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巴尔扎克小说在源语国的生成
从经典生成的角度看，巴尔扎克作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和杰出代表，其小说之“经典性”的生成，与其独特的审美心理机制有直接关系。
（一）巴尔扎克的审美心理机制
在先天的生理和心理气质上，巴尔扎克倾向于关注事物的外部形态。他对事物外部形态拥有“巨大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他是一个“有着丰富想象力，能够建立起一个他自己创造并在其中安置众多人物的世界”的人。[1]“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活跃而敏捷的记忆，把无数的事实和细节凝结在他的脑里。”“他的记忆力并不是单一型的，而是多种形式的——对地方、姓名、名词、事物以及相貌的记忆力，他能记住他要记住的一切。一度在他眼前出现过的现实中的事物，它当时处于怎样的情境，带上怎样的阴暗色彩，他都能历历在目。”[2]他“在少年时代就擅长在心里真切地拟构来自书本的印象，当读到关于奥斯特里兹战役的描写时，他的耳鼓竟被炮声、马蹄声和士兵的厮杀声所震荡”[3]。异常丰富的想象力和出众的观察、记忆能力是巴尔扎克的天赋，这种心理素质在后天因素的诱发和催化、熏陶下，不断得到强化。
巴尔扎克成年后深受实证哲学、动物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的影响，甚至还受神秘主义骨相学的影响。他自己曾说：“当我重读像维登堡、圣马丹等探讨科学与无限之关系的神秘作家的不平凡的著作，和像莱布尼兹、贝丰、查尔·波奈等自然科学界奇才的著作的时候，我从莱布尼兹的原子论、贝丰的有机分子论、尼特海姆的生命机能说里面，从在1760年写过‘动物和植物一样生长’的思想颇为奇特的查·波奈的类似部分接合说里面，找到了‘统一类型’所依据的‘同类相求’这个美好法则的初步概念。”[4]特别是动物学中的“统一图案说”，对巴尔扎克影响格外深刻。他说：“（这种学说很早就）深入我心，我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和自然相似。社会不是按照人展开活动环境使人类成为无数不同的人，如同动物之有千殊万类吗？士兵、工人、行政人员、律师、有闲者、科学家、政治家、商人、水手、诗人、穷人、教士之间的差异，虽然比较难以辨别，却同把狼、狮子、驴、乌鸦、鲨鱼、海豹、绵羊区别开来的差异一样，都是同样巨大的。因此，古往今来，如同有动物类别一样，也有社会类别。”[5]科学主义的思想和巴尔扎克那先天的心理品格相交融后，使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知方式带上了“瞳孔向外”的特征；动物学、解剖学的理论，使他倾向于对社会外部结构形态和人的外在生活方式进行观察与分析；神秘主义骨相学的理论使他在人的观察研究上重视外部言行举止、相貌神态等。
在日常生活中，他总是以这种“瞳孔向外”的方式去观察和研究人与社会。“巴尔扎克先生到每一个家庭，到每一个炉旁去寻找，在那些外表看来千篇一律、平稳安静的人物身上进行挖掘，挖掘出好多既如此复杂又如此自然的性格，以至大家都奇怪这些如此熟悉、如此真实的事，为什么一直没被人发现。”[6]巴尔扎克自己也说：“我喜欢观察我所住的那一带郊区的各种风俗习惯，当地居民和他们的性格……我可以和他们混在一起，看他们做买卖，看他们工作完毕后怎样互相争吵。对我来说，这种观察已经成为一种直觉，我的观察既不忽略外表又能深入对方的心灵；或者也可以说就因为我能很好地抓住外表的细节，所以才能马上透过外表，深入内心。”[7]可见，巴尔扎克的观察，虽然也不是置人的心灵于不顾，但关注的重点是外部形态，是由外而内进行的。
巴尔扎克热衷于宣扬精确、全面、细致、真实的再现现实生活的观点。他说：“法国社会将成为它的历史，我只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学家忘记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8]他说他只想“充当一名老老实实的书记官的角色而已”[9]。文学的使命就是描写，他说：“只要严格地摹写现实，一个作家可以成为或多或少忠实的、或多或少成功的、耐心的或勇敢的描绘人类典型的画家，成为讲述私生活戏剧的人，成为考古学家、职业名册的编纂者、善恶的登记员。”[10]为此，“他曾埋头调查风俗，了解人的举动，细细观察人的外貌和声音的变化”[11]。他对古代作家感到不满的是，“在各个时代，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的作家都忘了写风欲史”。他对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大为赞赏，但又因为司各特没把小说写成“一部完整的历史”而感到遗憾。巴尔扎克反复谈及的“社会”“生活”“历史”等，基本上是就人的外宇宙而言的，因而，巴尔扎克实在是一位“站得住脚的社会史家”[12]，是“一位考古学家、建筑学家、裁剪师、装裱师、生理学家和公证人”[13]。可见，巴尔扎克的审美心理机制是外向型的。真实细致地描绘社会结构形态，广泛地展示生活的风俗史，是巴尔扎克潜在的心理欲求。他的小说就是这种心理欲求的客观化，明显具有外倾性特征。
