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
（1月1日，星期二）
洛根决心：
离开家，给自己找间公寓，最好是在巴黎。
跟兰德多见面。
冷酷多些，顺从少些。
要工作，要写作，要生活。
1月24日，星期四
和兰德在皇家餐厅见面，喝鸡尾酒。我来早了，但我很开心地拿着酒和书坐着，默默看着表演。我感觉，我在巴黎的时间让我和伦敦的所谓知识分子圈子保持了绝妙的距离。依我看，我们在这里的选择仅限于爱喝啤酒的小英格兰主义记者（贝内特、威尔斯[5]之流）和自命不凡又自成一派的唯美主义者（布鲁姆斯伯里团体[6]）。我看着这些文人转来转去，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完全没有注意到角落里拿着普鲁斯特小说的瘦削年轻人。
兰德走进来，跟往常一样，她一路经过的每个人都跟她打招呼。她看起来很累，一见面，就立马告诉我，她跟波比·贾勒特分手了。我表示同情——真心实意地。她碰了碰我的手，说：你太好了，洛根。我告诉她，她的工作（无偿为一位工党下院议员[7]当秘书）对波比来说可能是个问题，毕竟他是准男爵之子，是保守党政要。她承认我说的可能有道理，可她还是觉得波比“不会如此狭隘”。没有什么比情人的缺点更令人失望的了，我提醒她，我想这句话用法语说出来应该更动听。我还说，她天天往传单上贴邮票或是打印信件，不觉得有点浪费自己的学历（当然，她拿的是一等学位）吗？恰恰相反：她预测工党政府将赢得下次选举。我送她上了开往汉普斯特德的地铁，我们吻别时，我给了她一个小小的拥抱。
稍后。母亲和普兰德盖斯特先生正在举行小型晚宴，我能听到下面传来的笑声。母亲随时会用留声机放起伦巴舞曲——好了，现在真放了。再次见到兰德让我回想起在牛津的日子以及至今让我烦恼的糟糕成绩。我无法解释我怎么会如此误判自己的成绩。我真的觉得自己学得还不错。勒梅恩叫我去见他时，我也是坚持这么说的——他无法掩饰失望的表情。霍顿给我写了封很贴心的信，说任何人的成绩在他们的一生中，最多占据两个星期的重要性：人的其他一切境况皆是如此，这取决于各人。迪克·霍奇拿了二等学位，彼得也是。卡塞尔压根儿没有参加考试。普雷斯顿拿了一等，决定继续留在牛津，攻读博士学位。母亲从没问我拿的是什么学位：我不知道她以为我在牛津的这三年都在做什么。
看到兰德后，我对安娜的狂热便消退了，真有意思。突然间，我愿意在伦敦再留一段时间了。
2月15日，星期五
和迪克在诺维奇车站碰头（多少回忆涌上心头！），一同前往斯沃弗姆。田野里结着厚厚的霜，日头低悬，但阳光灿烂，灿烂到我们都拉下了包厢的百叶窗。安格斯（卡塞尔）开着一辆相当时髦的达拉奇[8]来车站接我们。迪克不愿把他多出来的一支枪借给我（“为什么不借？”“你自己去买。”），于是我只能找安格斯借（我说我的枪还在修理）。安格斯说他家到处都是枪——应该没问题。
他家的房子很丑，还有一大片马棚。房子是他祖父（第一任艾奇菲尔德伯爵在十九世纪中期修建的，花园倒是很漂亮，枝繁叶茂，一丛丛的树林（我觉得针叶树太多了点），游乐设施和景观都准确体现出设计时的初衷。新房子最大的好处是每样东西都能正常运转：热水、中央取暖，还有电灯。我洗了澡，换了衣服，下楼去。伯爵看起来相当温和——胖胖的肚子，乐呵呵的，总是自顾自哼着歌，喘着粗气。他让我叫他艾斯莱德；我还是有点叫不出口，但我发现迪克很自然就这样叫了。伯爵夫人，伊妮德夫人看上去像是吃了毒药：她的脸瘦削、阴郁、长满皱纹，头发染成黑色。聚会上有十来个人，有年轻人——安格斯、他妹妹、我和迪克——也有形形色色的本地老人。晚餐时，我被安排坐在伊妮德夫人和安格斯的妹妹莱蒂西亚小姐（“请叫我洛蒂”）中间。洛蒂娇小玲珑，穿着伦敦最新潮的衣服，但她的五官组合有点不协调——鼻子太宽，嘴唇太薄（继承了母亲的特点），两眼间距过宽——加在一起就使得她算不上特别漂亮。她很健谈，活泼好动，对巴黎的事怎么都听不腻。（“你去过黑人舞会吗？你看到了女同性恋吗？那些女人也非常非常漂亮吗？”）相比之下，伊妮德夫人则像个移民官一样审讯着我。你在哪儿出生？蒙得维的亚。那是哪里？乌拉圭。还是茫然不知。南美洲。哦，你们在那儿做什么？我父亲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何，我不想在这群人面前提到“罐头牛肉”这几个字）。你母亲是哪里人？蒙得维的亚。我仿佛听到她的脑子转得飞快。她是乌拉圭人，我说。太神奇了，你竟然还有外国血统，她说，然后便把脸转向她右边的人。
