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此人如没精神病就辞退

这段要讲述工人曹贻安的故事。之前呢，先来点伏笔。

华为被业内称为“北清收割机”，每年北大、清华毕业的，纷纷加盟华为。华为也非常爱惜人才，对于人才，尤其是应届毕业生的培养更是不计得失，因为能够进入华为的毕业生绝对是当时的佼佼者。

2019年任正非签署的百万年薪招聘海内外顶尖博士计划，更是令人惊叫。

但华为也曾开除过一位入职仅一个月的北大毕业生。当时这位北大高材生被领导相中，将其作为重点来培养。这位北大高材生对华为充满热爱，对事业充满激情，于是入职仅仅一个月就对公司的经营战略问题，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万言书”给任正非。原本以为凭自己独到的见地能够打动领导，但万万没想到任正非看到万言书后勃然大怒，批复到：检查一下，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建议辞退。

2019年7月27日，华为总裁办签发最新邮件：对部分顶尖学生实行年薪制管理。

8位2019届应届学生，最低年薪89.6万元，最高201万元，共计1600万元！

邮件中提到，华为要用顶级的挑战和薪酬去吸引顶尖人才，今年将从全世界招进20～30名天才“少年”。

（一）工人曹贻安的建言

下面讲述曹贻安（华为生产线上原来的一名工人）的故事。

1992年，全球数字交换机技术已经成熟，空分模拟交换技术处于被淘汰的边缘。但华为当时的技术能力只能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一上市就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局面。不过华为JK1000还是卖掉了200台，为华为挣到一些钱。此外华为研发并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开发模拟机之后，也上马了程控交换机，进而一举拯救了华为。而这，就与一线工人曹贻安密切相关。

曹贻安虽非研发人员，但他多次向任正非进言，力主开发数字交换机。任正非开始并未重视他的意见，但曹贻安毕竟是老员工，不能送精神病院或开除了事。任正非也只好耐住性子听他叨叨，最后被他的执著所打动。任正非认真调研了曹贻安的建议案，终于审时度势，在模拟交换机还在开发的时候，就同时启动了数字交换机项目。曹贻安也因此被破格提拔为数字机部项目经理，后来还出任交换机产品部的副总工。

有鉴于此，华为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背水一战，以较大投入来开发数字程控交换机。

在开始研发JK1000后不久，华为就开始大举招兵买马，并在1993年初投入更大的力量开发数字程控交换机。

在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5楼会议室，跟全体干部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

担纲攻坚任务的，是华为总工程师郑宝用，以及他的师弟李一男。1992年，华为开始大规模招兵买马，开发C&C08 2000门交换机，总计投入300多名研发人员，并细分成50多个小组，每个小组责任到人。郑宝用在统筹全局的同时，派李一男开始对C&C08 10 000门交换机（一台机器能容纳10 000名用户，俗称“万门机”）进行预研和热身。

据曾经在华为从事7年技术工作的《华为研发》作者张利华披露，华为的财务部总监至今仍在称赞任正非对当时房地产业的发展形势估计得很准。但是华为公司在明知能在房地产业或股市上迅速赚一笔钱，在当年JK1000交换机惨遭失利的情况下，依然将全部资金投入到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开发上。这显然是以华为公司全部资产为本钱的最后一搏，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事实上，自主研发局用交换机设备的工作，1992年就已经开始了。对于当时只有100多人的小企业，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1992年，在总工程师郑宝用的带领下开始研发新项目。华为的十几个开发人员以前只开发过模拟空分用户机，所以在开发局用机时，决定先开发模拟空分局用交换机。华为第一个局用交换机命名为JK1000。1993年初，在技术上投入了巨额开发费用和全部开发力量后，历经一年艰辛，JK1000开发成功，并在5月份获得邮电部的入网证书。

可是天有不测风雨。1993年年中，华为的JK1000空分交换机刚刚推出即面临市场空间不足的尴尬局面（据悉只卖掉了200多台）。

华为毕竟是第一次开发局用交换机，在很多技术上都不过关，而局用交换机对质量的要求比用户机要高得多。局用机不像用户机，如有中断故障发生，造成的影响将很坏。如果开不通局，那问题就更严重。

华为JK1000在电信局里使用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最严重的是电源防雷问题。打雷的时候，有好几台使用中的JK1000都起火了，差点把机房烧掉。这也害得好几位与华为关系比较好的电信局长丢了“乌纱帽”。因为邮电部有规定，电信网中断两小时，局长自动免职。