（二）“物本主义”指导下的环境描写
在巴尔扎克看来，“精神世界变化的源泉是客观现实”[14]，因而，似乎只要描写了外部客观世界的真，也就可以描述出内部心灵世界的真。所以，他对人的研究，不是直接深入人的内宇宙；他的小说中，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描写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巴尔扎克把人与动物相比拟，他说：“动物是这样一种元素，它的外形，或者说更恰当些，它的形式的种种差异，取决于它必须在那里长大的那个环境。动物的类别就是这些差异的结果。”[15]在巴尔扎克看来，社会和自然相似，决定人的精神世界差异的是环境，而这个环境是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双重结构，其中，物质的因素又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环境不仅具有明显的物态性，而且，还具有物理因素作用下的井然有序性——在不同物质条件支配下的人的生存环境有严格的界限，正如不同生活习性的动物各有特定的生存环境一样。巴尔扎克的小说主要就是通过细致地描写人得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和外部社会形态来反映生活的，描写的起点是外宇宙，其主要目的是真实、客观地再现外部世界的整体风貌。由于物理环境、社会外部结构形态同人的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物理境与心理场无法绝对分开，因此，在真实地再现物理境的同时，他的小说也一定程度上真实表现了心理场。但细致的心理分析无论如何不是巴尔扎克之所长。巴尔扎克是以真实地再现社会外部形态的广阔性与丰富性见长的现实主义作家。
我们一打开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展现在眼前的首先是物态化了的伏盖公寓的写实画。伏盖公寓给人的最初印象显然是一幅风俗画，不过这还不是巴尔扎克对此作精心描写的最终目的。在这幅色彩浓郁的风俗画背后，还隐藏了作者企图让读者领悟的“物”的意识。伏盖公寓有一股浓重的“公寓味”，那就是闭塞的、霉烂的、阴暗的、贫贱的和酸腐的气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它与鲍赛昂夫人的那个贵族社交生活中心绝然不同。后者是贵族上流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它在宽敞明亮、金碧辉煌、优雅华贵、富丽堂皇中同样富于“物”的意识。在这种不同的物质环境中生存着的人也就绝然不同。前者因物的贫乏而灵魂酸腐，后者因物的淫浪而精神颓废。而两者在“物”意识作用下的一个共同而深刻的特点是：在物的“上帝”的无形而神秘的操纵下欲壑难填、灵魂躁动不安，在种种面具与遮羞布的掩饰下进行着人与人的殊死搏斗。社会也在物的作用下形成不同的“生态环境”。伏盖公寓和上流社会本身就是两个典型的不同“生态环境”，其中生活着内与外都绝然不同的两类人。这两个环境从物质形态看是壁垒分明的，从社会形态看也是壁垒分明的。在这两个社会形态中生活的人，当他在物的条件上尚未发生质的变异的情况下，是绝不会互相兼容的。高老头以后不能在女儿家的客厅里露面；拉斯蒂涅不改头换面成为阔公子就被非常礼貌地逐出纽沁根太太的家门。所以，社会形态的划分的标准是“物”，社会形态中也就渗透了“物”的意识，它也因此显出了井然有序的理性色彩。