晚餐后，安格斯向我道歉，说他妈妈就像个控方律师，对谁都是那样拷问。我说我觉得，她发现自己旁边坐的是个混血儿时，好像有点不安。安格斯认为这很滑稽。“嗯，”他说，“洛蒂倒是觉得你好得不得了，这算是安慰吗？”
第二天——寒冷刺骨——专门有人在林间把鸟赶出来，让我们开枪瞄准。中午在小木屋里野餐后，我们又继续打了会儿鸟。我什么都没打到，但还是起劲儿地开枪扫射，装个样子。迪克是神枪手——他打的鸟接二连三从天上掉下来。星期天，我宣布退出，我说我好像患了感冒，我一上午都待在图书馆和洛蒂玩牌（不得不说，我越和洛蒂接触，就越觉得她漂亮——她不化浓妆时更美）。可是，哎呀——这沉闷的乡间生活真让人头脑麻木。伊妮德夫人时不时走进来，确保我没有在切斯特菲尔德长沙发[9]上强暴她的女儿。就在午饭前，管家通报，有通电话要找蒙斯图尔特先生。是母亲打来的：罗德里克·普尔打来了电话。“他让我告诉你，他很喜欢你的书。”
接完这通电话，我觉得我什么都能熬过去了——那个伪名流英国佬对我使再坏的招儿我也不在乎了。我感觉我已超越这帮愚蠢乏味的人（朋友除外，这个自不必说），他们只知道谈论各自的狗、打猎的事以及无趣的家庭。晚餐时，我坐在一位医生的妻子和伊妮德夫人的某位表亲中间，我像老友般跟他们畅谈（至于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不记得）。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书。我的书！我的书就要出版了，坐在我周围的这些笨蛋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可以在这市侩势利的小圈子里待上一千年，我才管不着呢。
早上，我们正要离开时，伊妮德夫人把我拉到一旁。她竟然冲着我微笑：她说她的表亲觉得我很有趣，她还补充道，他们准备在春季为洛蒂举办舞会——在伦敦——如果我能答应当晚做洛蒂的舞伴，那她本人将感激不尽。我还能说什么呢？但我在心里默默发誓，以后再不接受这样的邀请了，这些纠缠不休的琐事：这些人和我不是一路人，这不是我想栖居的世界。这里很适合迪克：对他来说，这里就像另一个家——是他苏格兰社交圈的英格兰版本——可它不适合我。安格斯还算讨人喜欢，可就因为我们一起在艾比念过书，我就要把他当作真正的朋友吗？这些都是英国人做出的悲哀妥协：幸好巴黎让我的眼光更锐利了。很快，这一切都将被我抛诸脑后。
（2月）
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将给我百分之十五的版税率，并预先支付了五十畿尼。我问罗德里克，第一次出书的作者是否都按这个标准（老实说，我其实并不在乎，在这种时候，我只想拿到印好的书）。他建议我找个文学经纪人，并推荐了华莱士·道格拉斯，在柯蒂斯·布朗公司工作了几年后，道格拉斯刚刚开了自己的公司。罗德里克带我去他的俱乐部（萨维尔）喝香槟。书将在秋季出版。萨维尔的气氛很舒适；我在想要不要让罗德里克帮我申请会员。
*
华莱士·道格拉斯是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三十二岁？三十三岁？），他说话很慢，带着浓浓的苏格兰口音。“洛根·蒙斯图尔特吧？”他好奇地说，“你有苏格兰血统吗？”我父亲那边往上好几代是苏格兰人，我说。我发现，苏格兰人总热衷于一开始就攀这种关系。他穿得像个银行家：三件套的套装、白衬衫，系着公司的领带，头发抹了油，分得一丝不乱。他看起来像魁梧版的T. S. 艾略特。他同意接纳我这个客户，并从我五十畿尼的预付款中收了五畿尼。
“那么，”他说，“你接下来打算干吗？”
“我要去巴黎住一阵。”
