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远古时代开始，医学界的人们就孜孜不倦地学习其他医生取得的进步。只要超越界限，深入分享他人的文化和生活，发现医学的问题和方法，距离对他们来说就不是问题。旅行者显然学会了这些，因为他们记住了医学不仅有科学原则和技巧知识，而且还包括社会方式和人类同情。医学的目标，尤其是在应用方面，只有在“极其紧密地与人类思想的所有启示和经验资源联系”时才能达成。
中国医学和西方医学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在长城后孤立地存在了几千年。万里长城是古老帝国联合起来对抗侵略者的纽带，同时也为许多人进进出出旅行提供了通路，交换着东西方的财富。献给国王的贡品和许多国家的财富通过这些关口进出，医学知识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交换。
为汉武帝寻找伊朗马匹的旅行队伍中就有医生。他们穿过中国通往伊朗边境的沙漠和雪山，旅程长达十二年。中国医生携带着药物从伊朗返回，最后证明，这些药物对于中国比皇帝渴望的马匹更有意义。
当忽必烈攻打欧洲的时候，他的随行医生与伊朗医生之间就进行过交流。他们向伊朗医生和在土耳其遇到的医生传授接种牛痘痂防治天花的方法。
但这仅仅是交流的开始。7世纪到达中国的基督教牧师们带去了欧洲早期修道院和收容所使用的香油和药草。其他的宗教旅行者跟随这脚步，1300年左右，基督徒再次到达中国。那次，马可·波罗拜访了蒙古皇帝，使他们了解了中世纪意大利的贸易、宗教、医学和政治。
16世纪，欧洲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主要通过教会使团，他们多是耶稣会士。这些传教士中最有名的就是利玛窦，他于1601年抵达北京。他和其他基督徒的学术讨论涵盖了伦理学、数学和天文学。1692年，三位耶稣会士使用秘鲁的金鸡纳树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那是罗马教廷刚刚寄给他们的。
谁知道16、17世纪葡萄牙的小帆船和荷兰及英格兰商船的医生带了什么药物去中国呢？
中国人不是普通的旅行者。在1516年葡萄牙旅行者拉斐尔·佩雷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到达中国之前，“中国的地图绘制者就显示出对亚洲地区，从日本到红海，从西伯利亚到马六甲相当地熟悉。正如裴化行[1]（Henri Bernard）神父最近指出的，他们比当代欧洲制图者伟大”。
他们的航行带回了阿拉伯人称之为“阿芙蓉”的鸦片，还有香料、丁香和胡椒等等，这些将丰富他们的厨艺和医术。
虔诚的佛教徒法显、玄奘和其他人越过几乎是不可通行的喜马拉雅山脉，去印度学习佛教。返回时，他们带回的食谱和营养原则，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他们还在防止传染病扩散方面创造了奇迹。
渐渐地，人们开始懂得欣赏跨地域或跨海洋的文化。朝圣者、使节、商人以及使团让互相欣赏成为可能。
15世纪后，东西方或因商业刺激，或因宗教、哲学信仰，或因艺术、医学，开始不可避免地向外发展。当他们相遇时，对于彼此的理解也增强了。
早期旅行者仅仅是出于好奇记录下异乎寻常的东西，并没有学习那些医学实践者的真正想法。不论来自中国还是西方，很多人开始时都对对方秉持着漫不经心，甚至可以说是蔑视的态度。他们常常带着一种优越感，如中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西方人则认为他们被授予商业天堂的光芒。几个世纪过去了，双方才真正让步，承认对方也有智慧。
真正无畏的人注定会相遇，因为他们的灵魂是相近的，他们的勇敢和坚韧是相似的。李时珍和施米德博格[2]观察到的是相似的物质，希波克拉底[3]和扁鹊也有类似的精神，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内科学大师奥斯勒[4]和张仲景都曾给他们的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西方医生接受的是实验科学方法，他们一开始时怀疑中国医学是很自然的事情。几千年来，在没有解剖、没有对照实验的情况下，哪有什么科学研究的证据？科学家们质疑，药铺里售卖的药品，如龙齿、虎骨和鹿茸等，除了古人曾使用过以证明其重要性外，哪有什么可能的治疗价值呢？
然而，如果西方的医生怀着理解与同情来中国生活一段时间，那么他的看法就会逐步产生变化。在古代医学体系中，存在着某些未知的价值。古老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对于中医取得的一些疗效，西医也无法简单地解释。他们开始自问，当时有经验的中国医生是如何深入理解人性的，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快地认识到隐藏在疾病表象下的社会、宗教和经济因素。
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西方人开始尝试理解中国的医学思想，中国人也开始认识到需要通过西方的方法达到科学医学。这是一段独特的经历。
本书是一份个人纪录，是一份关于一位美国医生如何发现医学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建造师的记录。
[1] 裴化行（Henri Bernard，1897—1940？）：法国人，耶稣会士。于20世纪20年代末来中国传教，曾任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神父、天津教区教长，精通中文。著有《利玛窦神父传》《传教士列传》等。
[2] 奥斯瓦尔德·施米德博格（Oswald Schmiedeberg，1838—1921）：德国药理学家，被誉为“现代药理学之父”。
[3]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前460—前377）：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的奠基人，提出了“体液学说”，对西方医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
[4] 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加拿大医学家、病理学家、教育家，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四位创建者之一，被誉为现代医学之父。他在北美推行的住院医师制度和床边教学制度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医学的教育体系，成为一百年来医学教育的基本制度，开创了现代医学教育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