更可笑的是，有好几次，华为宣传部门刚刚在报纸上登载华为交换机能防雷击，华为就收到来自用户的打雷时华为交换机出事故的投诉。

新技术的发展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到了1993年底，“一步到位”的思路取得完胜。空分交换机已经没有市场了，取而代之的是数字程控交换机。JK1000还没来得及改进和稳定就被淘汰了，华为在这个产品上的投入付之东流。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开发JK1000的失败教训为下一步开发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失败中成长起来的研发人员也领悟了电信局用设备高质量技术要求的窍门。

（二）公司没钱快破产了

2019年4月，华为副董事长徐直军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如果研究我们年报会发现，我们在中国的贷款非常少，主要贷款都来自中国以外。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都是美元、日元、欧元的利率低，而中国的银行人民币利率高。我们不在国内贷款，全部贷款是日元、欧元、美元，包括发债。同时我们的贷款和发债占整个负债的比重非常低，公司主要的负债是欠员工的钱。

首先华为不能给客户提供融资。华为作为一个企业，在中国以外和中国以内获取的贷款成本也没有什么优势，甚至于与其他企业相比，我们更没有什么优势，因为我们是民营企业。华为作为一个轻资产公司也没钱提供给客户做融资，因为华为的每一分投资都来自持股员工，公司的每一分钱都属于员工。

据笔者所知，徐直军所言并非敷衍搪塞记者之词，华为一开始融资的情况的确如此。

1992年，刚刚“活下来”的华为在JK1000产品上初尝败果，但是华为并没有放弃自主研发，也没有放弃市场需求旺盛的局用交换机市场。

但1993年年中，华为很快就陷入了资金困境，甚至很多员工都认为华为会被项目失败拖死。在国际巨头云集的电信市场上，技术稍有落后，就有遭遇清盘的危险。

当时华为乌云压顶，被迫孤注一掷地将宝押在C&C08数字交换机上。如果这次再失败，华为公司将面临清盘。“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这是一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赌局。”1992年，数字机开发任务落到了总工程师郑宝用和项目经理毛生江身上。

1993年对华为来说是攻克数字程控交换机的一年，但对在华为工作的人来说则是动荡的一年。每天都有新员工进来，每天也有老员工离去，每过一两个月就要搬一次办公室。

正当华为面临资金链断裂、公司难以为继的危险局面时，1993年华为开始启动与邮电系统成立合资公司——莫贝克公司。公司由全国100多家邮电局与邮电系统职工集资入股成立，以实收股本为注册资本，号称总额为9000万元。莫贝克依托华为技术产品，华为依托邮电系统市场，彼此获得双赢。

1994年2月28日莫贝克第二次创立会议上，确定深圳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为董事长，济南通信技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广州华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为副董事长。

关于莫贝克，笔者有幸结识其首任总裁（任正非之后的负责人）李玉琢，更获知了华为当年融资的有关详情。

1995年8月，四通集团前副总裁、空降华为任职副总裁的李玉琢担任莫贝克首任总裁。

2016年9月，笔者的《联想做大华为做强》出版后，经四通集团前副总裁王缉志引荐，我曾签名赠书给李玉琢。之后李玉琢曾邀请我去他当时创办的“仿华为”公司参观访问。后来我们除了微信交流外也曾一起当面交流。

我在《联想做大 华为做强》中曾引述张利华《华为研发》的话：莫贝克9000万元注册资本金成为“风险投资”，拯救了1993年高投入研发后捉襟见肘的华为。但在阅读了李玉琢所赠其著《一路直行，我的企业理想》后获知，“成立莫贝克主要是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华为以莫贝克的名义，从社会上集资3900万元，拯救了C&C08数字交换机即程控交换机项目”。

拜莫贝克所赐，3900万元注册资本金对当时的华为简直举足轻重，因为1992年华为全年的销售额也才刚刚一亿元。

莫贝克筹建于1993年（集资），正式成立于1994年。

华为销售额1992年1亿元，1993年4.1亿元，1994年8亿元，1995年升至15亿元，1996年达到26亿元。从莫贝克成立开始，华为的销售额有了接近每年100%的井喷式增长。

从1994年开始，莫贝克的业务重点一方面通过股东市场进行华为交换机销售，另一方面继续在全国邮电系统招募加盟企业。于是，南宁、济南、成都、重庆、太原、西安、乌鲁木齐等莫贝克股东所在地电信市场的大门，统统为华为产品打开，尤其南宁、成都、济南等股东，为华为产品销售工作做出了更为有效的工作。