“嗯，写几篇文章怎么样？《邮报》？《纪事报》？只要是写巴黎的文章，美国杂志都想要。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突然，我对这位自信健壮的实干之人涌出一股暖意。我有种感觉，我们一定会成为坚不可摧的好朋友。
“好的，拜托了，”我说，“我什么都愿意写。”
我感觉到，我的作家生涯——我的作家人生，我真正的人生——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3月11日，星期一
我给兰德打电话，提议共进午餐。我们在苏荷区的那不列塔纳餐厅见面，吃了肉丸和意大利面，喝了一瓶基安蒂红酒。我把我的新消息告诉她，她露出由衷喜悦的表情。她是真心为我高兴。如果位置互换，我不知道我能否如此大方？……我们又点了一瓶基安蒂——我开始喝得上头了——我说起巴黎，说等我在自己的公寓里安顿好了，她就到巴黎来，我的文学经纪人——我好喜欢说这个词啊：我的文学经纪人——会在报纸和美国杂志上帮我找发表文章的机会，然后，等我的书出版了……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她朝我微微笑着。我只想吻她。
（3月）
华莱士——我现在叫他华莱士了——帮我跟《时代与潮流》杂志签了三篇文章的约，更了不起的是，他还帮我争取到了《先驱论坛报》的稿约（“巴黎文坛”板块）；第一篇稿酬三十英镑，第二篇十五英镑。他说，如果这些文章反响都不错，应该还会有更多机会。我都等不及了，但我发现我在找借口推迟我的旅行。兰德的事还没有解决：我们之间的事如果得不到共识和解决，我就还不能去巴黎。
4月2日，星期二
夜深了，晚上十一点，我一个人坐在空荡的包厢里，喝着酒壶里的威士忌，这趟海陆联运火车轰隆隆地开出滑铁卢，穿行在伦敦藏污纳垢、灯光昏暗的郊区，朝蒂尔伯里前进。黎明前，我将抵达巴黎。
兰德和我在普来维塔利餐厅晚餐后，她来车站为我送行。我一直想让她确定来巴黎的时间，可她说来说去，说的全是选举的事，拉姆齐·麦克唐纳、奥利弗·李、选区之类的。火车就要出发时，我把她拉到一个堆满邮包的手推车后面，我说：“兰德，上帝为证，我爱你。”说完我吻了她。嗯，她也回吻了我：几个搬运工人朝我们吹口哨，我们才停下来。“到巴黎来，”我说，“等我一安排好，就让人去接你。”“洛根，我有工作的呀。”“周末来。”“到时候再看吧，”她说，“给我写信。”她双手捧着我的脸，吻了我的鼻尖。“洛根，”她说，“我们来日方长。”现在，我知道爱情是什么了。
（4月）
昨天晚上，我去香塔尔之家找安娜，不知为何，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她也察觉到了。“还好吗？”她问，“一切都还好吗？”我让她放心，一切都很好，并把她拉到我身边以示证明，可显然我们之间不会再发生什么了。我下了床，在房间来回踱步。我又给自己倒了杯酒。安娜在床上坐起来，袒胸露乳的，耐心地看着我。
“你有其他喜欢的人了？”她问，“就在巴黎？”
“不是。那女孩在伦敦……”我决定把一切都告诉她，“我认识她很久了。我们一起念的大学。她不算特别漂亮。她很聪明——这是当然。她家里人很有意思。我好像老是忍不住想她。”
“把她的事都跟我说说吧。”
于是，我坐到床上，我们喝着酒，抽着同一支烟，我说了半个小时兰德的事。时间到了，我跟她吻别，紧紧贴着她的身体时，我发现我的性冲动又回来了，我后悔没有利用好与她共处的这两个小时。我说，过几天我还会来找她的（她现在每周工作五天）。看来兰德魔咒被打破了。
（4月）
搬入艺术学院街上的伦勃朗酒店。一天五十法郎，在屋檐下我拥有一间小卧室和一间小客厅，任何时候想泡热水浴，只需另付五法郎。这基本上和自己找间公寓差不多棒了。本放弃了他在格勒奈尔路上的公寓，住到他新开的画廊楼上的单间——那里住不下我了。画廊在雅各布路上，他给它取名“利平兄弟”——他说“兄弟”表达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感觉和家族事业的概念。他确实有个兄弟——叫莫里斯——比他大很多，在伦敦当律师，要不就是会计师，我记不清了。华莱士在《水星》杂志帮我找了个活儿，每月一篇稿子，每篇十畿尼。我对《水星》称不上狂热喜爱——它有一种烟斗、啤酒加潮湿粗花呢外套的气味——可乞讨者不能挑三拣四。
