卫，她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他告诉我，她和她“叔叔”都已经搬走了，不知道搬去了哪儿。我坐在上次看到上校的小餐厅里，既失落，又困惑——反思过后，还有点生自己的气。难道我还指望安娜会把她的新地址告诉她的常客吗？能从那样的生活中逃离是多么幸运。安娜会很好的，她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我该关注的是兰德。
8月12日，星期二
格外难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东西（奶油炖小牛肉）？不管是什么，今天早上去厕所时，我感觉拉出来的简直是硫酸。一整天屁股缝都火辣辣的，瘙痒难耐，去找兰德吃晚餐时也没有好转。兰德这个月都住在埃米尔·伯兰格家，他是商人兼艺术品收藏家（是弗农·福瑟吉尔的大客户）。兰德宣称一定要让自己的法语大大进步。伯兰格一家住在福煦路上的大公寓里，家里挂满平庸无奇的风景画，弗农的画在其中至少算是鹤立鸡群。兰德的头发跟我们上次见面时不一样了：她把它染成了墨黑色，奇怪的是，这倒让她看起来像个十六岁的迷人少女。伯兰格一家都颇有魅力，他们对礼仪的过分讲究就像一种令人压抑的社交盔甲，让你觉得自己无法动弹，哪怕是挠一下痒或打个喷嚏，都会成为最失礼的事。这样一来，我对自己火烧火燎的屁股更敏感了。晚宴上还有个人，叫西普里安·迪欧多内[22]，自称作家。“我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他用极流利的英语说，“要是现在是，呃，一九一〇年，那你可能还会有点好奇，想认识我呢。”他身材圆胖，和蔼可亲，长着一张几乎完美的圆脸。纤细的金发掉得很厉害。他给了我他的名片。
（8月）
带兰德去画廊和本见面。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本对她说：“我们得交流信息，这样我才能掌握洛根的最新情况。”兰德四下闲逛，欣赏画作。她说：“格迪斯一定会喜欢这里的。一定得把他带来。”
“格迪斯？”
“格迪斯·布朗呀，傻瓜。他也在巴黎。”
真是个坏消息。本要到邦多尔去两周，叫我跟他同去。我很想去。可我不能把兰德留在巴黎，让她和格迪斯·布朗在一起。
（8月）
与兰德和格迪斯·布朗在鲁特迪亚酒馆共进午餐。他们似乎相处得很轻松，还有共同的笑话——跟休和一条狗有关——两人回忆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问他们是什么笑话，他们说太复杂了，没法解释。
稍后，兰德把本开画廊的事告诉布朗，接着又建议，本可以成为他理想的经纪人——至少在巴黎是如此。
“这不是很好吗，洛根？”
“什么？呃……是，很好。”
“我们去找他。就现在，今天下午。”
兰德对格迪斯·布朗是如此热情，而格迪斯·布朗只是坐在那儿泰然自若地嚼着牛排。我告诉她，本已经去了南方，到地中海去了。其实，他要几天后才出发，但我怎么可能帮格迪斯·布朗的忙呢？于是，我们改去布朗的画室，巴士底区旁边一处昏暗肮脏的小空间。他画的好像全是邻居的头像，画面又小又暗：一张张坚毅且棱角分明的脸上有很多虚化的阴影部分。我必须承认，画得都还不错。
8月25日，星期一
事情越来越荒唐了。我在八月的巴黎，热得浑身大汗，只想抓住与兰德相处的短暂片刻，却发现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伯兰格家在特鲁维尔有幢房子，他们八月都住在那儿。生意上有需要时，伯兰格先生会回巴黎待一两天，所以兰德也基本不在巴黎。她不在的时候，我会安慰自己，至少她也没有跟那个讨厌的布朗在一起。我觉得最让我恶心的就是他修长健壮的身材和小天使般浓密的金色卷发。
还得说一下，我跟迪欧多内一起吃了晚餐——他是个全然放松、彻底成熟但又羞涩胆怯的人。他承认自己是个狂热的亲英派，但谁都知道，他对我们的喜爱经得起最敏锐目光的考验。他聊起“世界主义者”和战前的法国文坛，聊起他们对于异国旅行的执着，他们的纨绔作风和对英式风情的追捧，他们对花小钱就能享受到的舒适生活的欣赏，以及在离开祖国后产生的类似性冲动的兴奋：他们是外来者，背井离乡，四海为家，居无定所。我既着迷又嫉妒。他说他会介绍我认识拉尔博，拉尔博翻译过《尤利西斯》，跟乔伊斯关系十分密切（“一个很难了解的人”）。迪欧多内显然很富裕，你只要瞄一眼他的穿着就知道了：他身上穿的一切，包括脚上的靴子，全是定制的。他“每年大概写两三篇小文章”，他说，他已放弃写诗了，那是“年轻人的事”。他的生活沉浸在文学、纵欲及异国风情中。去年，他有半年时间都在日本，他说那是个极其迷人的地方。我问了他更多关于世界主义者的事。哎呀，那个世界早不存在啦，他说，战争改变了一切。我想起我年轻时，他继续说，想起了我们以为理所应当的那些事，我们以为无比确定、永恒不变的那些事。我被他迷住了：这就是我应该过的文学生活；我应该早出生二十年。想象一下，我一年拿着五百英镑都能做什么啊！我可以雇个贴身男仆跟着我到处跑。我隐约有了下一本书的灵感。