《人间喜剧》描绘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大厦。巴尔扎克用动物学的“分类整理法”的模型来构建这座大厦的基本框架。决定动物生态环境的根本因素是自然条件也即物质条件，巴尔扎克之所以在《人间喜剧》的构思中由“统一图案说”引发出分类整理法，其潜在因素也是“物”，或者说是“物”的意识。就“风俗研究”而言，从“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到“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的徐徐展开，描绘出了“社会的全面确切的画像”。这不同的“场景”便是不同的社会环境，它的严整有序性则取决于其内在的物的“筋络”。在这种严整有序的物态化的人的“生态环境”中，巴尔扎克开始了对人的情欲的实验，从而达到他反映时代、记录历史的目的。巴尔扎克在环境描写中的“物本主义”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三）人物对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依存性
在18世纪的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往往被作为一种不变的品质来区别这一人物与周围人的不同，显出鲜明的个性，“就像颜色和外表形状把这一生物体和另一非生物体区别开来一样”[16]。这种显示个性的性格在与周围人物的比照中而存在，却极少因为环境而变化。在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中，汤姆·琼斯历经磨难，其善良、诚实、热情、豪爽的性格始终不变，他与恶毒、狡诈、自私、伪善的布立非形成鲜明的对照。人物的思想与性格同客观环境缺乏内在的联系。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与环境的联系愈发疏远。浪漫主义者对现实社会有强烈的反叛精神，他们笔下的人物通常在厌恶现实的思想情绪下，与现实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立态势，人物的主观因素在性格中占主导地位。这些作家在描写人物的性格时，往往把人物与环境对立起来，把人物从物质世界中分离出来，而且，正是在主人公与环境的对照中，显示出他的个性特征。夏多布里昂的中篇小说《勒内》中的主人公勒内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他似乎看透了社会与人生的一切，他的主观精神凌驾于客观世界之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他那忧郁、孤独和高傲的性格背离那个社会，环境对它是难以改变的。拜伦叙事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与周围环境的对立更为鲜明，主观反抗性亦更强烈。浪漫主义作家并不注重于分析人物的性格与社会的内在联系。
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普遍重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不过，不同的作家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与实践是各不相同的。巴尔扎克把“物”放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因而，在他的小说中，无论是物质环境还是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在这一问题上，他与同样作为现实主义奠基人之一的司汤达相比则有着明显的差异。
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有极强的主体意识，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对立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也往往谙熟这个现实社会，甚至在智力上也远远高出周围的人。他们与环境的关系，不是环境改造他们，而是他们在改造或欲改造环境。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性格也会有所变化，这一点正体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创作原则，司汤达也因此与巴尔扎克有共同之处。然而，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在不同环境中展示的不同性格，并不是环境的直接产物，而是既有的性格在新环境下的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的性格的内核和本质并不曾被环境所重塑。司汤达的主人公不妥协，他们只是为了保全其内心世界才去学会周围人物的外表风度。在司汤达笔下，主人公的伪装，对敌人环境的适应，乃是与这种环境作斗争的特殊形式，乃是面对敌人的包围势力使自己的信念得以存在和维持下去的尝试。所以，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尽管注意到了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关系，但远没有巴尔扎克那样把环境放到决定性作用的地位，主观意志依然高于客观环境。在这种意义上，司汤达的小说尚有浪漫主义的痕迹。