5月8日，星期三
“利平兄弟”开幕前的特邀观摩。我早上七点就到了。一个人都没有。本非常紧张，在担心画展的质量。他有一幅德朗、两幅小的莱热、不少花哨的俄国画，还有一幅小的莫迪里阿尼。接下来的几个钟头，大概有十来个人闲逛着走进走出，什么都没买。我出五英镑，买下那幅莫迪里阿尼，并拒绝本给我减价。本灰心丧气的，我说了些陈词滥调的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云云。
不管怎样，我带他去花神咖啡馆喝香槟。
“看看你的成就，本。”
“看看你的成就：你都写了一本书了。”
“你在巴黎有了自己的画廊，天哪。我们都还只是孩子呢。”
“我需要现金，”他阴郁地说，“我现在需要买。现在就要。”
“耐心点，耐心点。”我的语气像个老姑婆。
一对夫妻在我们桌边停下脚步。他们认识本，本介绍说他们是蒂姆和爱丽丝·法雷诺，都是美国人。男的晒得黝黑，英俊帅气，只是头发稀疏。女的娇小美丽，总是皱着眉头，表情紧张，像集中了过多精力。
“你们没来我的开幕式啊。”本抱怨——他显然和他们很熟。
“天哪，我还以为是下周呢。”法雷诺轻松扯谎。
“我们忘记了，”爱丽丝说，“我们吵了一架。吵得很凶——我们不得不和好。你不会想让我们出现在你漂亮的新画廊的。”
法雷诺立马红了脸，显然不像他自己装出来的那般无所谓。我们都笑了，尴尬的气氛化解了。
他们是来跟另外几个美国人见面的，我们受邀加入他们在咖啡馆后面的行列。接连到来的客人让我糊里糊涂的，加上我又喝了太多酒，所以说给我听的十几个名字，我一个也没记住。我旁边坐着个高大强壮的方脸男人，留着胡须。他喝得酩酊大醉，不停冲着桌子对面个头较小的尖脸男人吼：“你就是屎！你真的就是屎！”这好像是他们之间幼稚的笑话：他俩都控制不住地放声狂笑起来。本看到一个他认识的女孩独自坐着，便从我身边走开了。我默默喝着酒，相当开心，没人注意我，一瓶又一瓶酒神奇地出现在桌上。这时，爱丽丝·法雷诺悄悄坐到我身边，问我是怎么认识本的，还有我在巴黎做什么。我告诉她，我在等我的书出版，她朝我伸出手，又拉了拉方脸男人的衣袖，为我们做了介绍。洛根·蒙斯图尔特——欧内斯特·海明威。我知道他是谁，但我没有说。喝到这时候，他连话都说不利索了，他开始充满嘲讽地模仿起英国人，满嘴都是“老伙计”“老兄弟”“老家伙”什么的。爱丽丝说：“别他妈烦人了，海明威。你把我们的名声都搞臭了。”我发现我还挺喜欢爱丽丝·法雷诺的。我偷偷溜走，找到本，他正陪着一个脸色苍白、脸型细长、端庄严肃的法国年轻女子，她叫桑德琳——我没听清她姓什么。我怀疑本对她颇有兴趣而且很认真——有时候酩酊大醉反而让我思维清晰。我带着他回雅各布路时，他承认了这一点。他对她简直是神魂颠倒，他说，可这也让他万分痛苦，因为她的父亲身无分文，而且她还离过婚，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我不能为了爱情结婚啊，”他说，“这不在我的计划里。”
他去洗手间吐了，我四下转悠，查看成堆的油画。这个房间比格勒奈尔路的公寓更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文件柜。随意走动时，我发现桌上有一个信封，写着熟悉的字迹。
“彼得给你写了封信？”本回来时，我问他。
本惨白的脸色中露出隐隐约约的鬼祟。“是，我本来要告诉你的，可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他和苔丝结婚了。”
他把信递给我。是真的：他们结了婚，住在雷丁，彼得在《雷丁晚报》当助理编辑。苔丝和父母没有和解，彼得的父亲也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彼得却说他这辈子从未如此幸福过。
我感觉酸涩的妒意慢慢涌上心头，接着是担忧。为什么彼得给本写信却没给我写？难道苔丝把一切都坦白了吗？
