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北坡攀登珠峰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胜利登上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

珠穆朗玛峰（珠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山峰，位于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线上。它的北坡在中国西藏定日县，南坡在尼泊尔境内，而顶峰位于中国境内，是世界最高峰。

当年，中国队从北坡攀登珠峰的原因是国家尊严受到侵犯，通过登顶珠峰激发民族斗志。

对于珠峰的归属，中尼双方存在争议。划界谈判时，中方提议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但尼方认为珠峰完全在尼泊尔境内，与中国无关。“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这样的反问，缘于尼泊尔人的率先登顶。

1953年5月29日，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成功登顶的队伍。

尼泊尔当时是印度的附属国，因此印度人也一度声称，“中国人从来没有登上过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根本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范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使得中国攀登珠蜂，成了一项庄重的国家使命。

195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组成了35人的登山队，苏联登山专家担任教练，开始准备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

然而北坡登顶，困难重重，风险极大。

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是非常不被看好的，因为他们要从位于中国境内的北坡出发登顶。但是北坡早就被登山界认为是“死亡之路”，连飞鸟都无法逾越。

中国登山队不畏艰险，毅然踏上“死亡之路”。然而经过三次登山行军，登山队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印度登山队正在南坡爬攀珠峰，要与中国试比高。

最后，组建不到5年的中国登山队队员们，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这一壮举。

而正在南坡攀登珠峰的印度登山队，却因天气原因未能登顶，只好铩羽而归。

2019年4月，华为副董事长徐直军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华为过去30年是爬北坡（珠穆朗玛峰）的30年。中国过去发展几十年，所有最容易挣钱的事情华为都没有做。中国过去几十年最挣钱的就是几个领域：

第一，房地产，很多中国企业依靠房地产业务挣了很多钱。华为在中国拥有的产业和我们的规模，在中国发展房地产业务的话，在每个城市都可以获得大量支持，挣很多的钱。我们如果在中国做房地产，绝对是顶级的。任总本人就是重庆建筑学院毕业的，现在合并到重庆大学了。

第二，这么多年在中国没做投资，没上市。中国过去这些年投资上市是最挣钱的。如果我们也像互联网公司一样投几百家公司，围绕我们的生态和供应链，我们不做业务只做投资就有足够的钱可以挣。

第三，尽管有强大的品牌和各方面的能力，但是我们聚焦在ICT，长期持续地投入，在这个窄的领域上实现追求，而没有去多元化。如果我们想多元化发展，很多产业都有可能。甚至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中心地带，华为不是没有房子、没有地的。我们放弃了中国过去30年最容易挣钱的领域，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和资金投入到一个领域，走到今天。当然这是我们能走到今天的一个原因，也是让大家不理解的原因。作为成长在中国的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非常清楚，别说让西方来理解和认可我们，即使在中国国内得到理解和认可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为什么不做？我们内部是有共识的。如果挣钱太快了，会影响高管层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让大家感觉到这钱太好挣了的话，对聚焦的ICT产业，会认为做起来没价值，或者不能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这样反而把真正聚焦的领域做不好了。

中国有这种情况，发现做房地产太容易挣钱，一心一意做房地产，主业反而没有做好，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比比皆是。

（一）对准敌人“城墙口”冲锋

任正非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曾就华为聚焦ICT战略进行过一番诠释。

我讲的是压强原则。坦克可以走过柔软的沼泽地，但是在一个很坚韧的地方，针是可以扎进去的。我们公司是投资有限、技术有限，样样都有限。如果我们做一个很宽的面，一定不可能成功。我们就要像针一样，盯死一个地方，针是可以戳进去的。这个压强原则，我们把它比喻成攻克一个“城墙口”，几百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千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冲锋还是对准这个城墙口。每年炸这个城墙口的研发经费已经达到了150亿～200亿美元。所以我们公司很熟悉一个名词，叫范弗里特弹药量，这是美国将军发明的。我们对准这个口“轰炸”，逐渐在一个窄窄的面上开始领先西方，这样我们就有了市场基础，就有了资金积累。资金积累以后我们还是不分散，集中对这个城墙口进攻，所以我们逐渐在这个窄窄的面上开始领先了市场。

其实所有西方公司都这样做，比如微软只做Windows和Office，Intel只做芯片，亚马逊、Google也只做很窄的领域。美国公司不像中国公司一样，办很多企业，每个企业都不优秀。美国公司就是在一个窄窄的面上前进，其实我们是向美国公司学习的。