巴尔扎克笔下的主人公几乎始终处于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与环境有搏斗，但并不与之对立。他们无法高于所处的那个环境，他们的搏斗也无法战胜那个环境，而是被环境所战胜，被环境重塑。他们与环境的搏斗过程，在终极意义上成了向环境学习的过程。拉斯蒂涅从外省进入巴黎，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两相对照的伏盖公寓和上流社会。他的主观意志一开始就在物质的与社会的环境的作用下推动有效的抗御力。对巴尔扎克来说，拉斯蒂涅身上原有的性格元素是无关紧要的，关键的是他如何在巴黎物质的与社会的环境的作用下改变原有的性格。所以，巴尔扎克让拉斯蒂涅往返于伏盖公寓与上流社会之间，在他的心灵中烙上一道道深刻的环境刺激的痕迹，最后重新铸造出他的性格模型，拉斯蒂涅的性格成了环境的产物。拉斯蒂涅刚到巴黎时的性格与埋葬了高老头时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造成这种前后演变的根本原因是环境的变换，其中所体现的“物本意识”显而易见。
就人的一般生存状况而言，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通常也都是受制于环境、顺应环境的“奴隶”。鲍赛昂夫人由盛及衰，是不可抗拒的环境使之然。她抗争过，然而无济于事。高老头的被遗弃，也显示了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必然规律。欧也妮与环境抗争，最后环境吞噬了她的青春，环境成了禁锢她生命活力的坟墓。伏脱冷看起来是以恶的方式向社会反抗的“强者”，其实他也不过是一个顺应环境的角色，如同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他们认识这个环境，然后去适应它。诸如此类，恰似百川归大海。众多的人物，都各自在寻找着适应环境的方式与道路，否则就“不适者淘汰”。环境的力量，或者说“物”的力量是如此不可逆转。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在环境面前主体意识与主观意志显得如此薄弱，他们对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有高度的依存性。而这就是巴尔扎克对物欲横流、人被普遍“物化”的现实世界的艺术写照，是他小说创作之现实主义“经典性”特征的重要表现。
（四）细节描写的精确性与细致性
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物象描写，人们常常在赞誉其风俗画式的细致真实之外，责怪其描写过于繁琐、冗长。这种指责当然是不无道理的。不过也正是在此类描写中，格外显著地蕴含着作者的“物本意识”。巴尔扎克强调物质与现实高于人的意识，人的意识决定于物，性格的差异取决于人物所处的环境。因此，物象一进入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就与人物的精神与意识相关联。所以，他的小说中有些物景描写尽管显得冗长琐碎，但都不是作者随意安排的，都是在“物本意识”指导下精心选择、精心刻画的产物。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体现为细节描写的精确性与细致性。细节描写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又一基本原则。如果说司汤达、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内倾性作家的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对心灵内宇宙的微细变化的描述上的话，那么巴尔扎克的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则是体现在对外部物象描绘的精确性与细致性上。如前所述，《高老头》中的伏盖公寓是物态化了的，这种物态化的艺术效果就基于细节描写之精确与细致。巴尔扎克善于写出建筑物的诸多细枝末节，将物质形态借助于语言文字还原出来。在此，我们不妨截取对伏盖公寓的一角——寓所的集体饭厅——的描述来对巴尔扎克式物质化的细节描写进行解读：
