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与“新自由主义”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凯恩斯是自由党内的一位关键人物。1923年，他成为《国族》（Nation）杂志的编辑，并通过该周刊发表自己对时事的看法。1924-1929年，凯恩斯在塑造自由党的观念和政策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他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得以进一步发展和传播的关键因素（Freeden 1986; Clarke 1983; 1978）。凯恩斯的许多观念主张都是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随着格林（T.H.Green）和霍布豪斯（L.T.Hobhouse）等人著作的发表而出现的（Freeden 1976; Bentley 1977）。这种“新自由主义”注重社会改革，强调国家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民主的社会中的积极作用。究竟凯恩斯自己的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并不清楚。一方面，有人认为凯恩斯的立场总体上与新自由主义一致（Clarke 1983, p.175）；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凯恩斯并不认同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积极自由和民主（Skidelsky 1992, pp.134, 223）。毫无疑义，凯恩斯对自由的理解更倾向于消极意义而非积极意义：与新自由主义相较，在这方面他与后来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更为接近。除非只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凯恩斯并不主张将国家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工具。他对社会正义的表达只是消极意义上的，而非积极意义上的；他只是列举出人们如何遭到不公正或非人待遇，而不是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他关注不平等，但并不认为能够借助公共政策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因此，凯恩斯与新自由主义的平等和民主倾向格格不入：他打心底里是一位智识上的精英主义者，认为最好将解决经济问题的事务留给哲学王（最好是国王学院²的毕业生），而不是那些无知的政客和懵懵懂懂的选民。至关重要的是，凯恩斯并不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要求扩大或深化民主。他的目标在于维护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所主张的那种自由主义。贯穿他1920年代至《通论》及之后的所有著作的核心观点即在于如下担心：除非对国家的经济角色进行调整，否则自由主义和个人自由事业（这是哈耶克的说法）将不会有出路。这样看来，正如莫里斯·格兰斯顿（Maurice Granston）指出的，与格林、霍布豪斯类似，凯恩斯力图改变或者说将自由主义哲学现代化，“通过采用某些他所称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实践，以维护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Granston 1978, p.111）。在格兰斯顿看来，凯恩斯力图“直接回到洛克的纯粹自由主义，而不是接受约翰·密尔以降激进自由主义的带有理想色彩的形上哲学（Granston 1978, p.111）。

因此，我们既可以说凯恩斯的自由主义旨在拯救自由民主，也可以说它旨在毁灭自由民主；它既倡导从技术官僚和管理的角度思考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是一种处于伯克和洛克传统中的政治哲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都包含某些真理的成分：凯恩斯实际上是一位激进的保守派人士，他所关注的是如何维护议会民主，而不是扩大这种民主，他在意的是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的社会不义，但他只是局限于创造充分就业以疗救不义和不平等。就短期来看，他维护现有秩序，力图使其免于蠢行，无法自拔。他力图通过自己的说服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基础广泛的共识，他并不介意定义是否准确、措辞以及意识形态立场。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指出的，凯恩斯具有一种“同时用左、右两派语言说话”的天赋（Skidelsky 1992, p.493）。在“自由主义与劳工”一文中，凯恩斯对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做了极为精彩的概括：“我想象中的共和国位于天际的最左端。但与此同时，就其能够给我提供立足之地来说，我仍然发现自己真正属于自由派阵营”（Keynes 1971-1989, vol.Ⅸ, p.309）。正如维多利亚·奇克（Victoria Chick）所指出的，凯恩斯“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革命者，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与他的著述一样，在他生命的每一阶段，同时具有传统与歧见、连续性与革命性”（Chick 1992, p.310）。我们只要读他的那篇题为“我们子孙在经济上的诸多可能性”的文章，便不难看出，对凯恩斯来说，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全部核心在于它包含许多可能性。或许，凯恩斯的自由主义视野短期来说是（白厅）保守的，长期来说则（布鲁斯伯里）激进得多。在他看来，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意味着“人类最终将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Keynes 1971-1989, vol.Ⅸ, p.325）。他勾勒了自由民主文明未来的可能图景，到那时，人类的基本（“绝对”）需求将得到满足。他甚至一度主张我们必须假装“公平是愚蠢的，愚蠢也是公平的”。那些赢利者也许会将我们带入这样一个世界：“人类自从被创造以来，他们第一次面临一个现实而持久的问题：即在摆脱了那些迫在眉睫的需要之后，利用他们获得的自由，如何……生活得明智、和谐而体面”（Keynes 1971-1989, vol.Ⅸ, p.328）。

1929年，凯恩斯因支持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通过公共开支计划降低失业率而卷入选举辩论。而在此前的一年里，他参与了所谓的自由派的“黄皮书”（Yellow Book）的编写，主张修建公共工程（Keynes 1971-1989, vol.ⅩⅩ, p.731）。在他与休伯特·亨德森（Hubert Henderson）合著的“劳合·乔治能否做到？”一文中，凯恩斯进一步提出上述主张。到1930年，在公共工程的重要性上，凯恩斯与亨德森最终携起手来（Clarke 1983, pp.179-180）。鲍德温（Baldwin）由于诉诸抽象的、令人费解的经济理论和财政部正统派为出现数百万失业人口而辩护的胡言乱语（Abara cadabra）³而遭到严厉批评。凯恩斯指出，没有必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不过资本主义要生存，对其制度的思考方式必须进行大幅度的转变。这一革命本身在于我们如何“感觉”：要拯救资本主义，必须克服唯唯诺诺以及“日趋萎缩的行政力量”所造成的障碍（Keynes 1971-1989, vol.Ⅸ, p.125）。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即那些在制度中摇摆不定的预设、情感、预期、恐惧、观念以及心理倾向。假如资本主义垮掉，自由民主让位于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那也是由于“愚蠢”和“糊涂”所致（Keynes 1971-1989, vol.Ⅸ, p.126），而非过度膨胀的私利和邪恶。这里所说的糊涂还有另一个维度，即国际环境。若要避免经济萧条，需要有一种新的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它能够考虑到新的国际制度安排。这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关注，并最终成为他去世前夕完成的有关“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著作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