南宁局与华为公司成立联合销售机构，一边谈技术，一边做市场销售，很好地控制了交换机市场。成都局成立了专门的销售队伍，生意不仅在本地区有所发展，而且还跨界带动发展。济南局利用发展本地通信网时机，适时推广应用华为产品，不仅有了华为可靠的技术维护，而且与电信大网的运转更加匹配。

1994年开始，华为相继在四川、浙江、山东、河北、安徽、新疆等地成立与当地邮电局的合资公司，进一步打通市场销售渠道，进行强强联合，同时也进一步解决了资金发展问题。几年的时间，华为与各地邮电部门联合建立了27个合资企业。通过利益共同体，达到巩固市场、拓展市场和占领市场的目的。

这些合资公司大量吸纳邮电系统企业入股，缓解了华为发展资金匮乏的矛盾。有的合资公司注册资金甚至高达2000万元人民币，全国各地的合资公司在成立初期就提供了合计达5.4亿元的“风险投资”基金。

关于李玉琢还有些小故事。他曾有“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之誉，从四通集团跳槽去华为后，曾是华为唯一空降的高管。之前华为副总均为自己培养，无一例外是从一线开始打拼上来的。

说来有点好笑，当初李玉琢从四通集团跳槽到华为时，因为华为当时名不见经传，四通集团总裁段永基百思不得其解，而且顾虑李玉琢从中国著名的民营科技企业四通集团跳槽到深圳一家不出名小公司，影响不好。于是嘱咐李玉琢对此保密，向外界宣称停止四通工作学习一段时间。实际上段永基也告诉李玉琢，如果在华为不如意，就回四通来继续当副总。

李玉琢还给我介绍了华为当年的一些情况。2019年的一次饭局上，谈到华为时他说华为还是有些技术的，对任正非也是肯定有加。

莫贝克后来改名为安圣电气。2001年10月，安圣电气作价60亿元，卖给美国最老牌的公司之一爱默生电气。

据李玉琢披露，正是这60亿元人民币，帮助华为熬过了2001年即将到来的IT冬天，维持了华为两年的员工工资发放（不考虑应收的情况）。当时任正非写了流传甚广、誉满业界的《华为的冬天》。但李玉琢的《一路直行，我的企业理想》却“揭短”，是莫贝克帮华为度过“冬天”。这笔60亿元资金，被任正非“不无得意”地称作棉袄，给华为“送温暖御严寒”长达两年。

1995年，莫贝克股东之一，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已将华为开发、生产的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列入辽宁省本地网建设优选机型，并与华为合作生产新一代智能电源。

而据李玉琢透露，莫贝克还发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就是与一批重要客户建立了良好关系。这些关系，对华为之后的业绩拓展带来了很多好处。

以上是华为资金来源信息的挖掘。不过徐直军也坦言：中国有些银行给我们客户是提供过资金，这是事实。这个条款是中国的银行与我们的客户直接谈的。至于说条款好不好我无法评价，而且有时我们也不知道谈的什么条款。

当记者问，那些中国的银行这样做的话，是协助华为获取这些合同吗？

徐直军回答说：是我们把合同拿下来以后，把他们引进去的，要不然它生意都找不到。过去通信业发展的这二三十年，日本、欧洲都有过这种国家银行跟中国运营商贷款的机制，有日元贷款、欧元贷款，以支持欧洲、日本的通信企业，把产品销售给中国的电信运营商。中国通信业的发展要感谢当时的日元贷款。当时欧洲、德国、瑞典帮助爱立信、富士通、西门子的一些贷款，支撑了中国通信业的发展。

（三）“我们用了华为首台程控式交换机”

浙江义乌这个在华为发展历史上、中国通信产业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信局叫“佛堂”支局，当时局长丁剑峰给华为以非常大的支持，这些都应该载入华为及中国通信史册。

1993年10月，华为的C&C08 2000门交换机率先在浙江义乌开局，但首批产品极不稳定，断线、死机、阻塞问题层出不穷。为此，任正非派了几十位工程师驻扎在现场。在这个叫“佛堂”的电信局里，郑宝用亲自督战，拼命的华为员工废寝忘食调试设备，甚至晚上直接睡地板，花了2个月才将故障全部消除。可以说，佛堂是中国程控交换机的发源地。

