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写在前面

（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哲学。

五千年来，中华文明也曾有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艰难历程，但从来没有中断过。这种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世代相传，应归功于早已融入民族血液的历史文化基因。

因此，每当遇到发展转型的重大关口，回溯历史，反思过往，认真审视曾经走过的道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

我们常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不得不承认，“以史为鉴”已成为我国史学的一个传统。

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历史也一再证明，谁自认为可以摆脱历史发展规律的约束，谁就必将落个最终被历史嘲弄的下场。

但是，历史的价值果真如此吗？

吕思勉先生在谈及历史的用处时说，古人所讲是“前车之鉴”，使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可是仔细想一想，也不很对。世界上除了极愚笨的人以外，绝没有死板地模仿古人的，因社会的现象时时刻刻在改变，世界上绝无两件完全相同的事，也没有重演的历史，所以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也是错误的。[1]

这话的意思，大概与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格言有些接近。从现实情况看，历史究竟能否起到“镜鉴”的作用，也并不是那么确定无疑的。

陈寅恪先生有“读史早知今日事”的感慨，其心境我们已无从得知了。巴枯宁有言：历史的唯一用处，是警诫人不要再那么样。而周作人则反其言曰：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们又要这样了。

还有更极端的：“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汲取历史教训。”相对说来，托克维尔的比喻要温和些：历史就如同一座画廊，在那里，复制品很多，但原创很少。

复制品多了，就难免滥竽充数。

在被誉为“天才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篇，马克思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2]

有人为人类的愚蠢和这糟糕的世界而哭泣，有人却对此嗤之以鼻。历史的循环往复让人感到失望和悲哀，也反证了它作为“镜鉴”的不可靠。

（三）

在陈乐民先生看来，“以史为鉴”不应是历史写作的唯一准则。因“以史为鉴”难免被作史者的个人好恶所左右，以为可鉴者取之，无足鉴者则去之；乃至于矫史以应时，则史将不史矣。

这就明确指出了“以史为鉴”的局限性。

即，“以史为鉴”要看所鉴者何。若治史者先存此想，那么在对待一些历史问题上，便可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图去取鉴，则历史就难免要失去它的客观性。

历史研究首先应是力求客观而准确地研究历史，使后来的人愈来愈有可能接受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先抱着“以史为鉴”的目的。也就是说，“以史为鉴”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副产品”而存在的。[3]

这就对作史者本人的价值观以及写作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离现在越近的历史反而越难书写，越容易被篡改。我国素有“本朝人不著本朝史”“盛世修史”的惯例，既是要免于个人情感、恩怨对“持中为史”原则的伤害，更是为了尽可能地确保史书记载的客观性。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施宾格勒也说：“一个时代的历史，只有当它在时间上是相隔很远的，而且历史学家也根本和它无利害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客观的论述。”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历史的真相总是越往后看得越清。

这就是历史书写的吊诡之处。

（四）

那么，究竟谁在书写历史呢？

据考证，“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出自纳粹军官阿希姆·派普，那是他战败后发出的无奈悲叹。这只是前半句，后半句是这样的：“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晓得。”

据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引用过这句话，不过，传到中国后就只剩下了前半句。这就是典型的“拿来主义”模式。

时至今日，仍有一部分自诩为“独立公知”的“高明人士”，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作为对现当代历史教科书写作范式的揶揄和讽刺。

但也有人针锋相对，一针见血地指明这些人的懦弱与可笑。他们认为，历史就当由胜利者书写，并且，只有胜利者才有能力书写历史，才有气度写出真实的历史。因为，他们对于如何取得胜利的过程，已不需要再说什么谎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胜利者都有这样的气度与胸襟。自古而今，对自己的过去粉饰包装者有之，对失败者的功绩故意抹黑者有之，甚至颠倒是非者亦有之。

二战期间，苏联军队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卡廷惨案”，对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进行了有预谋有组织的屠杀。作为战胜国，苏联一直将此罪行嫁祸给法西斯德国，但半个多世纪后，真相终大白于天下。

