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高老头》在源语国的生成

（一）《高老头》经典化面临的难题

左拉在他的书中这样称赞巴尔扎克：“他的作品，是斧头劈成的，常常只是粗加雕削，给出崇高与低劣的最惊人的混合，却仍然留下本世纪最博大的头脑的惊人努力。”^[1]巴尔扎克以这种博大的建构，迅速获得声名，这恐怕在法国，乃至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现象。如果探讨巴尔扎克的经典生成，一个问题就不得不加以思考：在巴尔扎克这种爆炸式的创作中，到底有什么核心的价值为他赢得了名声。

巴尔扎克自称其《风俗研究》中，写的是“典型化的个性”^[2]，人们很容易想到，正是这些各具性格的人物赋予了巴尔扎克小说闪光的价值。可是仔细研究它的人物刻画，《高老头》的写法又不能让人满意。

《高老头》人物刻画的牵强人意，不在于人物性格缺少个性。无论是以女儿的生命为生命的高老头，还是一心想靠贵族女人名利双收的拉斯蒂涅，还是连父亲的棺材本都想榨走的雷斯多夫人，每个人物的性格并不黯淡、模糊，相反，它们非常显明，极其清晰。人物性格的轮廓在巴尔扎克的巨笔下抹了又抹，变得粗大起来，甚至有些地方有漫画的特征。如果说福楼拜善于工笔画，能让角色毛发皆现的话，那么巴尔扎克就是一个写意的大师，只消他挥几笔，素材就呈现出各自的精神来。左拉批评他人物写得过于膨胀，好像巴尔扎克“从不认为把他们写得足够巨大”一样。^[3]问题在于人物性格另外的方面。

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与其说是活在感情之中，活在感受之中，还不如说是活在欲望之中。人物与真实事物的关系好像阻隔了，障碍物就是人自己设置的欲望。朗松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的人物基本上是纯粹本能的演出：“他固定地创造他角色的内心，给它营造强烈的激情，而这种激情是人物行动的唯一动力，它强行冲破一切家庭或者社会义务的阻力、利益本身的阻力。”^[4]为了服从这种激情的需要，环境的重要性降低了。这不是说巴尔扎克小说中缺乏环境描写，而是说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其实也是人物性格的化身，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仍然重复着某种类型化的精神。小说开头对伏盖公寓的描写，那种“霉烂的，酸腐的气味”，暗示了巴黎社会无所不在的欲望的腐蚀，隐喻了人们集体性的道德破败。可这一切，并不是书中人物感受出的，而是作者人为设计的。巴尔扎克喜欢干预小说的情感格调，他喜欢上帝的工作，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创造物上面。因而小说的环境往往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如果追踪巴尔扎克的生活史，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痕迹可以解释这一切。这样一来，人物与他们环境的紧密关系就大打折扣了。住在伏盖公寓里的人，并没有强烈地感受到餐厅的恶臭；作者也没有充分让我们感觉到，无论伏脱冷，高老头还是谁，厌恶这阴郁的房间、摆设。

拉斯蒂涅和但斐纳的爱情也写的像是欲望的游戏，在拉斯蒂涅这里，我们很难看到初恋的甜蜜和痛苦，有的多是自尊心的冲动；在但斐纳那里，又无非是征服一个男人、并利用他的关系打进社交圈的快乐罢了。在拉斯蒂涅的初恋阶段，但斐纳故意疏远拉斯蒂涅，而拉斯蒂涅心中翻来覆去地想到的，不是花前月下，不是心上人的翻脸无情，而是自己的自尊：“他的焦虑，他受伤的自尊心，真真假假的绝望，使他越来越丢不掉那个女人。”^[5]虽然拉斯蒂涅骨子里巴望富贵，一心想往上爬，但是理智并不是人的全部，人们还不得不受制于自己的身体。身体对环境的感受，是一种自发的、无法预测的力量。巴尔扎克的小说，好像尽量抽掉身体的组织，让人物在大脑的冲动中生活。换句话说，这更像是一部头脑的小说，而非是心灵的小说（a fiction of mind, not of heart）。

