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右  翼

在英美世界，被贴上“新右翼”标签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和政论家群体不同于上文提及的更为激进、更具文化取向的《新右翼》（Nouvelle Droite）、《新觉醒》（Nuovo Destra）以及《新秩序》（Neue Recht）的支持者，他们关注的只是为有限国家辩护。对新右翼来说，这样做的涵义可以概括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秩序是不可分割的。为了维护这一主张，他们借用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自由市场并不仅仅是一种组织需求和供给的手段（Hayek 1976[1960]）。在哈耶克看来，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那种自发的、未经设计的社会秩序类型遭到了现代建构式理性主义和计划信念的破坏，在哈耶克看来，正是这样的信念催生了极权主义。唯当我们在复兴诸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埃德蒙·伯克这些18世纪思想家的智慧的基础上，自由方可茁壮成长，因为他们深知理性无法脱离其始终深嵌其中的制度和实践的累积式成长的无意识过程而独立发挥作用（Hayek 1976[1960], p.57）。尽管理性会意识到自身内在的种种局限，但它根本不可能使这些局限变得明晰，进而将其转化为明确的、能够使其对社会秩序进行集中理性规划的知识。

尽管哈耶克有关自生自发秩序思想中的反理性主义色彩使他更接近保守主义，但哈耶克本人并不认同保守主义，一方面因为保守主义不承认“那种使自由派毫无顾虑地接受新事物的自发性调节力量”（Hayek 1976,p.400），另一方面则在于保守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一样，都主张秩序是“权威持续看护的结果”（Hayek 1976［1960］，p.401）。而保守派阵营的批评者的不满在于：哈耶克使社会和政治议题从属于经济发展，同时未能充分认识到自发性的市场机制对道德和公民价值的破坏力（Gray 1993，pp.32-39；Kristol 1970）。

新右翼思想在经济方面的影响甚巨，但在其他三个方面（它们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的思想也同样意义重大。第一是源自自由至上主义有关最小国家的理论，它是诺齐克（Nozick, 1974）和俄裔美籍移民艾恩·兰德（Ayn Rand, 1961）分别以契约形式和更为尼采式的形式提出的。第二是吸收了如下方面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旨在揭示福利立法在无意间造成了一种依附文化，结果将本来试图通过这样的立法医治的弊害永久化了。第三是不断强调政治统一的基础在于维持一个同质化的民族身份，在一个文化日趋多元化的时代，这一主张尤其引发争议（Scruton 1990）。

尽管新右翼对那种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温和保守主义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参见本书第二章），但它提出的种种思想脉络无论是在智识的连贯性上还是在选举政治中的可行性上均不足以取代温和保守主义。在美国，这一寻求温和保守主义替代方案的努力尤为引人注目，因此我们这里应当考察一下美国的争论（Dunn & Woodard 1996; Gottfried 1993）。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考察如下观念：即认为美国政治传统非常独特，因此与欧洲人所关心的问题不相干。

例如，强调美国经验的“例外”特性正是弗兰克·迈耶（Frank S.Meyer）的《何为保守主义？》（What is Conservatism？1964）一书的主旨。迈耶是在读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Hayeke 1944; 1956年美国第一版）之后从一位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保守主义者的，他试图在美国的保守传统与旧世界的传统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的界线（Meyer 1996, p.13）。关于美国保守传统的独特性，迈耶做了如下描绘：

作为美国人……我们拥有一个可资依托的伟大传统，在这一传统中，欧洲思想中存在的对德性、价值和秩序的强调与对自由和个人人格完整性的强调之间的分立与分歧得到了克服，西方思想中紧张对立的两极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实现了和谐统一，这真可谓空前绝后。（Meyer 1996, p.28）

然而，如果我们对美国传统中的多元因素做进一步考察，对美国保守主义独特的“混合”特性便不会有那么乐观的信心了。美国保守主义的建构方案在实践中并不像迈耶所指出的那样独特而且成功，事实上，它与欧洲经验的相似性至少与迈耶所强调的美国的独特性同样显著（Hartz 1955; Brinkley 1996）。

美国方案是在二战后的四五十年代开始启动的，它是对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自由派”政治所做的一个迟到的回应。很快就出现了那些主要关心维护自由市场免受国家干预的人们，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62），与那些认为整个美国文化的未来正面临危险的人们之间的分化，正是后一种关注推动了新保守派的形成，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家包括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 1948）、彼得·维尔瑞克（Peter Viereck, 1949）、克林顿·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 1955）、罗伯特·内斯比特（Robert A.Nisbet, 1953）、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 1956）以及或许更为重要的罗素·柯克（Russell Kirk, 1953）。

新保守派的主要特点在于：它试图将那些源自旧世界的政治概念用于新世界的现实。结果是欧洲反动传统在美国的对应物从一开始就和前者一样，在政治上被推向无能的境地。因此将伯克视为偶像的柯克发现很难回避美国资本主义（Kirk 1953），而维尔瑞克则对梅特涅持同情态度，以回避民主政治（Nash 1976）。

如果说引进欧洲政治范畴的企图使新保守派在政治上被挤到边缘，那么他们诉诸于古希腊人的德性理想，以此作为对美国现代社会的保守主义回应的行动基础则更为不合适，这在两位德裔移民思想家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即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和列奥·施特劳斯（Voegelin 1952; Strauss 1989）。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二战后知识分子发挥影响，例如沃格林对迈耶的影响，施特劳斯对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 1989）和托马斯·庞格尔（Thomas Pangle 1992）的影响。这些思想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极力反对相对主义，例如，庞格尔就试图使自由民主建基于某种“基础理性”（foundational reason）观念之上，它能够将启蒙式的普世主义与古希腊的美德概念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能够妥善处理所有人类问题和人类潜质的人文观念（concept of humanity）”（Pangle 1992, p.7）。由于在究竟什么是“人类问题和人类潜质”这样的问题上首先无法达成共识，找到某种足以应对这些问题的“人文观念”的前景似乎并不明朗。