饭厅全部装着护壁，漆的颜色已经无从分辨，只有一块块的油迹画出奇奇怪怪的形状。几乎粘手的石器柜上，摆着暗淡无光的破裂的水瓶，刻花的金属垫子，好几堆都奈窑的蓝边厚磁盆。屋角有口小橱，分成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存放寄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饭巾。……几盏灰尘跟油混在一块儿的挂灯；一张铺有漆布的长桌，油腻之厚，足够爱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刻画姓名；几张断腿折臂的椅子……
这个饭厅是伏盖公寓里的人活动的中心，作者精确细致地描绘饭厅，也便是在界定生活于其间的人的社会身份和精神面貌。透过这幅显示着“毫无诗意的”寒酸的餐厅图画，我们就可以窥见在此就餐者的灵魂。在人物肖像的描写上，巴尔扎克也特别注意勾画人物的外部特征，从衣着打扮到五官的分布，从个子的高矮到身体的肥瘦，都以精确细致的物态化笔法予以真实描绘。巴尔扎克经常从容不迫地花费巨大的精力和冗长的篇幅去描绘物景、物象，用精确细致的细节去交代人与事的因果联系，去解释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以求反映生活的全与真。这使他的小说不无历史学、经济学、统计学、考古学等多方面的价值。这种描写很好地体现了他的“物本意识”，体现了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对外部世界描写的“经典性”特征。
（五）揭示金钱时代人的无穷欲望
巴尔扎克观照生活的焦点是金钱以及由金钱激发出来的人的情欲，他的创作也因此达到了惊人的深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家的巴尔扎克从小说的角度，为革命导师马克思研究金钱秘密提供了事实佐证。马克思为之欣喜并极其钦佩巴尔扎克对社会、对金钱魔力的深刻理解与解剖。[17]不过，文学家毕竟不同于经济学家，巴尔扎克的思想水平也不能达到马克思的高度。他们对金钱秘密理解的相似，无非是殊途同归而已。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巴尔扎克通过对金钱魔力与罪恶的细致描写，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宝贵资料，还应研究巴尔扎克作为文学家是怎样描写金钱吞噬人性，怎样把对社会的认识诉诸情感化、形象化、审美化的文学作品，从而显示其美学价值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巴尔扎克小说对金钱罪恶的描写之所以具有经典性，不仅因为他对社会有深刻的分析，更是因为他对这个社会中的金钱魔力有深刻的体验。他将这种体验所得的情感—心理内容投射于创作，读者正是在他的小说中感悟到了这种情感—心理的内容才引起心灵的共鸣，获得了审美感受进而也认识了小说所描绘的那个资本主义金钱社会。
巴尔扎克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缺少爱与温暖的家庭中度过的。父亲是个高老头式的暴发户，母亲是满脑子金钱观念的资产阶级太太。父母亲最关心的是金钱以及可以带来更多金钱的权力。他母亲的格言是：财产就是一切。巴尔扎克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里受到金钱至上观念的熏陶。也许，关于金钱的作用，在幼小的巴尔扎克的心灵里不会留下深刻的理性认识，但却可以在深层意识中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心理学认为，童年的心理记忆虽然可能是非自觉和无意识的，但它会成为一个人人格结构的最初的、最基本的模型并制约一生的行为动机。人们常常忽视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要在人的深层心理中抹去童年记忆是徒劳的；童年无所不在，它是梦中的常客，它是思维的泉源，它是感知世界的参照，它是行为动机的起点。巴尔扎克童年时期关于金钱的最初记忆，在成年后得到强化。心理学还认为，成为心灵的印痕或记忆痕迹，这种印痕、痕迹的浓缩，这种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淀就形成了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金钱是青年和成年时期的巴尔扎克梦寐以求的东西。