为集中优势兵力搞研发，华为对研制队伍实行分层结构、目标管理。近300名研发人员在50多个分项目负责人管理下，有条不紊，十分细致地进行着设计研制。

1993年8月，在华为举办的农村通信技术和市场研讨会上，华为向市场透露了它自己的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历过一年多时间，在研究掌握国际最新技术和器件成果的基础上，严格按国标、部标要求，自行开发设计的新一代数字C&C08 2000门程控交换机，于1993年下半年投向市场。

1993年年初，华为所有的开发力量都放在C&C08 2000门交换机的开发上，但是总工郑宝用已经在组织李一男等人考虑万门机的方案。

任正非本人虽然不是通信专业科班出身，但他长于预知未来，善于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因此任正非在华为走向自主研发之时，仍然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承担起几乎一切研发支持的责任。

他充当的角色，涵盖了项目经理、市场经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等职责，这些角色是一个成功的研发项目所必需的。

在一个大家对商业开发项目都不了解的年代，老总亲自担当起一个精通市场、善于聚拢人心、懂得进度控制和管理的“项目经理”，会对项目的开发产生多大的促进作用啊！

虽说已开始自主研发，但是华为并没有放弃代理香港鸿年公司交换机。以华为当时的技术实力，只能研发出最多24门的用户交换机。而香港鸿年公司的交换机可以一台带200门、500门，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还要提前半年支付订金预订货。

为此，华为“代理+自主研发”两条腿走路一直走了好几年，“生存第一”始终是任正非心中的主线。

笔者网络搜索时无意中发现，2018年12月26日浙江《金华日报》刊登了一篇作者是孙媛媛、黄露，编辑是楼菲莉的文章：我们用了华为首台程控式交换机——义乌邮电局与华为公司发展初期的故事。

文章回顾了华为首台程控交换机在义乌试水的过程，以及他们与华为公司的友好合作，读来令人唏嘘不止。下面，笔者把这篇文章实录如下：

1993年，在经历了数次研发和市场失败后，华为推出了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以下简称08机），标志着华为公司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技术积累。08机被称为华为的历史性产品，是成就华为当今千亿级企业的奠基之石，甚至对中国整个通信产业来说也意义非凡。

巧合的是，最早为华为08机打开市场大门的是敢于吃螃蟹的义乌人。在改革开放浪潮中，不畏艰难的华为人与敢为人先的义乌人紧密协作，谱写了一段时代佳话。

1.为了用华为机子，和省局甩过电话

1993年，王建林是当时义乌邮电局副局长，负责通信建设和技术。

记者近日去拜访王建林，表明来意后，已退休在家的他很是惊讶：“我们用了华为首台程控式交换机，你们怎么知道的？”言语中，是倏然间打开记忆大门的欣喜。那一段尘封了25年的往事，就着一杯茶水，缓缓流淌着。

当时的交换机市场，由于国外产品成熟、性能稳定，各地邮电局和通信商纷纷使用进口设备。王建林回忆说：“当时主流产品是合资企业上海贝尔的S1240交换机，全国都在订，货源非常紧张。”

由于市场紧俏，义乌邮电局一直订不到货，更换交换机的需求又迫在眉睫。在一次通信设备杭州展销会上，王建林第一次接触到了华为。“支持民族工业！”王建林说，“我印象非常深刻，记得任正非在摊位前反复说着这句话。”

在了解了华为08机后，王建林心想：既然交换机那么难订，就尝试用华为的吧。“要启用华为的机子，压力可不小。”王建林说，“这是新出的第一台机器，没人用过，要重新配备电源设备和辅助设备，风险很大。”

“要冒风险，省局也不同意我们用。”当年县市级邮电局对通信设备拥有自主采购权。王建林笑称：“当时年轻气盛，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硬是和省局对抗到底。为了采购华为08机，还和上面甩过电话。”

就这样，顶着初试的风险和压力，义乌邮电局订购了2000门华为08机，并选择了佛堂镇作为开通试点。

2.打地铺，睡机房，夜以继日安装调试

作为第一笔程控式交换机订单，华为公司非常重视。“做软件调试的，做硬件安装的，一批接着一批来。”王建林回忆说，当时华为的主要骨干和研发团队全数来过佛堂，其中包括任正非、郑宝用、毛升江等如今行业内大咖级人物。