在试图理解美国生活现实方面，更为切实的努力是1960、1970年代由一批感到幻灭的激进自由知识分子做出的，他们就是人们所说的（他们通常面临来自自己阵营的抵制）新保守派。新保守派所攻击的目标既不是集体主义理想，也不是一般德裔移民所关注的现代文化的缺陷，而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自由传统本身。

新保守派对自由主义的怀疑首先是对1960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回应。具体来说，在新保守派看来，那种孕育反正统文化运动的自由理想主义不仅正在破坏合众国面对苏联时有效地维护本国利益的能力，而且还孕育了一种制造依附文化和新赤贫阶级的福利体制（Murray 1984）。凡此种种，都不难在以下出版物中发现：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和厄温·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创办的《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长期担任编辑的《评论》（Commentary）、贝尔的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1979）以及克里斯托的著作《为资本主义欢呼两声》（Two Cheers for Capitalism 1978）。

尽管新保守派力图接近美国生活的现实，他们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有条件信奉与对国家有限福利的有条件接受结合起来。在一些人眼里，他们只不过是那些大法团经济利益的代言人，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们过分地夸大了当代美国社会中的虚无主义倾向。这正是路易斯·科泽尔（Louis A.Coser）和厄温·豪（Irving Howe）在他们的文集《新保守派：来自左派的批评》（The New Conservatives: A Critique from the Left 1976）中提出的批评。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说，人们往往也会有这样的印象：即新保守派本身也时常倾向于理想主义，而这正是遭到他们猛烈抨击的自由派敌人在政治上的问题所在。这样，他们的主张除了在知识分子精英内部有一定的影响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

对美国的保守主义来说，要赢得比上面讨论过的保守主义更为广泛的支持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抛弃长期以来对大众社会的敌意，这种敌意正是新保守派文化批评传统的特征，这在那些流亡知识分子和新保守派人士那里被永久化了。承认需要满足这一点使那些本来互不相干的思想家走到了一起，其中包括诸如自由市场的辩护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反对国家提供福利项目的理性选择学派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1975），以及《民族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的创办者、对市场和宗教都持同情态度的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 Jr.1958）。但这一群体之所以无法赢得大众对他们观念的支持，还在于他们未能满足第二个条件：即需要开掘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宗教传统。不过战后保守主义的新生代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在反对自由主义正统方面，人们通常所说的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比新保守主义往往走得更远（Woltermann 1993; Whitaker 1982）。这集中体现为要求上的苛刻，表现为极力主张“工作福利”（workfare）而不是社会福利（welfare）；对单亲母亲获得社会保障福利规定苛刻的条件；严厉惩治罪犯；严格限制移民；反对针对弱势群体的优待措施而导致的逆向歧视；以及实行更为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正如这一纲领所揭示的，旧保守主义对国家的态度似乎有些暧昧，它往往在针对国家毫无保留的敌意与完全接受国家的过分干预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尽管旧保守派并未提出任何让人印象深刻的理论建构，但在实践政治层面，旧保守主义建立了这样一个广泛的联盟：一方是那些反对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人们，另一方则是那些反对过分纵容的社会构想的人们。例如，福利干涉主义的批评者就与下面这些人找到了共同的立场：对最高法院有关罗诉韦德一案（Roe v.Wade,1973）的判决（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按照个人意愿堕胎的权利是合宪的，因为它是隐私权的必然要求）极端不满的基督徒、将“家庭价值”和美国社会“重新道德化”的世俗捍卫者；要求建立电影审查制度的人；反对同性恋立法以及反对解除毒品歧视的人们。

将这些互不相属的群体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如下共同的认识：主要的教育和司法机构已经被自由派精英挟持，而后者在整个国家并不具有代表性。在这一背景下，以理查德·纽豪斯（Richard Neuhaus）神父为首的在《要紧事》（First Things 1996）杂志上进行的题为“民主的终结？”的专题讨论甚至走得更远，该讨论对当代美国民主体制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在批评者眼里，旧保守主义只不过是借助阴谋理论的诸多惯用伎俩实现各种完全不搭界的保守主义目标的大杂烩。这一策略尤其会带来这样一种危险的企图：对经济问题只做简单化的分析，将其归咎于移民以及全球化情境下保护主义举措的缺乏。

美国的保守主义试图将温和立场与大众诉求结合起来，假如我们能够从这一努力中学到什么的话，也许它给予我们的总体教训在于：这样的结合无法达成前后一贯的思想，结果就如同目前的情形那样，只不过是各种不断游移的利益群体之间出于实用目的的联合。至少这是一位主要的新保守派人士厄温·克里斯托在20世纪末总结出的教训，克里斯托认为，199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群众运动，而不是任何政党中的某一宗派”。克里斯托指出，由于该运动主要是“以议题为取向的”，因此，“只要共和党在某些议题上表现得‘右’，它当然乐意与该党联合起来，否则，它会走自己的路”（Kristol 1996）。尽管克里斯托本人似乎对这一形势心满意足，但这种带有实用色彩的保守主义很容易滑向一种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这一危险并不仅仅局限于当代美国语境，因此需要做更仔细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