《高老头》中人物刻画的问题，还体现在情节上。情节是人物刻画的主要工具，因而凡是主要人物，往往占据中心情节，而次要人物，则占据边缘情节。《高老头》的主要人物，无疑是一个“基督教的圣徒，殉道者般的父亲”^[6]，他和两个女儿的关系，应该是整部小说的主线。但仔细研究作品后可以发现，拉斯蒂涅—伏脱冷和拉斯蒂涅—鲍赛昂太太这两条线，并不亚于高老头，如果将拉斯蒂涅与高老头两个女儿的交往也一并考虑的话，拉斯蒂涅在小说中占的分量，丝毫不比高老头少，似乎拉斯蒂涅才是小说的主人公。而小说中雷斯多夫人所占的分量少于伏脱冷，但斐纳的形象甚至要逊色于鲍赛昂太太，伏脱冷和鲍赛昂太太“衍生”的情节，并不弱于应该处于中心的两个女儿的情节。如此一来，《高老头》就缺乏一个主线，它到底是高老头之死？还是拉斯蒂涅的爱情冒险？这些大大小小不同的情节向各个方向分散，实在难以聚拢成一个主脉络。而这种多元情节自然会导致人物刻画上主要角色不明，主要人物性格不集中的问题。

（二）《高老头》的艺术价值

从小说情节的设置来看，由于没有一个主导的情节，许多貌似无关的情节都串在了一起，这带来小说的一个特征：没有高潮。在莎士比亚或者拉辛的戏剧中，总有一个情节的突转，人物的命运、性格的冲突总会达到顶峰，但是《高老头》中却缺少这种美学特征。简单来看，可能高老头之死是全篇的高潮点，它将两个女儿的真面貌撕破了，但是仔细探究的话，却发现高老头的悲剧并不比鲍赛昂太太的黯然离去、特拉伊抛弃雷斯多夫人严重多少，高老头之死之所以变得异常重要，并不是单纯他的死因，而是前后夹杂着许多角色的悲剧，高老头的死照亮了这些悲剧，而这些其他的悲剧也烘托了高老头之死的悲哀气氛。换句话说，这部小说写出了许多人物的悲剧，高老头只是其中比较显眼的一个罢了。因为，情节和人物的分散化设置，所有众多的悲剧冲淡了高老头悲剧的重要性，因而使得这部小说没有一个统一的高潮。

因而这部小说并不是戏剧式的，我们找不到互相冲突的双方，高老头和他的女儿，还有许多人，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没有一个最终获益的人。《高老头》呈现的，是一系列类同性的悲剧，这是一幅多图景的对照。所有人物的不幸，不过是象征或者符号，它们与一个更大的主题相连：激情与恶果。

于是，《高老头》真正的主角出现了。这就是激情，激情盲目前进，吞噬一切，最终自招恶果。这部小说是激情的冒险，而非拉斯蒂涅的包厢和客厅式爱情，也非高老头的当铺式献身精神。虽然作品中有众多不同的人物，有众多不同的情节，但因为这些人物和情节集中地体现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激情，所以作品具有另一种的统一性。这些人物和情节，好似幻象一样，激情站在一切的中心。这些幻象好像是主角，不管是高老头，还是拉斯蒂涅，他们形形色色的生活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但是一旦静下来，我们能够通过这种幻象看到那种潜藏在背后的真正的主人。这就像古希腊悲剧一样，在一切可见的演出背后，站立着个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酒神精神。尼采在他《悲剧的诞生》一书中说：

我们现在意识到，戏台连上行动，在最开始，基本上被看作是一个幻象，合唱队才是唯一的“真实”，它生成幻象，借用舞蹈、曲调和曲词这一整套象征来说出它。^[7]

同样，在《高老头》甚至巴尔扎克其他的作品中，人物和情节不过是一个象征，原始的激情才是真实的存在物。

理解到这一层，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总体构造了。作者说将《风俗研究》视作“果”，而《哲理研究》则视为“因”，又说“风俗是前台演出，原因是后台机关。”^[8]这里面的意思无非是说，《哲理研究》讨论的是激情对人的毁灭，而《风俗研究》则将这种毁灭形象化、具体化。必须将《哲理研究》和《风俗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前者，可以看到后者中的人物行动及其悲剧的原因，通过后者则可以生动地演示前者。正因为巴尔扎克的着眼点不在单个的人物身上，所以人物缺乏感受就可以理解了。巴尔扎克不想探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他想关注的是欲望和人的处境的关系。

在《哲理研究》中，许多人物袒露出自己的欲望世界，采取的是非常规的、粗糙的方式，这是符合作者用意的。《风俗研究》不能这样生硬，必须要艺术化。巴尔扎克自己不是也曾说过，艺术家假如他不能“一气呵成地完成一件色调和谐的塑像，那么他的作品就失败了”吗？^[9]那么，作者是怎样设置他的艺术结构的？