“开始安装的时候也遇到过不顺，但他们的工作态度非常积极。”王建林说，华为技术人员从旅馆租了被子，直接打地铺睡在机房里。当时正值三伏天，机房里极为闷热。“华为员工毫不在乎，全身心扑在工作上，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让人佩服。”

与华为技术人员并肩作战在安装一线的还有义乌邮电局工作人员。宋保良是现在义乌电信公司副总经理，1993年，20出头的他是义乌邮电局的一名工程师，见证了首台08机的安装。

“华为技术骨干都很年轻，对于当天没解决的问题，经常研究到天亮。”宋保良对当年的安装过程记忆犹新，“他们一边和深圳的研发人员连线沟通，一边在机房内调试，很能吃苦。”

“在安装调试过程中，我们根据以往其他机型的安装经验，和他们一起探讨研究改进方法。”宋保良说，“华为技术人员耐心听取意见，包括前期怎么布线好看，后期需要出台验收手册，双方互动很频繁。”

安装、调试、探讨、改进……就这样夜以继日工作了半个多月，08机终于在佛堂安装成功。1993年10月，在义乌通汇商厦举行的鉴定会上，该机通过了国家邮电部验收，正式进入电信网络得以应用。“当时还是我主持的会议。”从订购到验收，佛堂的08机对于王建林来说仿佛是一个念念不忘的孩子。

验收通过后，双方在义乌稠州路的一个饭店开了小型庆功宴。“庆功宴上喝高了，真是开心。”说着，王建林饮了口茶，咂嘴之间好似还有当时的滋味。

3.义乌一度成了华为新技术试验田

首台程控交换机成功落户，坚定了义乌邮电局与华为继续合作的信心。“《华为人》报每期都会寄给我，只要看到华为有新技术宣传，我们就会用他们的产品。”王建林说，“我们非常相信华为团队的研发能力和敬业精神。”

首个V5接口的安装验收、首个电源监控设备的应用、能实现越洋通话的七号信令系统……义乌一度成了华为新技术试验田。

1996年，华为率先实现了固定电话上拨打短号的功能。此时恰逢义乌希波漫酒店即将开业，就计划在酒店内安装局域交换机。据介绍，当时义乌是全国首个实现拨号上网的县级市。华为技术人员通过互联网与深圳总部进行实时对接沟通，连续三四天睡在酒店机房里，终于迎着开业的鞭炮声安装成功。希波漫酒店是全国第二个安装局域交换机的酒店，仅次于当时的深圳五洲宾馆。

“皮实、好用”，这是义乌老邮电人对华为产品的认知。“以前供电紧张，电压不稳定，220V的标准电压一有跳动，进口或者合资的交换机就无法工作。但是华为的交换机即便在170V的电压下也能正常使用，特别适合当时的国情。”宋保良说，“别的交换机要在空调恒温下才能运行，遇到停电就瘫痪，而华为的交换机放在简易房甚至楼梯下都能用。”

能耗低，对电压要求低，对环境适应性强，这样皮实的特性让华为产品备受当时邮电部门的青睐。

华为的服务意识也让宋保良赞不绝口：“订货以后不用找其他人，有问题直接打电话给前台，机子处在怎样的生产阶段，什么时候能供货，货品已经送到哪里，一整套进程都清清楚楚。‘为用户创造价值’这句话在华为身上体现到了极致。”

4.“床垫文化”与义乌精神不谋而合

20世纪9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义乌的创业热潮此起彼伏。讲起当时批量安装程控式交换机的热闹场面，王建林依旧心潮澎湃：“那时候，可以说哪里开通程控自动电话早，哪里的经济就能迅猛发展。”

佛堂的成功迅速带火了08机在义乌的大批量应用，就连电信母局也改成了华为的机子。“大家都有动力、有干劲，天天跑乡镇村庄做宣传、搞培训。老王还开坏了一台车，整个团队3个月装了58 000多部固定电话。”讲起当年的奋斗史，当时义乌邮电局老员工都觉得华为的“床垫文化”与义乌敢为人先、开疆拓土的精神不谋而合。

一张床垫半个家，华为早期的技术人员艰苦创业，困了、累了就直接睡在办公室自备的床垫上。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形成了华为特有的“床垫文化”，并传承至今。

