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再造汉室的“准皇帝”霍光

大汉雄风，万里长空，造就无数英雄人物。西汉两百年，正值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发展的早期，整个社会充满着勃放璀璨奋发有为朝阳般的锐气，朝廷政局诡谲多变，政治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为世人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

此间三位政治人物先后代行君主权力，使汉代政局及发展走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吕雉专权称制十五年，可谓“真天子”，《史记·吕太后本纪》更将惠帝一朝囊括其中；王莽在篡汉立新之前即自称“假皇帝”“摄皇帝”。在刘氏子孙眼中，此二人都不会落下什么好名声。唯独霍光，于汉武帝死后秉政近二十年，成为事实上的“准皇帝”，开创了昭宣之治的盛世局面，立下了再造汉室中兴社稷的不可磨灭功勋。

建“守文”之局

盖世雄主武帝御宇五十四年，征伐四夷师行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海内虚耗、百姓疲敝。司马光批评其“穷奢极欲，繁刑重敛，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然秦亡汉兴者，“在于其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7]

“晚而改过”，指他晚年痛下轮台“罪己之诏”，凡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顾托得人”便是霍光。“轮台诏”启动了由穷兵黩武向休养生息政策转变的闸门，也为继任者能够顺利建立“守文”政局扫清了障碍。否则，依霍光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性格，很难说他会在武帝一死便立即改弦更张、变更法制。

武帝晚年遍察群臣，认为霍光“忠厚可任大事”，命人绘制“周公负成王图”赐予他，任命其为大司马大将军，将幼子弗陵及江山社稷一体托付。同时受诏辅政的尚有金日磾、上官桀，以及新任御史大夫桑弘羊。

这样一个辅政集团并非铁板一块，尤其是桑弘羊临危受命，预示着政策转变过程中还可能出现波折。金日磾并非华族，乃匈奴人，于昭帝即位后不久死去。上官桀、桑弘羊则渐与霍光发生冲突，表面上看是私怨，因争相欲为子弟求官被驳回，便勾结鄂邑盖长公主与燕王旦，形成“反霍集团”。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政见的不同。桑弘羊颇具理财干略，武帝征讨四夷，他厥功甚伟，因此深得宠信。但霍光秉承武帝遗愿，逐渐转向与民休养生息，自然用不着大规模地搜敛聚集财富，这就势必削弱了桑弘羊在朝中的权势。两种势力之间的矛盾遂日趋激化。

盐铁会议便是这场争论的实录。霍光所中意的“贤良文学”建言，“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示以俭节”。桑弘羊却认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8]其实这样说本没有错，然事异备变，此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变化了。

短期看，盐铁官营政策能够使国家财富迅速积聚，足供君主大肆挥霍、耀武扬威。然而发展到后期，财富往往集中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导致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损害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利益，加剧社会矛盾。从地主阶级整体及汉王朝长远发展考虑，彻底终结武帝时期的战争政策，开启与民休养的和平状态，符合历史发展大势，而桑弘羊主张的经济政策与之格格不入，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在霍光受诏辅政前，上官桀的职位更高，桑弘羊则更受武帝倚重。当燕王旦、盖长公主等宗室联合他们合谋发动反叛时，霍光却能不动声色地将其一举消灭，此中固然由于昭帝聪慧，能够识破他们的邪谋，但霍光政治手腕可见一斑，政治能量亦远非常人可比。待政敌尽去，霍光权任益专，得以掌控朝局，史称“政事一决于大将军令”。

行“废立”之事

昭帝在位十三年，死后无嗣，霍光遂决定迎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入统。谁知刘贺即位后淫戏无度，不足一月就干了荒唐事无数件。对此，霍光忧懑不已，大司农田延年劝其“更选贤而立之”。霍光便问此类事情可有先例，延年则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

在找到历史依据后，霍光便召集九卿于未央宫议事。他首先提议说：“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听此言皆惊愕失色，不敢说话，但唯唯而已。此时，田延年离席向前，按剑说：“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这些话当然是事先与霍光沟通好的，不过是二人演的“双簧戏”。

听了这些，霍光谢过道：“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9]于是，霍光以皇太后（上官桀孙女，亦霍光外孙女）诏书把刘贺废掉，力主迎立武帝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承继大统，是为汉宣帝。

两立一废，何等惊心动魄！面对非常之大难，“处之晏如也”。原本随时可能演化成流血冲突的宫廷政变，霍光顷刻之间便解决了。行人之所不敢行，当人之所不敢当，唯有胆有识敢于担当的大政治家方做得出来。古来大臣擅自废立君主者，多是篡夺江山社稷的前奏，被视为大逆无道之举，然霍光三行废立，“伊霍之事”美名流传千古，若非出自公心，青史昭昭，众口悠悠，又岂能瞒天过海？

所谓“不学无术”