“说不定正有封信在伦敦等着你呢。”本说。愿上帝保佑他。
“说不定吧。”我说。
5月9日，星期四
从银行出来时（拿着要买莫迪里阿尼的钱），我碰到海明威。“巴黎就是个农村。”他说。说完他又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解释说，是一个特别朋友[10]的存在让他“怒火攻心、酩酊大醉”。我们沿着圣日耳曼大道散步，享受春日的阳光，他问我是怎么认识法雷诺夫妇的。我做了解释。“蒂姆是全欧洲最懒的人，”海明威说，“他妻子倒是非常可爱。”我们交换了地址（原来他已经结婚了），并约好再见面。我们都有书要在秋天出版[11]——他看起来还是很随和的。
6月7日，星期五
巴黎的夏天到了。我去找安娜，她的房间热得令人窒息，于是我们速战速决，办完了事。我点了一瓶夏布利干白葡萄酒和一桶冰块，我们在床上休息，边聊边喝。我告诉她，再过几天我就要回伦敦了，她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她会想念我的，并希望我能尽早回巴黎。
“我们是朋友了，是不是，安娜？”我说。
“当然。特别的朋友。你到这里来，我们做了爱。我们就像真正的情人，只不过你出了钱。”
“不，我的意思是，不止这样，和这不一样。你了解我生活的一切。我也了解你和上校。”
“当然，洛根。而且你非常大方。”
我在想，香塔尔夫人是不是在这儿推行了某种规定：客人每一次热情的告白，真心也好，假意也罢，她们都必须以委婉的提醒来回应，让客人不要忘了这种关系的真正本质——金钱交易。我有点儿伤心。
出于某种缘故，我在离开后，又决定再留会儿——时值傍晚，天色尚早。我躲在一处门廊里，直到上校出现。八点左右，安娜从香塔尔之家走出来，他俩一语未发，手挽着手离开。我跟着他们走到地铁站，排着队倒数第二个上了他们后面的车厢。我看到他们在雷阿勒站下车，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发现，远远盯梢，一路跟到他们住的公寓楼。我记下门牌号和街道名。此刻，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指望得到什么呢？
描述你的思想状态。不安全。不确定。焦躁不安。
概述你的情绪。性饥渴。内疚。独处巴黎带来的强烈的肉体愉悦。痛恨时间：只想永远停留在这个年纪、这一天、这一周、这一月、这一年，永远。只想象得出等待着我的漫长而缓慢的衰落。对安娜的痴狂与对兰德的痴狂。可若有必要，我每周可以五次满足自己对安娜的痴狂。这似乎越发刺激了我对兰德的痴狂。
你为何如此为巴黎着迷？在巴黎，我觉得自由。
6月13日，星期四
我明天回伦敦。今天上午，就在午饭前，我又回到巴黎大堂站，在安娜的公寓楼外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希望她能出现。我就想跟她见一次面，能远离香塔尔之家的氛围和影响；我希望我们能在大街上随意地邂逅彼此，我会举起我的帽子，我们相互问候，说几句关于天气的老掉牙的话，再各走各的路。我需要给我们的关系增添一个不同的层面，某种日常的东西，与妓院和付钱买春无关的东西。她当然并未出现，我的脚开始痛了，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
寻找公共汽车站时，我路过一间街角的小餐厅。我往里瞄了一眼，看到上校竟坐在那儿，看着报纸，面前还摆了一杯茴香酒。我装作自然地走进去，点了杯啤酒，不经意地坐在他旁边的桌上。从近处看，他比安娜显得老很多——我猜应该有五十多岁了。他的衣服破旧但很干净，他系着黄色的领结，胸前口袋露出相同颜色的手帕。看来，是个讲究的人。他留着小胡须，末端向上翘着，白胡子比黑胡子多，头发也一样，抹得油光发亮，向后梳着，没有分开。他站起身，把报纸放回架子，我又去取来了。头版头条全是庞加莱[12]糟糕的健康状况。
“这么好的天气却生病了，真可怜。”我用法语说。
