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水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对本文展开论述之前，首先需要解释晋水及其晋水流域这两个名称。《汉书·地理志》言：“晋阳晋水所出东入汾”，说的是晋水在晋阳（今太原），乃汾水之支流。至于其具体位置，刘大鹏在《晋水志》中做了这样的说明：

晋祠在悬瓮山麓而晋水之源发于祠下，其泉不一。水最旺者曰难老泉，若善利泉之水微细无多，极旺不及难老泉三十分之一，至圣母殿前鱼沼之水则又次之。

晋水始出之处，难老泉、善利泉、鱼沼泉是也125。

此当视作对晋水源流之考。

至于晋水流域的范围，《晋水志》中有这样的描述：“晋水行达之处，小者暗溪八角池玉带河，大者北河南河中河陆堡河是也。”“泉出之处，瓮石为塘，分南北渎。又分为四河，溉田凡三万亩有奇。沾其泽者，凡三十余村庄。流灌垂邑之半，东南会于汾。”126由此可知，晋水流域指的是晋水流出发源地分水后四河各自覆盖到的区域。从资料中来看，这一区域共计三十六个村庄。本篇所要研究的对象正是晋水所及的这些村落。

（一）晋水流域之地理形势

从地图上看，晋水流域村落背靠西山九峪，东濒汾水，依山傍水，分布于山水之间。往西群山耸立，自南而北依次有苇谷山、蚕石山、尖山、象山、悬瓮山、天龙山、龙山、卧虎山、太山、蒙山等，众山皆为东北西南走向。群山结合部也因此形成九条大致呈东西走向的山峪，俗称九峪，自南而北呈线形排列。其中，柳子峪、马坊峪、明仙峪、风峪四峪正对着晋水流域村落。每逢雨季，山水自高处奔腾而下，携石带沙，经晋水流域后汇入汾河。往东汾河自北而南擦着本流域边缘地带流过，利害交相而至。

（二）晋水流域之传统产业与明清以来之新兴产业

晋水流域有着悠久的水利发展史，据史料记载：

太原水利眆自汉元初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旧沟渠，溉灌官私田。郦道元《水经注》所谓因智伯遏晋水灌晋阳之遗迹而蓄以为沼者也。其渎乘高，东注于晋阳城以灌溉，东南出城，注于汾水。至宋时知县陈知白分引晋水教民灌溉而利斯溥焉，公乘良弼作记美之。神宗八年七月，太原草泽史守一修晋祠水利溉田六百余顷。明冀宁道苏君立水利禁例而其法始密。国朝以来屡加修葺，申明条例，则利愈溥而法愈密矣。127

由于有着充沛的水源和发达的渠灌系统，以及严密的水利规约，使得农业尤其是水稻种植自古以来就是本地最为发达且颇具特色的传统产业。“晋省山多而水少且水性湍急，稻田尤非所宜。惟原邑稻田差多而他禾亦因之并溉焉。”128其中的“稻田”即是指晋水流域的水稻种植。从宋神宗八年有关晋祠灌溉地亩数的最高纪录“六百余顷”来看，其大多为稻田，可见晋水流域稻田种植之广，关系一邑民生之重。除稻田外，晋水流域之田地还有三种类型。“其田分为四等，曰稻田；曰藕田，即水田也；曰蓝田；曰禾田，俗呼白地也。”129等级不同，用水规则也不同：稻田口，常开不闭；水田口，细水长流；蓝田口，时时用水；禾田口，开一口以闭众口，旁竖放水巡牌。130

本区域农业之外的其他传统产业包括水磨加工业和洗纸业。在晋水流域诸河，利用水磨加工粮食与农田灌溉一样具有悠久的发展史。水磨大约形成于宋嘉祐五年（1037）南北河分水之时。据刘大鹏《晋祠志》记载，直至光绪末年，晋祠正常生产的水磨共74盘，其中北河20盘，中河28盘，南河11盘，陆堡河15盘。水磨由木轮和两石盘组成，上石盘固定，悬挂在空中，上有一小眼为粮食的加工入口；下石盘与木轮连在一起转动。由于晋水水量充沛，利用流水速度和势差冲击木轮旋转，再由木轮带动石盘转动，两石盘通过摩擦挤压，把粮食粉碎，形成各种粮食制品。131至于水磨的生产能力，“北河水磨共二十盘，每盘一日磨粟一二石至三四石”132。由于晋祠磨坊业发达，甚至影响太原的粮面价格，利益颇厚。晋水南河王郭村73岁的闫慧说：“水磨都是有钱人家的。”该村75岁的任海生老人提到过去本村一位外号“残相公”的王姓财主，拥有三盘磨，九百亩土地，得意地宣称“三盘连夜转，九顷不靠天”，就是说即使在大旱之年，依靠水磨的转动，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即使老天不下雨，他家的田靠晋祠水也能丰收。晋祠风俗，富者以有水磨为美产，商人以守水磨为良业，昔日商贾林立，车水马龙，水磨旋转，市场繁荣，晋祠遂成为米面交易中心。每天都有一批送面队伍到晋阳城和清源等地，河东刘家堡、北格等村的粮食多运到晋祠加工。西山煤矿众多，拖煤用大量青壮年，是粮食和米面的主要消费区。133正因为如此，晋水流域水磨业得以长盛不衰。由于水磨的大量存在，对水量的需求也相当大，这样在水磨业与灌溉业之间就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