班固于《汉书·霍光传》中讥讽他“不学无术”，大概在许多人看来，身为辅政大臣，竟连伊尹相殷、周公摄政之事也不清楚，可知是“不学”到何种程度。

史称寇准做宰相后，向张咏请教学问，而张咏早就对人说过，“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耳”。如今见他来请教，便委婉地回答，“《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初不解张咏话意，待读到“不学无术”这句话时，猛然省悟：“张公言我，正是此句。”[10]此典一出，霍光“不学无术”才真正算得上有名气了。

我们且不说霍光对于这两件事的“不知”，或许是他一贯谨慎小心的性格所致。实则，“学”未必“有术”，“不学”亦未必“无术”；纵观历史，有“不学之学”，亦有“学而未学”。

据《汉书·霍去病传》，武帝尝欲使人教之吴、孙兵法，去病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故兵法。”此言虽失之偏颇，却也不无一定的道理。试想，若去病死读兵书、拘执古法，又怎能大破匈奴、封狼居胥？霍光是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自幼跟随在哥哥身边，耳濡目染，受其熏陶，多少沾染了些类似的习气，亦未可知。

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更不宜将学问高低多寡作为评判其政治才干及历史功绩的标准。赵普即被时人藐视“学问不多”，然先后三次拜相，“杯酒释兵权”、先南后北统一方略，足见其治国手段，“半部《论语》治天下”亦非虚语；澶渊之盟奠定宋辽百年和平，寇准又岂是一介书生？

相反，东汉的儒生、南宋的士大夫，个个饱读诗书，信奉儒家伦理，有时竟到了不知变通的地步。李固、陈藩的学问道德，世人皆知。但一个总想与虎谋皮，终被虎噬；一个在年近八旬时谋诛宦官不成，反为所害。二人都是朝廷的宰辅大臣，也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但这虚名于社稷终有什么用处呢？

一向主张经世致用的黄震，有感于南宋士大夫空谈义理的不切实际，就不认可对霍光“不学无术”的非议。认为霍光在“武帝五十余年骚动疲极之余，海内萧然，几无所措手足”的情况下，能够以“弘毅开济之资，托六尺之孤，任四海之寄，迄三十年，中兴汉室”，“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岂后世泛泛文墨议论，若私意小智以为术者，能与于此哉？”[11]

从极简略的历史记载看，霍光辅政近二十年，国家在内政建设方面几乎没有发生重大的事件，不过是废除一些武帝时期大肆搜敛百姓财富的举措，并继续执行一些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的政策而已。霍光本人确实没有张居正的学识，没有能力去实施一揽子的改革新政；也没有如王安石一般动辄颁布新的法令实行轰轰烈烈的大变法；更没有像王莽那样，将国家治理等同儿戏，变着花样地翻新国家政令，朝令夕改、胡乱折腾。

治大国若烹小鲜，与民休养时期，最忌讳国家政策的频繁改动，劳民扰民更是大忌。霍光明知时务所需，大体以“轮台诏”为施政方针，一反武帝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作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外则与匈奴言和、避免征战，大汉帝国再度走上承平之途。霍光的治国能力是不容否定的。

所谓“乱政”实质

《春秋》责备贤者，霍光辅政之功并非没有异议。严厉苛刻者莫过于批评他“乱政”，作为内朝官员，僭越了太多原本不属于他的权力。

钱穆先生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在皇宫另设一名大司马大将军作为内朝领袖，其职责本是专供皇帝驱使，外廷首脑依然是丞相，皇宫和朝廷很容易发生冲突。[12]武帝临死前任命的顾命大臣中并没有丞相，他并不相信这些人。

昭帝即位，年幼势弱，无法亲政，由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官衔摄政，其中“大司马大将军”只是个头衔，“领尚书事”则是总揽皇帝宫内秘书处的事务，替皇帝代批公文。这么一来，丞相事实上反成了他的僚属。

要结合武帝以来汉朝中央政府权力的分配与整合，历史才能看得更清楚。武帝一朝内政的基本原则是，不允许有另一种与君权相抗衡的势力存在。作为绝对君权论者，雄才大略如武帝，不仅剥夺了原本属于丞相的职权，而且对于丞相极端猜疑，致使皇帝与丞相的关系异常紧张，他前后任命了十三名丞相，有七人死于非命。其中，窦婴弃市，田蚡暴毙，李蔡、庄青翟、赵周皆下狱自杀，公孙贺族诛，刘屈氂腰斩、妻枭首；其他如卫绾、许昌、薛泽被免职，唯石庆、公孙弘、田千秋得以终老，而田千秋死于昭帝时期。[13]

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不单单是让他总领内朝，实际上是代君主处理朝政，以便控制丞相百官，延续他所创立的政治秩序，最根本的还是要霍光以外戚身份维护汉室皇族利益。

在讨论废掉昌邑王时，霍光代表皇室召集官员开会，有人认为该请丞相参加。霍光却说，这是皇帝家事，用不着丞相参加，我们只议定请示皇太后就完了。他们也确实是商议后才通知丞相的。