1994年，在义乌赤岸镇的机房内，老鼠钻进了交换机，破坏了正常运行。“我一看，烧了8块板子，直接影响几十个用户通话。”王建林发现问题后立刻致电华为。当天晚上，华为技术人员就带着替换板乘飞机到了上海，再坐出租车直接送到赤岸镇。“第二天早上6点我去打电话，通了。”王建林连连赞叹这样的“华为速度”。

还有一次，义乌举办通信技术交流活动，邀请华为技术人员参加。“当时他们人在苏州，车票已售罄，就连夜打车赶到义乌。”宋保良说，“有些国外厂家爱摆架子，让我们派车去接。华为从不给我们提任何要求，总是为用户着想。”

20世纪90年代，由于新技术研发使用率高，业务往来增多，王建林常常赴深圳华为公司培训考察，“当时任正非唯一的一辆面包车就让给我们用”。

华为人立足用户、拼搏实干的品质，深深烙印在义乌老邮电人的记忆中，也落地生根在义乌这片创业热土上，与义乌人血液里流淌着的敢为人先、艰苦奋斗的精神紧密相连。义乌人也正是靠着这样的精神，从肩挑背扛、鸡毛换糖开始，将资源匮乏的小县城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

（四）组建集中式研发“正规军”

从1995年开始，华为建立中央研究部，开展大规模自主研发。1995年，任正非在一次谈话中说：“高投入才有高产出，我们的成本比兄弟厂家高，因为科研投入高、技术层次高。科研经费每年8000万元，还要花2000万元用于国内、国外培训和考察。”

1994-1995年期间，华为同时开展的研发项目还有智能平台、无线接入、芯片设计等多个方面。

1995年，华为公司将分散在制造部、数字机组的各路“游击队”式研发力量汇聚起来，进一步整合全公司研发资源，优化研发部的管理，形成了华为公司规模化、集中式研发的“正规军”。

1995年3月，经过分流后的开发人员还不到100人，却取了一个很大的名字——中央研究部，简称中研部。

从1995年开始，华为中研部每年花在预研方面的各种经费不低于2000万元。1998年，华为员工8000人，研发人员达到4000人，设备价格为每个上网用户1000美元，设备施工时所使用的扎带为每根1美元，所以中国上网费曾一度达到一个月上万元。而1999年之后，华为的同类产品设备价格大约只有每户几百元人民币，扎带随设备免费附送。随后思科也跟着降价。最令中国网民高兴的是，由于质优价廉的华为接入服务器的推出，全国各地纷纷实现了拨号上网业务，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因此开始迅速发展。

1995年，华为北京研究所成立。到1997年前，一直处于漫长的积累期，其间没有什么重大市场成果。但是任正非一直给予大力支持，每年投入8000万元乃至上亿元的资金用于技术开发。

1993-1997年早期的华为研发虽然抓住了C&C08交换机、智能网、传输接入网几个大机会，通过重点投入取得了丰厚回报，但每年失败的技术投入也有好几千万元，成功与失败或暂时失败大概各占一半。

1997年底，华为已对GSM系统的研发累计投入7000多万元，1998年更有上亿元的投入。

（五）“价廉物美”的中国工程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曾经指出：中国科技人员有突出的比较优势——性价比高，这是借用产品“性价比”的概念来表述科技人员的工作效率。一般欧洲企业的员工，每天工作8小时，每年暑假大概要休息一两个月。中国员工常常是“996”工作制（早9点到晚9点，一周工作6天），一年只有十多天假期。还有就是工资低。前些年综合算起来，中国科技人员的“性价比”，大概是美国的8倍，欧洲的6倍。近年来中国科技人员工资水平提高很快，不过还有较大优势。

截至2017年，中国科研人员全时当量位居全球第一。

2019年4月，科技部公布2017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状况分析。可以看到，2017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继续增长，达到8705万人，研发人力规模居全球首位。

早期华为的产品在技术和功能上弱于国外竞争对手，其最重要的竞争优势就是价格。但是自华为1996年进入“中国电子百强”后，就一直高居中国电子百强利润排名第一位。华为是怎么做到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利润的呢？

事实上，中国企业真正具备比较优势的地方是在研发成本上。国外一名工程师的月薪相当于中国近百名工人的月工资总和，而中国一位工程师的月薪才相当于几位工人的月工资总和，国内外工程师工资差距有10～20倍。国外工程师有效上班时间每周低于40小时，每年还有一两个月的假期。而国内工程师加班是常态，有效上班时间通常达每周60小时，一年忙到头连法定节假日都很难保证。如此算来，国内外工程师薪酬相差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