洗纸业虽不似水磨业一样普遍，却也是晋水流域颇具特色的传统行业。洗纸业在赤桥村最为发达。在赤桥村从事农业者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二三以制造草纸来维持生计。“赤桥村数十百家均赖造纸为生，一日无水则生计有碍。每岁春秋二季，决水挑河，赤桥水涸，村人均诣石塘洗纸，返造成纸易金钱，以养身家。”134洗纸业起于何时虽无从考证，但在光绪时就有“历年久远”的记载，说明已兴起很久了。洗纸虽需水无多，且不妨碍灌溉用水，但因水权归属问题，也多与其他用水者起争端。

此外，晋水流域背靠的西山九峪富含矿藏，尤以煤、矾等矿居多。在平地河谷开发罄尽后，晋水流域及本区域以外之人多赴深山，或开荒垦田，或攻窑开矿，坐享资源之利。山中小村落多是围绕某一水源及可耕之田形成的，人户较少，多为十余户；一些山村的形成则与煤矿、矾矿开采有关，如《柳子峪志》记载，下舍村“村人夏秋耕田，冬春采煤，风俗朴陋”；平地窑村“村人半资耕种山田，半资采取煤矿”；山泉头村“家则二十余户，人则百十余口。风俗以俭朴为婳，人民以耕（田）凿（采煤）为业”；西窑“窑商、矾工居驻之室，多借占村人之舍宇，村之气象借此壮旺”；李家窑“窑之左右，建造舍宇，连接不断” 135。湾子里，“昔年老窑兴旺之时，山人作家于此者尚多”136。

开垦耕田是以森林植被的破坏为代价的，很多土地纯粹采用粗放式的开发经营。首先，人类活动在深山地区的增多随即带来对山地生态环境无止境地破坏。如木林沟，原来“一沟深邃，树木成林”，后“峪人恐有恶虫凶兽，潜伏其身，致遭其害，将木渐次砍伐，俾树凋零，今不成林矣”，有诗曰“昔日成林今不林”137；杨树坪，“在昔杨树成林……于今无一杨，仅有桃杏数株而已”。究其原因，用刘大鹏的话说就是：“《战国策》曰：‘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十人拊之，一人拔之，则无杨矣。且以十人众，拊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拔者，何也？拊之难，而去之易故也。’杨树坪之无杨，其斯之谓欤？”138其次，山中凡可耕之处，几乎开发殆尽。如猫儿沟，“峪中山田，层层叠叠，不一其亩”；下舍村，“下舍村北高处山半，田辟无多，名曰小坪。再上田多者，曰大坪。村人耕此两坪田亩，藉以粒食。其田层叠，俨若鱼鳞”；饭台峰，“峰周畎亩层叠，参差，虽无粳稌即有稷黍”139；席坪，“明仙村人并各窑户多取汲于斯，井泉以上土田层叠，可种可耕。其再高处为上席坪，畎亩纵横，重重叠叠，阡陌衔接，约有数顷，较下席坪为多。厥土黄壤，厥田上下，荒芜者不少”140。土地的复种率不高，经过几次耕垦后即丧失肥力，成为荒田。不止限于明仙柳子二峪，其他几峪亦类似于此。

西山九峪以煤为主的矿产资源开发最盛，大小煤窑矾场星罗棋布。据统计，咸丰同治年间仅柳子峪一峪即有煤窑73处。141西山九峪之煤矿开采起于何时，笔者不甚详悉。《柳子峪志》关于攻窑（即开煤窑）的最早记录是清乾隆年间。因此，本地煤窑的开采不应迟于清初。需要指出的是，采煤业作为明清以来本区域新起的一种新兴产业，确实为本地和外来开发商带来了不菲的利润，以致清代和民国期间绅民仍竞相开采，蔚然成风。但是，采煤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采煤需要在山中造屋建矿，这就需要消耗大量木材，山中木材虽多，却也经不起这样长久的砍伐。同时，无规划无节制地挖掘，不但不利于矿产资源的有效开发，使山中遍布荒弃的废窑，而且导致地下水层被破坏，影响水源的循环。人们在为生计而垦荒与攻窑的过程中，西山九峪的生态环境默默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