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

总而言之我的论点是，仪式活动和信仰同样可被理解为关于社会秩序的象征性表达形式。虽然我并没有声称人类学家总是有能力解释这些象征，但我还是坚持认为，社会人类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尝试进行这样的诠释。 ^[29]

我必须在此承认一个心理学上的基本设定。我认为，所有人类，不论其文化及其心智发展水平如何，都趋向于用相同的、普遍的方法组构象征和进行心理联想。这是一个很大胆的预设，尽管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如此设定。情况相当于这样：我认为，我，作为一个英国人，假如有耐性就可以学习任何一种语言——比如克钦语。同时，我认为那时我将能够把克钦人的任一日常言语大致地翻译成英语。至于某些虽然用的是语言，但完全是象征性的表达（例如诗歌），翻译势必变得很困难，因为逐字逐句的翻译可能无法让普通的英国读者领会其意义；尽管如此，我认为假如有足够的耐性，我仍然能够大致地理解异文化的诗歌，而后我能把这种理解传达给他人。同样地，我相信我甚至可以近似地解释诸如仪式活动这样的非言语的象征性行为。要完全证明这种预设是困难的，但如若没有这一预设，人类学家的所有活动都会变得了无意义。

根据这一预设我们可以回到我在本章开头时就提出的问题，即两种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两种社会结构，前者被视为一个理念社会的抽象模式，后者是指实际的经验社会的社会结构。

我认为，无论在何处观察到“仪式”（指的是我所定义的仪式），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都能对它进行解释。

仪式在其文化语境中是一套象征体系；我用以解释它的言辞是另一套象征体系，后者大多是用人类学家创造的专业术语构成——例如世系群、等级、地位等语词。两种象征体系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即一种共同的结构。与此相同的是，一页乐谱和一段音乐演奏也有着共同的结构。 ^[30] 当我谈到仪式揭示了社会结构，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仪式中象征化了的结构，是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在社会中被赞许的、“适当的”关系体系。这些关系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被正式认可。当人们参加实用性活动以满足马林诺夫斯基所称的“基本需要”时，结构性关系的含义可能完全被忽略，比如，一个克钦山官与他最低微的农奴在田里并肩劳作。实际上我将会论证，如果日常的非正式活动要得以顺利进行，这种正式结构就必须忽略。

不过，如果要避免无序状态，就必须时不时地，至少用象征来提醒社会成员那种据信是指导他们社会行为的根本性规范。仪式表演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参加群体而言，就具有这一功能； ^[31] 它们暂时显现了在其他时候是虚构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