1918年，巴尔扎克大学法律系毕业，按理，他应该去当一名有钱有地位的律师，但他却偏要去当作家。父母竭力反对，他则一意孤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父母无奈，只得让步，但有一个条件：限他在两年时间，若不成功，则乖乖地去当律师，否则，家里停止提供生活费。双方达成协议后，巴尔扎克就埋头创作去了。为了迫使儿子早日放弃当作家的梦想，母亲给巴尔扎克在巴黎租了一处极为破旧的公寓，并且是五层楼顶的楼梯间。以后巴尔扎克回忆道：“没有再比这间楼梯间和它又脏又黄的冒穷气的墙壁更惹人讨厌的东西了。……房顶几乎斜到地板上，穿过了露着罅隙的瓦，便清清楚楚地看得见天。……这住处一天破费我三个苏，夜里点的灯油钱又用掉另外三个苏。我自己收拾我的屋子。我穿着法兰绒的衬衫，因为花不起一天两个苏的洗衣费。我用煤烧火，从一整年里所费的煤钱来计算，大约每天用两个苏……所有这些开支一起不超过十八个苏，留下两个苏以备不时之需。我不记得寄居在阿特斯桥的漫长而困苦的日子里，曾付过用水钱。每天早晨我从圣米赤儿广场的喷泉给自己把水弄来。……在我僧院式的独居生活的最初十个月里，我在这种贫乏而蛰伏的方式下过活着，我是自己的主人，也是自己的仆役。以一种难以形容的锐气，我度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18]在这期间，他的生活费是经过父母精打细算后的每月120法郎，刚好是当时生活的最低水准。如此的“作家生活”，实在使巴尔扎克苦不堪言。他在给妹妹的一封信中曾幽默地写道：“你的注定要享有伟人荣誉的哥哥，饮食起居也正像个伟人，那就是说，他快要饿死了。”[19]两年过去后，一心想成为誉满全球的大作家的巴尔扎克并没有成功。但他也没有回心转意去当律师，而是继续走他的作家道路。父母亲也断然停止了生活费的提供。为了生存，他就写一些胡编乱造、情节离奇的浪漫小说，但都没有获得成功。这些他自称为“乌七八糟”的作品自然无法为他解决经济上的燃眉之急。于是，巴尔扎克就改行去当出版商。他先是出版莫里哀的戏剧和拉封丹的寓言诗。但出版后生意清淡，亏损了九千法郎。巴尔扎克不死心，接着又借钱办印刷厂、铅字厂，甚至还异想天开地要去开采罗马时代废弃的银矿！可见，此时的巴尔扎克对金钱的欲求是何等的强烈，几乎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然而，这一切也都失败了，换来的是债台高筑，达六万法郎之多。此时的巴尔扎克，潦倒不堪，为了躲避债主，他经常隐身于贫民窟，饱尝了贫穷与饥饿的苦楚。正是在此种生存困境之中，他深切地体验到了金钱在社会中的魔力，同时也难以熄灭心头对金钱的熊熊欲火。那时，他是多么急切地渴望能摆脱此种窘迫的处境！可以想象，巴尔扎克会以何种痴心的方式做金钱梦。然而，即使在巴尔扎克成名之后，他的金钱梦也不曾圆过，他至死依然没有卸去债务的沉重负担。成名前的曲折和成名后的艰难，都使巴尔扎克童年和少年时形成的关于金钱的心理记忆得以强化。巴尔扎克一生渴望金钱、荣誉和地位，这种如饥似渴的程度，不是常人可以与之相比的，因而，也极少有人像他那样对金钱的魔力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与体验。这种心理体验与情感的积淀，就形成了巴尔扎克那种特定的心理原型。这种心理原型潜隐于他的深层心理之中，制约着他的创作活动。《人间喜剧》之所以成为金钱与情欲的史诗，就巴尔扎克心灵深处那无法排遣的金钱与情欲之情结的投射。
在特定的心理原型的作用下，巴尔扎克对人、对社会、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富有个性的看法，这也就意味着他是以特定的主体心理结构去观照和表现世界与人生的。他挥笔描绘的这个世界，就无处不闪现着金子的光芒，一如葛朗台老爹眼中那个金灿灿的世界，似乎天上随时都会下起金子雨。这是一个情感化了的艺术世界。唯其如此，它才是一个符合艺术真实的感人至深的生活图画。金钱在巴尔扎克看来既是上帝也是魔鬼，谁拥有金钱谁就拥有了一切，这个社会“有财便是德”。正如伏脱冷所说，尽管浑身污泥，但是只要他拥有财产，坐在漂亮的马车上，那就是正人君子；他只要拥有四百万法郎，他就拥有了四百万个先生和合众国的公民。而要得到金钱，就得不怕危险，投入冷酷的金钱争夺战，制造破产、潦倒，牺牲大量人命。这也正如伏脱冷所说：这个社会里的人，就像装在一个瓶子里的蜘蛛，你吞我，我吞你。在这样一个人堆里，不是像炮弹一样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样钻进去。清白老实一无用处，雄才大略是少有的，唯有腐蚀的本领。伏脱冷、纽沁根、葛朗台、吕西安、高老头和他的女儿们……，他们都有自己追逐金钱、荣誉和地位的过去或现在，而共同之处都是认准了金钱不顾一切地去占有。