如果将《高老头》的主角，看作是激情及其招致的恶果，它寄寓在不同的情节和人物之中，那么，这些情节和人物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环相套，组成一种环套形的结构。每一环都不是中心，每一环又不是边缘，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体。这些环有：

① 高老头对两个女儿的热情，女儿的背叛；

② 雷斯多对特拉伊的热情，特拉伊的背叛，丈夫的报复；

③ 但斐纳对玛赛的热情，玛赛的背叛，丈夫的报复；

④ 鲍赛昂对阿瞿达的热情，阿瞿达的背叛；

⑤ 维多莉对父亲泰伊番的热情，父亲的拒绝；

⑥ 拉斯蒂涅在道德和伏脱冷为代表的社会腐蚀观念之间的摇摆、沉沦；

……

除了这些，还夹杂有许多的热情与背叛的细节，比如朗日公爵夫人和蒙脱里伏先生，但小说中主要以上面六个环节为主。这六个环中，维多莉这一环是虚写，而其他五环则是实写。因而，《高老头》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五环相连的结构，其中拉斯蒂涅这个环是连接其他环的关键。

在这五环中，涉及的感情有父女、夫妻、私情等，基本上反映了普遍的社会生活。激情之所以招致恶果，而非带来福祉，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盲目的，人们都在盲目地追求，谁也无法限制追求的方向，无法合理调节追求过程中彼此双方的关系，这正好体现了《杂阿含经》上所说：“受、想、行、识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高老头把女儿的快乐当作快乐，把女儿的生命看作是自己的生命，“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纵容她们把我踩在脚下的”^[10]，两个女儿将高老头榨干之后，把空皮囊扔到大街上；而高老头的女儿雷斯多夫人同样如此地纵容情人特拉伊，她将特拉伊看作是她的幸福，在他身上花了20多万，自己却没有钱付给做衣服的裁缝，倒是让佣人垫钱，结果特拉伊榨干她之后，一走了之。

这种盲目的激情，既无法让角色获得生存的真正意义，也无法保证他们获得福报。他们把幸福、快活看作是自性，是生存的根本价值，一旦这些东西受到威胁，他们的生命就会摇摇欲坠。激情这个梅非斯特，毁灭每个人，这就是《高老头》中始终发生的故事。

（三）《高老头》的思想价值

《高老头》采用一种特殊的形式，来暴露激情的恶果，但激情为什么变得如此盲目？难道它不是人生存的理由？不是人活下去的动力？巴尔扎克的反激情主义，到底有什么时代的合理性？这些问题涉及《高老头》的思想价值，必须将它的艺术价值放在这种思想价值中一并考察。

在启蒙精神的激励下，18、19世纪的法国自我观念崛起，巴尔扎克对激情的否定，明显是对启蒙精神的反拨。在巴尔扎克之前，启蒙哲学家确立了新的标准，政治和宗教面临着新的评估。卢梭的哲学和教育学思想，就是一个典型。卢梭在《爱弥儿》中呼唤良知（conscience），认为良知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判断能力，而理性则是后天的，往往误导人。他理想中的自然人，就是按照内在的良知来行动的。由于重内在的良知，则自我势必成为善恶真伪的唯一尺度，所以卢梭认为：“所有我感觉好的东西就是好的，所有我感觉坏的东西就是坏的。”^[11]又说良知“从来不骗人，它是人的真正向导；良知属于心灵而本能属于肉体”^[12]。对理性的怀疑，对内心的崇尚，是对宗教和王权的极大挑战。虽然卢梭将良知和本能对立起来，但人人都聆听内在的声音，内在的声音会不会是本能抚弄出的？如何确保人们所谓的良知不是听命于本能？卢梭无法作出保证，他只是呼吁人按照内在感觉来生活，其结果是自我意识高涨，这势必会冲击传统的宗教和道德秩序。因而卢梭预测不到的现象发生了，封建王权崩溃，自由成为新的君主，上帝被人们拉下神坛，自我粉墨登场。整个社会和个人都陷入一种混乱的、痉挛的状态中。

针对这种思想状况，英国哲学家伯克倡导节制自由，尊重规则，他说：

社会需要的，不仅是个人的激情应该顺从于它，而且在大众以及组织中，还需要打磨人们的天性，控制他们的意志，制服他们的激情。这只能通过来自于他们自身的力量才能做到。^[13]