（8月）
还是在巴黎。我决定周末回去。白白浪费了一个月。我流连于塞纳河畔码头上的各家书店，买下了我所能找到的拉尔博、法尔格、迪欧多内和莱维特等人的书。我发现拉尔博的《一个富裕的业余诗人的诗》引人入胜。《世界主义者》，作者洛根·蒙斯图尔特——我很喜欢这句话念出来的效果。不知道华莱士怎么想？格迪斯·布朗竟然邀请我共进晚餐，可我编了个借口——我说我感冒了。
（8月）
春梦，梦到了兰德。现在，香塔尔之家对我没有意义了。我在这灰尘仆仆、烈日炙烤的美丽城市中独自流浪，盯着那些游客，仿佛他们是来自遥远星球的生物。我随身带着一小摞薄薄的小书，在咖啡馆里、在独自一人晚餐时看这些世界主义者的作品，我迷失在一个由卧铺火车、西伯利亚大铁路、雾蒙蒙的北方城市，以及阳光下田园牧歌、人烟稀少的完美小岛所组成的世界。我梦到和兰德一起睡在卧铺车厢，在床铺上赤身裸体地并肩躺着，火车在夜色中向南行，冰桶里的香槟酒瓶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身下的车轮在轨道上运行，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声响，引人昏昏欲睡。“平静单调又柔情蜜意的火车旅行。”
兰德来信了：她周一要来巴黎看牙医。我们有可能一起吃个午饭吗？
8月31日，星期日
我决定留下，只为有机会再见兰德一次。我在牙医诊所（在圣奥诺雷街）外跟她碰面，她换了很大一块补牙填料，她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们漫步到左岸，在花神咖啡馆吃了午餐——一个煎蛋卷，一份沙拉，加一瓶红酒。我跟她说了迪欧多内和世界主义者的事。红酒，以及我第二天就要回家这件事，给我壮了胆。
“兰德，”我说，“我必须知道格迪斯是怎么回事。”
“什么意思？他是我的朋友。我碰巧还非常崇拜他。”
“可是，你爱他吗？”
“我猜应该是爱的。以朋友的方式。”
“他也爱你，毫无疑问。真甜蜜啊。”
“我最讨厌你挖苦人了，洛根。你好像变了个人。”
“这你可不能怪我。”
她带着温顺怜悯的表情看着我。“到底怎么了？”
“你知道我对你是什么感觉，”我说，“可你非要在我面前炫耀这个格迪斯·布朗。要是他适合你，那你就做出选择吧。别这样折磨我。”
她让我别说了。“我还以为你是那种成熟又老于世故的作家呢，”她努力憋着笑，说，“格迪斯是同性恋。”
“同性恋？”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下午。兰德和我回到伦勃朗酒店，我们关上百叶窗，把酷暑挡在外面。床单是刚换过的，我们脱光衣服，趁着床单被我们的汗渍弄脏前，在上面享受了一分钟那冰凉、挺括、清爽的感觉。兰德留着刘海，拥有一对小女孩般挺翘的乳房。我吻着她，舌头尝到那天早上她补过牙后嘴里的金属绿薄荷味。我看着她穿上衣服，发现她的屁股和胯部比我想象的更加丰满。现在，我对兰德身上所有奇特的地方都很熟悉了，这让我扬扬得意。我送她坐上回特鲁维尔的火车，脑子里仿佛一直在播清唱剧。
只有此刻坐在这儿时，我才想，不知道我是不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床单上没有血迹。我不知道。
（9月—10月）
行程。兰德的事之后，我不能回伦敦了。我去邦多尔跟本待在一起。接着我去伦敦住了两周，然后去了维也纳，完成给《时代与潮流》写稿的活儿。回程很悠闲：柏林—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对世界主义者做了更多研究）—伦敦。兰德和她的两个女性朋友在伊斯灵顿合住一套公寓。
12月31日，星期三
兰德就在楼下。她告诉她的父母和室友，说她要去卡马森郡参加家宴派对。我们有三天时间可以独处。我们有够一个月用的食物和酒水，我们打算足不出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