他看着我，微微一笑——他当然不认识我。我感觉很尴尬，我意识到我跟他的妻子做过几十次爱——操了她几十次呢。我很想一股脑儿脱口而出——我们是怎样以各自的方式关爱安娜的，我们是怎样分享着她的，我给她的那些小费应该也帮了他不少——好像这样说出来以后，我们就能更熟悉彼此了。
总而言之，他说了几句庞加莱年老力衰的话，我没有听懂，因为他的法语说得像连珠炮一样快，而且夹杂了很多俗语——说真的，他的法语简直是无懈可击。
我们回到各自的座位，开始漫无边际地闲聊。他看得出来我是英国人，他说，是从我的口音推断的。接着，他又像所有法国人一样礼貌地补充道，我的法语也说得相当好。我耍了个心计，我说我感觉他也好像有一点点口音。这话让他大吃一惊：他可是在巴黎出生在巴黎长大的，他宣称。我把话题引向报纸上德国共产主义者暴动的新闻，我说他们应该出动军队，并顺便问他有没有参军的经历。他说他曾在一九一四年应征入伍，但由于肺不好被拒收了。我又请他喝了杯酒，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以前是个旅行推销员，可他的公司破产了，从那以后……他看了看手表，说他得走了，他和我握手后离开。看来，他显然不是什么白俄罗斯军队的上校。
6月24日，星期一
我不在家时，母亲重新装修了我的房间（这是什么奇怪的强迫症？），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半的书好像都找不到了。“哎呀，我可从来没碰过你的书，亲爱的，”她说，“搞不好是漆匠，是他偷了。”我在储藏室找到了它们。她还把玛丽·罗兰珊的画挂到了楼下厕所。我拿了回来。我们有了辆新车，福特。
早上，我去了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在小饭馆午餐时，罗德里克告诉我一个新消息，他们不得不将《思想的想象》推迟到一九三〇年春季出版。出版计划排得太满了，投稿的作家太多了——都是这种蹩脚的借口。我大伤脑筋，感觉陷入了迷茫：我是个作家，但还不是真正的作家，真正的作家应该有已确实出版了的书——你可以把它拿在手里，可以去书店买到它。罗德里克说，他很喜欢我从巴黎发来的稿子，说不定我可以再多写几篇，一并收录在精装文集里。
“那小说怎么样？”我激动地说。
“哦，我们，呃，当然也很喜欢小说……”他谨慎又口齿伶俐地说，“不过我得说，我从没觉得你会成为小说家。”
“那你觉得我会成为什么，罗德里克？”
“才华横溢的作家啊，当然也随时可以转去写小说。”他完全恢复了温和愉悦的态度。
我想，正是他的怀疑真正燃起我的斗志。我在等待《思想的想象》出版期间，一定要写本自己的小说。就写一个住在巴黎的英国年轻作家，一个美貌但徐娘半老的俄国妓女，以及她宣称是自己丈夫的神秘“上校”三人之间的关系。书名该叫什么呢？
我在南肯辛顿站出了地铁，在那儿巡逻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约瑟夫·达克。很高兴又见了面，我们热情地握手，回忆起大罢工的日子。他告诉我，他现在有两个孩子了，还邀请我去他家喝茶——还是巴特西那个地址。
（6月）
达克跟我在一起很放松，可他的妻子蒂尔达就非常紧张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便是如此。她不停地道歉：为茶点道歉，为孩子们吵闹道歉，为后花园的状况道歉。小男孩名叫爱德华——“是以威尔士王子的名字取的”——小女孩叫艾瑟尔。我们穿着衬衫，坐在花园躺椅上，看着孩子们蹒跚学步。阳光很暖，我的肚子里塞满水果蛋糕，感到一种平凡的宁静降临在我身上。也许这就是生活该有的模样？一处不大不小的房子，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位妻子，一个家。所有那些毫无意义的奋斗啊野心啊——
“对不起，蛋糕不好吃吧，蒙斯图尔特先生，有点干。”
“很好吃。请叫我洛根。”
“你想吃点三明治吗？但恐怕只有鱼肉泥馅儿的了。”
