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伟大的旅程！
“尽快来中国。这里比印度更需要你！”
这份召唤来自毕海澜[1]医生，此时，他在中国，为耶鲁大学使团做一些调查工作。这让以为自己命运与印度紧密相连的我感到震惊。
“你在孟买所能取得的成就绝对不能与你在长沙的机会等量齐观，”毕海澜医生写道，“我刚沿长江而上参观了湖南。该省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排外的，但新签订的条约允许西方人在此居住、工作。这里的人们聪明、有教养、积极主动。他们肯定欢迎一位受过训练的西方医生前来开设一所现代医院。不久，你将能开办一所医科大学。这正是你应该工作的地方。来吧，别犹豫！”
“你将能开设一所医科大学”，多么具有吸引力的话语啊！这正是一直以来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不过我是打算在印度实现梦想。
为什么离开印度呢？我的父亲和祖父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我是在孟买执业的唯一的美国医师。我出生在阿莫德那格，在孟买长大。从我家后院可以看到前往加尔各答、马德拉斯、阿格拉和德里，以及恒河和印度河流域村庄的火车。黎明时，我站在家门口，向前往棉纺厂上班的工人出售小册子，获得自己的第一份收入，以换取糖果。这些可口但被污染的糖果使我感染了伤寒，在康复过程中我决定成为一名医生。印度是我家，我常常希望在那里工作。
从约翰斯·斯霍普金斯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后不久，我被美国公共卫生部派往印度，定期报告当时正肆虐的黑死病。我的职责之一就是检查前往美国港口货船的清洁，保证防鼠措施的到位，根据规则对货船的每个角落进行消毒。此外，我接受了著名的俄国科学家哈夫金[2]瘟疫实验室方法的培训，他发明的抗瘟疫的疫苗拯救了无数印度及其他各国人民的生命。为什么要离开有确定机会的印度，而前往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去面对未知的境遇呢？为什么要带着我们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泰德前往日俄正激战的中国海域呢？
在前往印度的前一年，我就听说了耶鲁大学使团关于中国的计划。我知道了在纽黑文的安森·斯托克斯[3]家召开的著名会议，当时该计划已经在朋友间传颂。他们被告知耶鲁计划的原型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印度的使团。那时，我第一次收到前往中国的邀请。我被邀请与德士敦[4]，他是1902年任命的人选，一同去往中国，成为最早派往那里的医师。我的印度经历使我当时拒绝了这份邀请。那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又被提及呢？
我再次想到毕海澜医生信中提到的“开设医科大学”。而在印度，我并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政府已经在主要省会城市开设了医学院。此外，当时美国社团显然不准备利用基督教赞助在印度建立医学院。我在印度的工作前景开始黯淡。也许在中国会有更好的机会。犹豫几周后，我决定前往中国。
乘船穿越印度洋时，我不停想起父亲爱德华·萨科特·胡美。当年他带着年轻的新娘前往孟买，担任一所男女同校中学的校长，在那里度过了近三十年。他教我热爱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些古典语言伴随了我一生。他的影响使我将东方的孩子们当作童年的朋友。
我还回想起自己的母亲，她出生在马都拉。六十年前，她的父亲约翰·艾迪·钱德勒穿越印度洋，在印度南部以传教士的身份度过了余生。
我想起祖母给我讲述的，有关她我的与祖父罗伯特·维尔森·胡美1839年一起赴印度的旅程中的生动故事。他们乘坐坚固的双桅船“维尔利号”离开塞伦前往孟买。我似乎可以看见“维尔利号”在印度洋与雨季作斗争的情形。祖母曾告诉我，尽管她很乐于与丈夫共享使团经历，但却很难接受他坚持在婚礼上交换《圣经》而不是戒指。祖父说，戒指对一位传教士夫人来讲太世俗了，就像他要求她留下的那枚珍贵的胸针一样，尽管胸针在当时是贵妇人着装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离开家和朋友的艰难如斯。
祖母故事中最吸引人的是她与桑给巴尔苏丹的会面。当“维尔利号”在桑给巴尔补给水和其他物品时，好客的苏丹邀请船长和乘客到王宫参加欢迎宴会。客人们坐在宽敞的客厅，苏丹指着角落里的东西，问游客们是否知道它是什么。那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给他的礼物。一架老式的正方形钢琴，被倒放着，四角朝天，好像某种巨大的虫子。
当祖母告诉苏丹那是什么后，他命令仆人把钢琴摆放正确。祖母是位有造诣的音乐家，正为离开她的钢琴而悲伤。她为苏丹演奏了所有记得的欢快的曲子。他不停要求弹奏新的曲目。不一会儿，他派遣给总管一份差事。几分钟后，宽敞的中门打开了，总管带着六个年轻的桑给巴尔女人返回。苏丹带着她们来到祖父面前，指着祖母说：“先生，请你带走这些年轻的女人，将她留给我。”
这是祖母在东方的第一次冒险经历。现在我也要前往未知的土地。1905年，在即将驶入太平洋的途中，我想象着自己将面临什么。