伯克还肯定宗教是“一切善和一切慰藉的源泉”，认为宗教是符合人的本能的，相反，凡是违反宗教的思想、机构，注定都不会长久。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尔扎克的反思想、反激情的倾向就可以很好理解了。巴尔扎克观察到自我是个人和社会混乱的根由，他对激情的痛恨，则表明了他对岌岌可危的旧秩序的担忧，“我是在两种永恒的真理，即宗教与王权的照耀之下从事写作的”，巴尔扎克如是说。这种政治和宗教的保守主义思想，有它合理的基础，因为巴尔扎克发现，在他的时代里，激情和思想极大地怂恿本能，毒害人的灵魂，人们原本信赖的良知，现在倒成了罪魁祸首，于是乎人们偏离正道，沦入精神和肉体的濒死状态。

巴尔扎克的《风俗研究》揭示的正是这种濒死状态，人们的本能纷纷地向人们自身捅刀子，拉法埃尔在证实驴皮的神奇效果后，悲哀地说人们自己是自己的刽子手，原因正在于此。雷斯多夫人只顾眼前的痛快，哪怕掏空所有的财产都在所不惜，她难道不像妓女欧弗拉齐？后者在《驴皮记》中这样自诉心肠：“给我几百万，我就会把它们挥霍一空；我不想留一个铜子给明年。活着是为了快乐、支配一切，这是我每次心跳的决定。”^[14]拉斯蒂涅在高老头死后，毅然向那个丑陋的社会宣战，难道不是把自己交给本能，在放纵中自杀？他在《驴皮记》中的话，说出了他在《高老头》中最终领悟到的东西：

再也找不到比把生命消耗在快活上更好的办法了。一头扎进深深的荒淫生活之中吧，你的激情或者你本人都会窒息而死。亲爱的朋友，放纵是所有死法中的女王。急性中风难道不是它引起的？急性中风就是朝自己开了一枪，百发百中。纵欲慷慨地送给我们所有肉体的快乐，难道它不是一剂少量的鸦片？当我们狂饮烂醉，这种放纵就是和酒拼死一搏。^[15]

如果说福楼拜一刀一刀地解剖包法利夫人，将她的痛苦及其产生原因暴露出来，那么，巴尔扎克就是一个思想和激情的解剖手。他说：“思想，或者说激情（它是思想和感情的汇合），固然是构成社会的因素，却也是摧毁社会的因素。在这方面，社会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相似。”^[16]他的着眼点不在个人，而在社会，社会所患的病痛却都体现在每个人身上。他让我们看到，角色们像一个盲目的木偶一样，怎样被本能驱动着赶往绝境，就像羊群被赶到大海里面。

如果小说中每个人物都能控制住自己的本能，那么悲剧就不会重复发生了。假使高老头在父爱之外，意识到父亲的责任，假使雷斯多夫人守住女儿和妻子的本分，假使鲍赛昂夫人认清她渴望的幸福的真相，人们也就不会在泥潭中挣扎了。但是巴尔扎克也无法阻止欲望的这种恶果，他自己不也是无法摆脱放纵的生活吗？但是他毕竟把社会的病根找出来，清晰地摆在了人们眼前。

这就是巴尔扎克，一个文学上的保皇党，一个沐浴日神精神光泽的人。他用动荡不安的欲望的画面，告诉人们平静的灵魂的意义。为了把本能的恶果生动地呈现出来，他在《高老头》中利用种种人物的“合唱”，利用一种环套形的结构，来强化主题，这就是巴尔扎克长久魅力的秘密，也是他的作品经典生成的主要原因。

[1] mile Zola,Les Romanciers Naturalistes．Paris: G．Charpentier, 1881, p.130.

[2] 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艺》，袁树仁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7页。

[3] mile Zola,Les Romanciers Naturalistes．Paris: G．Charpentier, 1881, p.126.

[4] Lanson, Gustave,Histoire illustré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23, p.304.

[5] 巴尔扎克：《高老头》，傅雷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6] 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艺》，袁树仁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4页。

[7] Friedrich Nietzsche,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2, p.65.

[8] 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艺》，袁树仁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6页。

[9] 同上书，第106页。

[10] 巴尔扎克：《高老头》，傅雷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

[11] Jean-Jacques Rousseau,mile ou de l’éducation．Paris: Gallimard, 1969, p.430.

[12] Ibid., p.431.

[13] Edmund Burke,The Evils of Revolution．London: Penguin Books, 2008, p.33.

[14] Balzac,La Peau de chagrin．Paris: Charpentier, Libraire-diteur, 1845, p.86.

[15] Ibid., p.199.

[16] 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艺》，袁树仁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