据《资治通鉴》，霍光、张安世既定议，乃使田延年报丞相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身更衣，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豫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14]真是佩服这位丞相夫人，不愧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女儿，政治见识远在丞相之上，也可见当时的丞相只不过是应景而已。诚如霍光之子禹所言，百官“视丞相亡如也”。

霍光当然是权臣，而且是西汉前所未有的权臣。他行使了许多原本专属于丞相的权力，名不正则言不顺，也就是说他的职权并不具有合法性，这正如张居正有宰相之实而无宰相之名一样。但霍光还是谨遵礼法，在上呈皇太后请废昌邑王的奏书中，把丞相排在了第一位，而把自己排在第二位。他知道自己不能代表满朝的大臣，只有丞相才有这资格，他不过是皇帝本人的奴仆。

麒麟阁上千秋名

尽管武帝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劳民之举实乃“袭亡秦之迹”，且在“轮台诏”之前至少二十年，他就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就应该着手实行政策的转折，但他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不得已才于最后时刻颁布“罪己之诏”，借以收买人心。虽然最终产生了“起死回生”的功效，但教训实在惨痛。

尽管桑弘羊是古代少有的理财专家，“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为武帝征讨四方立下汗马功劳，但其未能紧跟历史发展潮流，适时改变政策主张，终于一步步走向覆灭深渊。

窃以为霍光及其家族的悲剧，恰与武帝、桑弘羊所犯错误如出一辙。伊尹流放帝太甲三年而“授之政”，周公摄政七年而归政于成王，霍光秉政近二十年，仍未见其归政的意向和行动。特别是宣帝即位后，霍光不能及时认识到自己辅政的使命已然完成，于其生前顺利归政于宣帝；霍氏一族在霍光死后仍然骄横跋扈，不知收敛，妄图长期保有那些原本就不正当的权力，未能深刻洞察宣帝改革内政的意向，这些都造成了其家族覆灭的悲剧。

曾国藩于家书中写道：“日中则昃（zè），月盈则亏，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人手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15]“概”可引申为刮平、削平之义。曾氏的意思是指，人满了，天会来概，人会来概，天概无形，人概可见。霍氏族诛，正是天概、人概的结果。反观拥立之功仅次于霍光的大将军张安世，处处维护宣帝及宰相的权威，深得朝廷器重，卒以寿终。

虽然历史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宣帝剪除霍氏与明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不宜相提并论。宣帝自幼生长民间，深知百姓疾苦、吏治得失，颇有高祖刘邦之风，加之性格沉毅机警，使其具有了那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皇族子弟不可能具有的政治素质，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代杰出帝王、中兴令主。

昭宣之治前后近四十年，从时间上看，霍光秉政、宣帝亲政各占一半。如果说霍光的主要功绩是实现了由黩武向“守文”的转变，那么宣帝则要试图恢复武帝之前政治的常态。

大将军一职始于卫青，当时不过总领天下兵马，只因卫青兼具皇亲国戚的身份，朝臣很是忌惮，使其职位颇显尊贵。霍光担任大司马大将军，兼领尚书事，以内朝领袖总揽政务，本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并非政治制度应有的常态。宣帝心中所想，乃是恢复朝廷正常的政治制度，即由丞相主持国政，自己则总其大纲而已。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霍氏族人认为“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都感到十分担忧。恰恰是这几句话，而不是史书所谓的“祸萌骖乘”“芒刺在背”，才真正道出了问题实质。

在族灭霍氏后，宣帝便恢复旧制，矫正了武帝以来猜忌丞相的缺点，对丞相委以国政，亲信无间。当时，良相循吏辈出，不论是中央三公，还是地方官吏，都贤能称职。丞相魏相、丙吉更是被时人誉作萧何、曹参，不正说明宣帝改革内政的目标，恰是要恢复汉朝开国时的政治制度吗？

武帝信奉绝对权力，通过内朝自行掌控政府，已露君主专制端倪。昭帝年幼无法亲政，霍光则实际上代行君主权力，把丞相为首的外廷官员甩在一边，不放在眼里。宣帝既不愿步武帝后尘，那是“亡秦之失”，更不愿做昭帝，那是木偶傀儡，他只是确保君权能够有效控制相权，“霸王道杂之”，“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而这也被誉为汉代政治的极致。[16]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是绝不需要一个权力大得足以与君主相当的大司马大将军的。

宣帝期间，朝廷设置西域都护府，使中央政府首次直接控制西域；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举国欢腾。刘向以为，宣帝时“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文帝之时，汉帝国的隆盛至此到达顶峰，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宣帝奉行的治国理政方针是分不开的。

青史未必尽成灰。宣帝始终没有忘怀霍光再造汉室的历史功勋，称赞其“功德茂盛，功如萧相国”。在其执政后期，令人绘制十一名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示纪念，而霍光一直都被恭敬地列在第一位，且为表示尊重，独不写出霍光全名，只尊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