不久，在沿着中国海岸线，从香港到达上海的四天航程中，我得知我们不会被卷入战事中去，这也算是个不小的安慰。那天下午，船长在布告板上贴出一则消息，宣布日俄刚刚签署了停战协议。日本获胜了。现在的中国海域不会再有战事了。
6月19日下午，船体四周的水明显地混浊起来。在甲板上，路过的大副停下来告诉我们，凌晨时分船已经到达了长江口。我们尽量睁大眼睛，可以辨认出类似于太平洋珊瑚礁边缘的、仅仅高出海浪的海岸线。
不久，船身紧急左转，我们发现已经身处挤满各种船只的黄浦江中，从舢板到远洋轮船，应有尽有。比岸上的东西更引人注目的是，船头两侧各画有一只巨大的眼睛的帆船。大副发现我们好奇地看着这些船时，就告诉我们说，中国沿海的所有舢板都有这样的眼睛。人们认为，没有它们，船只就看不见前面的路。后来，当我们在中国内河来来往往时，也发现这些警惕的眼睛会使水手和乘客们安心。
安全航行的眼睛
当我们的船在黄浦江中拐弯时，一艘扬起全帆的大船从我们的船头边擦过。被激怒的领航员用叮当的铃声命令船只立即转向。大副看见我们的惊慌，告诉我们舢板船长经常这么做，他们认为，如果能直接在大船前面穿行，就能够驱除任何可能追逐他们的厄运。看到领航员已经避免撞到冒犯者，大副松了口气，说道：“当你在长江上航行时，将会发现很多水手在舰桥处都放有装满石头的篮子，用来对付那些耍这种奸计的人。这比咒骂有效得多！”
五点过后，船停靠在上海港码头。上岸后，我们便乘坐人力车离开，度过了在中国的第一晚。上岸后的第一时间，我就提醒自己，我不仅仅是个游客，也不仅仅是个环游世界的观光者。在这之前，我们从未在小旅馆住宿过。一天，从香港带来的照顾小儿子泰德的阿嬷走来告诉我：“主人，一号房的男孩病了。他请你去看病。”这位阿嬷是在这段旅途中临时服务的保姆，只会讲不太标准的英语。那时我并未意识到她所说的“看病”是一个日常用语，是一个所有中国人请大夫都会用到的古老词汇。
一望无际的稻田
到达上海后的第三个晚上，我们又上路了。舒适的汽轮很早就出发了。我们醒来后，从特等舱窗户往外望，发现汽轮正沿着河岸前行。大地沿着船舷向外延伸，直到肉眼看不见的地方。那是一种可爱的浅绿，是稻谷新芽的绿。在某些地方，新发芽的稻子正被从温床移植到水涝地里，这样很快就能成为真正的稻田。经过一块水田时，我们看见一头懒洋洋的大水牛，一个小男孩正舒适地骑在它的背上。刚好在前一天，我们看到这种强壮的动物在泥泞的地方耕犁。今天，它和背上的小男孩一起享受着清闲的生活。
强壮的水牛
河道里满是舢板。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到处是刚用桐油刷过的船体，棕色的帆、白色的帆、蓝色的帆、正方形的帆和长方形的帆！大多数时候，船上只剩下竹子做的架子，上面挂着些破破烂烂的粗布衣服，几乎不能迎风行驶。所有的船，无论大小，好像式样都不同。船长给我们转述了中国水手告诉他的事情。“河上的每个村庄和城镇都有自己的舢板式样，”他说，“那边那种有点方的运货舢板来自南通，就是我们刚刚经过的一个小地方。它前面的那种长船往返于杭州以北的大运河上，在镇江进入长江。帆的样式和舢板一样，各地都不同。”然后，他补充道：“我在长江上做了二十年的水手，直到现在才能辨别它们。那艘正缓慢航行的有着高桅杆的大舢板，是前往湖南的盐船。它在海港装载盐，然后运往长沙。”
长沙！船长在描述长江上的船只时，我们听到了这个名字，热切听着，并希望能再次听到。这本是我们唯一能理解的单词。但现在，因为他提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所有的谈话都好像有了意义。
船长转述着水手所讲到的有关这座内陆城市的情况。很多下游的人们并不了解长沙，有的也许只是知道它在太平天国被镇压时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它是个重要的贸易中心，盐从海边运到这里，向更小的船只分发。
船长指着一队货船说，他们应该会对医生有兴趣。他们来自长江上游峡谷的万县，将毛地黄、附子及其他中草药运往海外。他告诉我，四川供应了中国四分之三的植物类药物，还有大量运往海外。所有这些都经由长江的货船运输。
船行三日后，江面仍有一英里宽。江水也足够深，可以让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海轮自由来往。我们继续前行，日复一日，长江好像已经控制了我们的一切。靠近水面的是流动的沙洲和危险的激流，深处有许多暗藏的礁石。在巨大水流的深处，有着古老中国生活和传统的永恒与坚定。长江发源于远方，它的洪水量不断地因小河小溪而增加，每个支流都成为较大水流的一部分。没有激浪，没有泡沫，它们悄无声息地汇入长江的洪流中。长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象征。
[1] 毕海澜（Dr.Harlan Beach，1854—1933）：美国公理会在华传教士，是最早创办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人士之一。
[2] 哈夫金（Haffkine，1860—1930）：出生于俄国敖德萨，1899年加入英国国籍，著名细菌学家。他研制成功了预防霍乱疫苗，并尝试研制了鼠疫疫苗。
[3] 安森·斯托克斯（Anson P.Stokes，1874-1958）：时任耶鲁大学校长秘书。
[4] 劳伦斯·德士敦（Rev.Lawrence Thurston，？—1904）：雅礼协会主要创始人之一，1902年赴中国传教，1903年患肺结核，次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