为什么会用一些术语呢？因为术语最简单，容易让大家明白。我们要解释商业上的行动，没有好的名词来形容，就借用了这些名词。

记者好奇：

您这种军事化风格的演讲方式是让华为员工充满了干劲呢，还是有时候被军事化的演讲风格所吓到了呢？

任正非回答：

我认为，被吓到的人应该也很多，因为我们历年的离职员工有16万人。现在公司总员工数是18万多人，经过华为公司这个门的总人数有30万～40万人。大家为什么能接受？因为要生产粮食，要创造成果，不然就养不活自己。养不活自己就不可能生存，所以大家就习惯了这些名词，也不存在被吓到的问题。

（二）华为没有盗取思科技术

谈到知识产权，不能不令人想起思科起诉华为的十年战争，最后以思科撤诉和解告终。当年思科指称华为侵权，但华为送交产品给第三方机构（该机构没有中国人，全由美国人组成），检测后发现华为产品200万行源代码，没有与思科产品2000万行源代码相同的，思科实际上属于意淫。

这里，把任正非最近回答记者问题的过程实录如下：

记者问：

批评人士对华为的指责之一是说，“这么多年以来，华为都在窃取他人的知识产权，从而促进公司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持这样的批评意见。对于这些指责，您的回应是什么？

任正非回答：

我们公司自始至终尊重知识产权，和绝大多数公司达成了专利的交叉许可。

第一，我们每年在科研投入上很大。比如，我们现在有700多位数学家、800多位物理学家、120多位化学家，有15 000人左右从事基础研究，这些人是在把金钱变成知识。这方面的经费大约在30亿～50亿美元。

第二，我们每年大概有150亿美元投资到研发上。研发有6万多人，他们把知识变成商品，从而再换回金钱来。因此整个链条过程中，我们是大量的投入。如果靠偷几样东西，不可能成为世界领先的企业。领先这个东西，不可能偷得来。

第三，我们每年200亿美元投入费用中有34亿美元是作为战略费用，其中一部分是支持大学教授搞科研。我们遵循的是美国拜杜法案的原则，即美国政府可以给大学钱，但是成果归大学，不归美国政府。我们现在也在投钱，成果归大学，不归我们。如果我们要大学的成果，可以通过商业交易获得，而不是投资就获得。这样我们超前的速度就会越走越快。当然，美国公司也会在世界各国投资支持这些大学，Google等很多公司都做得很好。他们在招聘人才时用6倍工资把优秀人才招走了，我们才发现自己太保守了，将来也要用五、六倍的工资和Google去争夺世界优秀人才。

所以，在知识产权上，我们是自己创造。中国政府更加尊重知识产权，推动国家法律体系建设上，我个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我们公司也涉及一些案子，这些案子都是个别人不遵守规矩，是个人行为，我们是要处罚的。

（三）财务报表KPMG审计

任正非进一步指出：

我们在中国是一家中国公司，首先要遵守中国的法律。第二要向中国政府缴税。我们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主要是以上两点。我们在别的国家有很多子公司，也是这两点，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在这个国家缴税。如果我们在170多个国家没有缴纳税收，没有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我们在那个国家也不会生存下来。主要是这两个原则。

我们的财务报表，是由KPMG审计的。至于中国政府是否给我们提供了支持，在财务报表上会有反映的，KPMG不会去刻意隐瞒。所以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

未来5年，我们的研发经费将超过1000亿美元。要完成网络重构，除了网络极简、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等，销售收入要从今天1000多亿美元提升到2500亿美元，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

（四）华为也要做伟大公司

任正非说：

乔布斯的伟大不是创立了一个苹果，而是开创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他的伟大不能被简简单单地评价，我认为他是超级、超级伟大。

苹果也是一家伟大的公司，苹果公司的伟大在于始终把市场带着做大，而不是做小。苹果打着“伞”，卖的产品价格高，提供的性能好，市场空间很大，让很多其他厂家可以生存。反思华为公司在电信领域，我们过去走的路是有错误的，我们是基于成本来确定销售价格。我们的成本比较低，一是因为技术上进步速度比较快，把商品做得成本比较低。另外我们引进了西方管理，运作成本也比较低。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定低了，给西方公司造成了生存困难。我们已经在反思这一点了。

现在我们把商品销售价格提起来了，大家也觉得华为贵了，给其他公司留下了空间。其中赚了很多钱，我们不打算分给员工，不打算分给股东，而是打算分给很多大学，分给科学家，去搞研究，去探索未来。这个未来可能跟我们有密切关系，也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的标准是，在距离我们目标20亿光年的地方，投一粒“芝麻”。距离目标2万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苹果”。距离目标几千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西瓜”。距离目标5公里的地方，我们投范弗里特弹药量，扑上去，撕开个口子，纵向发展，横向扩张，产品就领先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