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保守主义

与反动保守主义静态的、等级式的有关有机秩序的观点截然相反，有一派思想针对保守主义在20世纪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一种激进的解决办法。这里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传统行将瓦解，对权威、个人才能、个体自律以及无私的爱国主义已经丧失敬意的时代，如何做出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回应。这派思想最早也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主要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如穆勒·范·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厄内斯特·恽格尔（Ernst Jünger）、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以及其他魏玛共和国的反对者，他们力图在一种全新的革命基础上重建保守主义（Moeller van den Bruck 1971[1923]; Jünger 1981[1932]; Schmitt 1976[1927]）。尽管其中某些人加入了纳粹党，冷战时代却出现了新一代革命保守派思想家，他们坚持自己的运动与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毫不相干。例如在意大利，一种激进保守主义催生了《新觉醒》（Nuovo Destra）（Earwell 1996），而在法国（Johnson 1995）却与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和《新右翼》（Nouvelle Droite）有着特殊的联系（Benoist 1980）。

为了与法西斯主义划清界线，二战后的激进保守派人士反对诸如领袖原则（至少是针对其个体化形式）和种族信条（参见本书第五章）这样的概念。另外，他们还主张一种超越国家的欧洲统一理想，从而能够有效地对抗美国和苏联。最后，他们还坚决反对采取宪法外的行动，主张一种葛兰西式的左派的革命策略，其基础正如德国《新秩序》（Neue Recht）的主要辩护者皮埃尔·克雷布斯（Pierre Krebs）所指出的，在于葛兰西最早认识到“政治权力的存在……仰赖于散布于大众中间的文化权力”（Krebs 1982, pp.82-86）。

然而，对激进保守主义来说，即使它成功地摆脱了法西斯主义这样的标签，仍然难以避免煽动蛊惑这样的指控。这一指控特别是由卡尔·施米特所引起的，对他来说，区分敌友是政治存在的本质（Schmitt 1976[1927]）。既然敌人可能出于完全的想象，那么要求提供一种“现实主义”版本的有机理想就很难与带有煽动性质的寻找替罪羊的做法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