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通论》做准备
凯恩斯最终决意改变学术界和公共舆论,1930年,他发表了两卷本的《论货币》:即《纯粹货币理论》和《货币应用理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倾向于分析当下事件和问题,此书出版之际,凯恩斯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Keynes 1971-1989, vol.ⅩⅢ, p.176)。两卷本的论题围绕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展开,这在《货币改革片论》中已有论述。从理论上说,《论货币》揭示了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联性为何不再如古典货币理论和决策者们所认定的那样是自然而然的。它旨在表明储蓄并不总是会直接转化为投资。节俭并不一定会导致投资和创办企业(Keynes 1971-1989, vol.Ⅵ, p.132)。尽管凯恩斯对储蓄、投资、利息、价格以及就业之间的关联提出挑战,但《货币论》所提出的模式并未完全背离古典理论。凯恩斯背离古典立场的地方仅仅在于后者的如下观念:即不同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只要听之任之将会导致均衡。问题在于它只能在最终意义上达到一种平衡。1931年,《论货币》引发了凯恩斯与哈耶克在《经济》(Economica)杂志上的争论,哈耶克攻击凯恩斯拒斥如下理论:即市场能够通过自动调整实现储蓄与投资的均衡。令凯恩斯感到纳闷儿的是,哈耶克未能理解他的观点,并由此推论:这一切充分表明,一位“执着的逻辑学家”如何最终陷入“一头雾水”(Skidelsky 1992, pp.456-457)。从《论货币》到《通论》,凯恩斯一直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实际上,这是他的策略的关键部分:他试图号召那些意见领袖(以及他的同行经济学家们)站在自己一边,尽可能使他们进入他自己的思考方式:从凯恩斯1930年提交“麦克米伦委员会”(Macmillan Committee)的证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Keynes 1971-1989, vol.ⅩⅩ)。在凯恩斯眼里,理论活动与说服活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实现繁荣的途径”(1933)一文中,凯恩斯有一个过渡性的主张,他提出“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概念,这就表明,在他看来,经济问题从根本上说涉及观念和心态的阻滞,这就像他1928年指出的,“我们的观念、习俗以及倾向无法跟上物质变化的步伐”(Keynes 1971-1989, vol.Ⅸ, p.316)。在他看来,繁荣取决于没有阻滞,并能够促使决策者重新思考。资本主义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源自“非物质的精神机制的失败”,“除了需要头脑清楚一点,其他什么也不需要”(Keynes 1971-1989, vol.Ⅸ, p.355)。经济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学问题,即:“经济理论与政治家技艺的混合”(Keynes 1971-1989, vol.Ⅸ, p.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