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保守主义

温和保守主义首先关心的是如何调和对有限国家的需要与现代工业社会推动下的干预主义之间潜在的冲突。由于这种平衡的建立有多种途径，与上文已经考察过两派保守主义类似，温和保守主义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事实上，有两种形式的温和保守主义有相当的影响。

其中之一是迈克尔·奥克肖特在他的《论人的行为》（On Human Conduct, 1975）中试图将公民联合体的古典理想从它与自由契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联系中分离出来。经奥克肖特修正过的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强调公民理想的形式上的非目的性。这种形式上的强调意味着特定宗教、道德和政治上或其他实质性信仰并不构成取得公民资格的条件，奥克肖特的保守主义相当灵活，能够容纳相当程度的社会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性正是当代西方国家的特征。然而，奥克肖特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乐观地认定，存在一种有机的、在很大程度上自足的多元社会。类似的乐观主义于奥克肖特的同时代人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法国提出的公民模式那里也相当明显，阿隆解释说，公民模式意味着：

既非普选权这种过了时的且争议颇大的政治制度，亦非作为民主程序之一的议会体制，而是……自由，它的历史条件在于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之间的二元性，对国家权威的限制以及诸如大学这样的机构自治权。（Aron 1957, p.269）

在二战后年代很难想象一种自足性的有机社会秩序，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形式的温和保守主义，这是一种与集体主义的“折中式”妥协，这种集体主义在二战后曾主导西欧政治达30年之久。

在英国，保守派之所以向集体主义一方倾斜，原因主要有四：第一是托利党人在政治上的家长式统治传统（tradition of paternalism），只要社会主义政策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国家”理想，就对之表示支持。第二是为结束1930年代大规模失业而实施的战时控制取得了显著成功，这一成功促使人们对战后大规模经济计划的政治效力深信不疑。第三是凯恩斯在其著作中为赤字金融所做的辩护。第四个原因是完全实证性的，即在确保选举成功方面“折中”妥协的有效性。然而，取得这种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保守派身份的深层危机，正如民意测验所揭示的，选民不再能够区分保守主义与温和的社会主义。结果是那些要求重新思考自由意志论保守主义原则和实践的保守派知识分子（Blake & Patten 1976）与那些依然为集体主义妥协辩护的人们之间发生分裂（Gilmour 1977）。吉尔摩（Gilmour）认为，如果认为这是在模仿工党，那就完全搞错了，因为“即使保守党想模仿工党，他们也不会那样做。他们并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甚至当保守党在1974年10月的选举中仅仅获得35%的选票时，与工党相比，他们的支持基础仍旧更为广泛，更有全国性”（Gilmour 1977, p.257）。在吉尔摩看来，只有通过与集体主义实现妥协，方能确保保守主义的“国民”基础。然而，他并没有给予那些认为保守主义在二战后三十年里已经迷失方向的人们以信心。

在欧洲大陆的某种社会市场经济理想方面，也存在类似英国中间道路问题的疑惧（Friedrich 1955; Peacock & Willgerodt 1989）。那些为这种理想积极辩护的主要人物有德国思想家沃尔特·奥伊肯（Walter Eucken）和弗朗茨·博姆（Franz Böhm）（参见本书第七章）以及瑞士著名思想家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然而，在较早的二战后年代，勒普克曾强调过这种社会市场经济理想的核心张力，当时他写道，我们不可能“在经济领域缺乏自由，在不反对本质上不自由的集体主义经济秩序的同时，拥有政治和精神上的自由”（Röpke n.d.[1958], p.105）。尽管做了诸如此类的保留，集体主义妥协在实践中的成功意味着广泛的批评只有到196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当时所谓的新右翼表达了对不断上升的公共开支、通货膨胀以及各种新的社会问题日益深切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