她把孩子们带进屋后，达克又接着替她道歉，这让我更不自在了。“她是个好妈妈，”他说，“很勤劳，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接着，他朝我转过身说：“我非常爱她，洛根。认识蒂尔达让我成了我自己。”我想不出该如何应答这样的宣言。“你是个幸运的人，约瑟夫，”最后，我这样说，“我希望自己能有你一半的运气。”他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轻轻捏了捏。“我也希望如此。”他说，显然很开心。
他是个真诚的人，约瑟夫·达克，可我得问一问自己的态度，我不是对它们有什么怀疑，而是需要让它们接受考验。我在这里，和一个地位低微的警察喝茶，我不是在对他屈尊降贵，也不是想证明自己是个多么伟大的平等主义者。我不会四处吹嘘这次见面，但我知道，休·福瑟吉尔那样的人就会，他们会把这样的友谊当作徽章挂在身上。那么，你为什么来这儿？是他邀请的我，我接受了。我猜，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我们俩都能从彼此的陪伴中得到点什么。
（9月）
夏季旅行。七月——和本去了柏林，逛画廊。在他的建议下，我买了一小幅珍贵的水彩画，作者是克利，我没听说过。有一天晚上，我们目睹了两伙警察激烈的街头打斗。最后，终于坐火车去了维也纳—在蒂罗尔—库夫施泰因、霍尔、基茨比尔旅行。接着是萨尔茨堡—巴德伊舍—格蒙登—格拉茨。八月，苏格兰，照惯例，经由加拉希尔斯去基尔多纳。迪克的狩猎派对比往年规模更大。我不再找任何借口，直接宣布不参与战斗，只以散步、钓鱼或坐公共汽车去特威德河谷来打发时间，公共汽车沿河谷而上，开往山间平缓地带的一个个磨坊小镇。晚上，我尽情喝酒享乐。安格斯（卡塞尔）和洛蒂也在那儿。洛蒂显然对我神魂颠倒。一天晚上，客厅只剩下我们俩时，我带着些许酒意，吻了她。第二天早上，我小心翼翼地向她道歉，可她一个字都不愿听。
回忆：有一天，天气炎热，但空气清新。我沿着河岸往上走，水很浅，水流很急，河水是茶褐色的，这是特威德河的一条支流，我手里拿着一根竿子，寻找水塘。在刺眼的阳光中，岸边树林下的阴影如同黝黑的洞穴入口。我找到池塘，把我的啤酒瓶插到水边的漩涡里，钓了一个钟头鱼，我钓到三条小鳟鱼，又把它们扔回水里。我吃了面包和奶酪，喝了冰凉的啤酒，穿过田野走回基尔多纳，阳光一直照在我的背上。我在河边度过完全孤独、彻底宁静、纯然美好的一天。我必须更多地去体验这种快乐。
10月22日，星期二
小说进展不错：它的篇幅不会很长，但应该会紧张刺激，感人至深。我还没想好怎么结尾，也没想好书名。《思想的想象》校样稿到了。我很快就要实现目标了。很快。
我去汉普斯特德福瑟吉尔家晚餐。兰德看起来很累，她说工作太辛苦了——李在新政府[13]里相当忙碌。她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格迪斯·布朗的人——他三十来岁，是个画家。这引起我的警惕：他身手敏捷，肌肉发达，像个留着金色卷发的职业拳击手。他的举止透露出相当的自信。
跟福瑟吉尔一家在一起，我感觉非常放松——他们是我理想中的“别人家”。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会有什么不同？我跟弗农聊起我在柏林的旅行，告诉他我买了一幅保罗·克利的画（保罗是谁？他问——英国文化真是狭隘）。格迪斯·布朗知道保罗·克利是谁，好吧，他还即兴给我们做了十分钟介绍演讲。他赞赏了我不凡的品位：突然间，在他眼里，我变得还不错了。接着，休又对我说起政治，我点头同意墨索里尼是个禽兽，并将手伸过桌子，帮厄休拉点燃数不清是第几支的香烟。可兰德和格迪斯·布朗在哪儿？在外面露台上看星星呢。哎呀。
10月30日，星期三
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从纽约发来的电报似乎让母亲有点惊慌。她念道：“股票市场出现混乱。急需现金。”“现金？”她说，“我没有现金。”从银行借点呗，我说，然后便上楼去写我的小说了。突然，我的脑中蹦出一个书名：“女孩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