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

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传统经济学框架的束缚，不过他还是将这种处于主流地位的正统经济学与那种因战争而发生根本转型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秩序勉强地结合起来。该书旨在指出，在一个日新月异、充满不确定性且时刻面临货币动荡以及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过剩的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经济以及政治观念和预设已经过时。该书揭示了传统秩序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以充分的论据主张抛弃如下信仰：即那些支撑一种“复杂的人为的”体系的机制将一如既往确保经济繁荣，后者正是自由民主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他经常在报纸杂志上撰文，为一种并非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础上的货币政策辩护，1923年，他将这一主张写成《论货币改革》。与《和平的经济后果》类似，《论货币改革》旨在强调通货膨胀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威胁，以及币值波动所造成的后果。《论货币改革》中有这样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句子：“‘最终’这样的词会把当下问题引入歧途。最终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Keynes 1971-1989, vol.Ⅳ, p.65）。《论货币改革》一文的主旨在于，政府所要做的不是去追求一种不变的金本位所带来的所谓确定性，而是要认识到价格的稳定意味着承担持续的管理责任。然而，1925年，丘吉尔并未理会凯恩斯等人的建议，而是将英国拉回到汇率为4.86美元的金本位制。在凯恩斯看来，此举可谓愚蠢至极，他立即发表了针对丘吉尔本人的小册子，其标题取自他那部讨论和平问题的畅销书的书名：《丘吉尔的经济后果》。他预测到，对“自动调节”（例如通过货币贬值压低工资）和“纯粹机遇”的“信仰”注定会失败，它已造成巨大的浪费，给人类带来严重不幸。他争辩道，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层面，政府必须彻底改变其针对自由放任经济显而易见的自发运作过程的思维方式。此后几年，他不断撰文，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大加挞伐，其中包括：“自由放任的终结”（1926）；“我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吗？”（1925）；以及“自由主义与劳工”（1926）。在第一篇，凯恩斯揭示了自由放任观念是如何流传开来的，并对那种思维方式背后的诸多预设提出质疑，这种思维方式在他看来实际上是时代误置（anachronistic）。他指出，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力图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个人能够创造最大限度的财富。无论是作为对现实世界实际运行的解释，还是作为一种有关现实世界应该如何运行的理论，自由放任信条都无法令凯恩斯信服。

说个人在其经济活动中拥有一种既定的“自然自由”是毫无根据的。并不存在什么“协定”赋予那些拥有或者获得的人们某些永久性的权利。这个世界的治理并非自上而下，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不总是彼此和谐，也不是自下而上，在实践中彼此协调。从经济学原理中无法推论出开明的自利总是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说凡是自利就总是开明的；经常出现的情形却是，那些为了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人往往由于无知或者软弱并不能如愿以偿。经验并未告诉我们，由许多个人构成的社会单元，比个体行动更加缺乏眼光。（Keynes 1971-1989, vol.Ⅸ, pp.287-288）

正如伯克所指出的，政府的议事日程无法以一种“理论的”或“抽象的”方式确定（Keynes 1971-1989, vol.Ⅸ, p.288）。确定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尝试，这种关系不断发生有机变化，而非固定不变的教条。社会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经济学只不过是些“干瘪”的设想，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经过时了：资本主义一如既往，凯恩斯的目的在于指出在资本主义体制制度演进背景下思考经济问题的恰当方法。这在实践中意味着政府应当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制度环境，推动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发展。

我们时代众多最为严重的经济罪恶源于风险、不确定性以及无知……而疗救这种罪恶的手段则在个人能力之外；个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甚至会加重这种疾病。我认为，疗救方案部分在于通过一种中央机制对货币和信用进行适当的控制，部分则在于收集和公布大量有关商业活动的数据，其中包括充分公开（若有必要可通过法律）所有有用的商业活动信息。诸如此类的举措意味着需要社会借助适当的行动机构发挥指导作用，弥补私人商业中诸多内在缺陷，同时维护个人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Keynes 1971-1989, vol.Ⅸ, p.292）

在凯恩斯看来，他的建议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之间并不存在“格格不入”的地方：即它的基础在于个人强烈的爱钱和赚钱的本能冲动，正是经济机制得以运转的主要动力”（Keynes 1971-1989, vol.Ⅸ, p.293）。凯恩斯认为，自由民主社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它能够在不破坏我们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的同时，保持足够的效率”（Keynes 1971-1989, vol.Ⅸ, p.294）。

在“我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吗？”（1925）和“自由主义与劳工”（1926）两篇文章中，凯恩斯几近于说出当时他自己的党派意识形态立场。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对民主制并不怎么感冒，明确主张精英对政策制定过程的控制：

我认为，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与那些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之间的距离将愈来愈远。在我看来，正确的出路在于那些有着丰富知识和科学头脑的人将主导大多数处于不同程度的无知状态的大众。（Keynes 1971-1989, vol.Ⅸ, p.295）

因此，就党派立场而言，凯恩斯坦承自己支持保守党，而不是工党和自由党更具民主色彩的主张。然而托利党既未给他带来“物质上的回报，也未给予他智识和精神上的慰藉”（Keynes 1971-1989, vol.Ⅸ, p.296-297）。保守党同样遭到凯恩斯的斥责，他认为该党仍然固守世袭原则，后者在凯恩斯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英国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至于工党，它只是一个阶级党派，且并非他本人所属的阶级。革命者将会发现，他是站在“有教养的布尔乔亚”一边的（Keynes 1971-1989, vol.Ⅸ, p.297）。在凯恩斯看来，20世纪自由主义面临的最为艰巨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从自由放任式的个人主义和“经济无政府”过渡到这样一种“体制，它能够出于社会正义和社会稳定的考虑有意识地对经济力量进行控制和引导”（Keynes 1971-1989, vol.Ⅸ, p.305）。这就要求重新理解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变迁历程：一种“适应于新时代的新的智慧”。但政策和变革的具体细节并不能通过抽象的途径获得。政策的设计必须在“实际的事件”背景下进行。一项政党政策（包括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确定并不能被“预先界定，除非是在最一般意义上”（Keynes 1971-1989, vol.Ⅸ, p.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