归根结底，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即便是胜利者，也无法完全掌控历史的书写。

甚至，历史是谁书写的，并不那么重要。不断地探求历史的真相，才是永恒的追求所在。

（五）

但历史的真相在哪呢？这又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格言突然间就冒了出来，找不到主人，譬如“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

确切地说，胡适并没有说过这句“名言”。

他在介绍詹姆士的“实验主义”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4]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说的是“实在”，而不是“历史”。把“实在”改换成“历史”，这是冯友兰先生的发明。

他在批判胡适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

虽然胡适没有说过“历史是小姑娘”之类的话，但他的确对历史上的很多“定论”产生过怀疑，用他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去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澄清了许多历史的谜题。

（六）

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胡适提出了“箭垛式的人物”论题。对于这个名词，他在《〈三侠五义〉序》中解释道：

“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中古有许多制作，后人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创始的，也就都归到周公的身上，于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圣人，忙得不得了，忙得他‘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这种有福的人物，我曾替他们取了个名字，叫‘箭垛式的人物’；就同小说上说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这一番解释颇道出了历史的部分真相。

受到历史宠爱的人，一些好事，即便不是他做的，也会向他身上集中。同理，受到历史唾弃的人，一些坏事，即便他没有做，也会安插在他的身上。

比如，商纣王、隋炀帝，是否真的像历史记载那样荒淫无道、昏聩无能，实在不好说。至少，帝辛征讨淮夷开疆拓土，炀帝开通运河泽被后世，这份历史功劳不应遭到抹杀。[5]

（七）

“《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这本有激励人们正视自身缺点，以利于更加发愤图强的意味，但在责备贤者的同时，往往有意无意地放过奸佞，实在是失了本意。

非要在岳飞身上找出“不该上疏立太子”的莽撞，非要在秦桧身上找出“字写得不错”的优点；非要从于谦身上找出“太过刚直”的局限，非要在徐有贞身上发现“识时务”的长处。

文天祥、史可法不再是民族英雄，张弘范、洪承畴之流反倒成了开国元勋！

历史研究到如此份上，焉能不令后人心寒！历史的价值亦荡然无存。

（八）

主人与奴隶看似两个极端，但其不自由的程度，却并无二致。

同样，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如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那么，美化与丑化、歌功颂德与谩骂攻击、阿谀奉承与无理指责，实则同一命运。

统一北方的曹操，历来都被刻画成一副“乱臣贼子”的奸臣嘴脸，这种历史认知固不足取，然颇具“枭雄之姿”的刘备，难道就一定喜欢“长厚而似伪”的形象吗？

清朝末年，李鸿章去世后不久，维新领袖梁启超撰写了气势恢宏的《李鸿章传》，全面客观评判了李鸿章一生的功过得失，“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展现了“新史学”大家的卓越风采。

在“自记”中，任公写道：“盖作史者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 me as me，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九）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个人的情感微不足道。但好的文章往往能在其中发现作者的真感情，或褒扬，或贬斥，总是带有一种“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

我们读陈寅恪、钱穆、贺麟等人的著述，便能时不时地感受到那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和敬意”的态度。仿佛他们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再是冷冰冰的逝者，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是立体的、鲜活的。

但“温情”绝不是文化本位的盲目自恋，更不是无原则的遮掩袒护。外表冷峻，内心热烈，回望历史的基本立足点，仍应是自省与批判。

（十）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浮华散尽，谁是历史主宰？

历史不仅是一种事实的叙述，更是一种后人的评价。后人总是依照自己的时代价值观与利益取向来评论历史。

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中写道：“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

在英雄豪杰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体现天赋创见、豪迈刚毅和英勇崇高道德的永不熄灭的光源”，[6]其闪烁的光芒，在某种程度照亮了世界的黑暗。

诚然，历史中的人物和故事，已永远地成为过去，但其思想和精神永存。西人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正是思想成就了人的伟大。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原因即在于，一切真历史首先是思想史。真的思想不会湮灭，它绝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依然活着的当下。

唯人格至上，唯风骨长存，唯精神不朽！

（十一）

热爱历史的人，他的心思，终归离不开现在。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诉诸历史，那实在是因为我们更加关注当下。

2017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