伏脱冷为了金钱不惜制造决斗谋财害命；纽沁根为了发家不惜制造假证券，使大量人丧失生命；葛朗台在聚财行为上时而像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时而像贪婪狡诈的狼；高老头在大革命时期依靠囤积粮食、打击同行、勾结当权人物大发横财；吕西安为了金钱和地位最终向黄金世界屈服；高老头的女儿们踏着父亲的尸体登上了巴黎上流社会，达到了欲望的高峰。巴尔扎克对他们为金钱而战的大智大勇不无啧啧称赞之情，对他们的节节胜利暗自称喜，对他们的残酷无情又时有谴责。在这些人物身上所流露的爱与恨的矛盾情感，正是巴尔扎克自己从金钱身上所感受到的那种对上帝一样的崇拜和对魔鬼一样的憎恨之情。纽沁根、伏脱冷、高老头之类暴发户身上寄寓了曾经为金钱而奋斗的巴尔扎克的情感、心理与欲望。他们是巴尔扎克心理原型的艺术变体和象征物。在他们身上，巴尔扎克获得了情感与心理的补偿。在这方面，拉斯蒂涅形象是最好的例证。在《高老头》中，拉斯蒂涅经过良心与野心的搏斗，顺应了历史潮流，成了金钱上帝的奴仆，完成了野心家性格形成的艰难历程。他身上所表现的对金钱的渴望与焦灼以及对金钱的那种爱与恨的矛盾心态，很大程度上是巴尔扎克自身情感—心理的外化与投射。就情感与意识的特征而论，拉斯蒂涅在一定程度上就像那个从失败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个人奋斗者巴尔扎克自己！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美貌聪慧的贵妇人。她们常常是那些野心家们追求的对象，而且最后也往往成了这些野心家手中的猎物，甚至成为牺牲品。这一方面的描写，也同巴尔扎克的心理原型直接相关。“在巴尔扎克的心灵中，有三种形式的虚荣在斗争——一是自高自大，这是势力；二是想征服一个不断引诱他但又从他手里滑走的女人，这是野心；三是要抛开一个一直在作弄他这个有身份的男子的上流淫妇，这是愿望。”[20]生活中的巴尔扎克，一生都在追求着贵妇人，但在这方面，他却不是一个成功者。年轻时，他虽然智慧出众，但却很少得到贵妇人的青睐，因为他是“一个极丑的年轻人”，“他那鬃鬣似的头发上厚厚的油泥，配缺的牙齿，说话一快就唾星四射，与他那总不刮的脸和总不系牢的鞋带，也都让人感到恶心”[21]。他是一个“矮胖的，宽肩膀的、嘴唇厚得几乎像黑人的年轻小伙子”[22]。巴尔扎克自己也说：“实在说来，我是有勇气的，不过它只在我的灵魂里，而不在我的外观上。”[23]所以，年轻时的巴尔扎克在那些贵妇人面前每每自惭形秽，在成年之后特别是成名之后，巴尔扎克却变得“风流成性而且急躁不堪”[24]，虽然他很少成功。他在小说中大量地描写野心家征服贵妇人，把她们当作驿马骑，这同样是生活中的巴尔扎克对追逐贵妇人的失败的一种心理补偿。这也可以说是作者心理原型的一种反向投射。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巴尔扎克的这类描写中，并不仅仅表现了一般的男女恋情，更重要的是借男女恋情表现了金钱观念，表现了人对金钱的追逐。巴尔扎克不停地追逐贵妇人，一方面为了达到情欲的满足，另一方面也希望借贵妇人来为自己卸去沉重的债务。事实上，他死后正是韩斯迦夫人为他还清债务的。早年他在给妹妹的信中也曾说：“留神物色一下，是否你能给我找到一个有财产的富孀？……并且替我吹嘘一番：——一个超群的出众的青年，22岁，仪表不错，一双有神的眼睛，充满了炽热的光辉！”[25]拉斯蒂涅追逐高老头的两个女儿，理查与欧也妮的爱，阿瞿达侯爵抛弃鲍赛昂夫人等等，都是为了金钱和地位。所以，巴尔扎克小说关于男女恋爱的描写里，仍然有巴尔扎克对金钱的渴望与焦灼。事实上，整部《人间喜剧》都是渗透着巴尔扎克的主观情致和审美评价的个性化的艺术世界，具有对现实生活的变形和艺术表现性特征。
在文学作品中最早揭示金钱秘密的是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继而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作了更深刻的描写。以后虽然又有许多作家从不同角度加以描写，但写得最深刻全面的仍是巴尔扎克。这是由巴尔扎克的得天独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独特的主体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巴尔扎克所处的是金钱的历史作用发挥得空前显著的时代，是一个人对物的依赖性体现得极为充分的时代。这时人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对物的依赖性又集中地体现在对货币的依赖上。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金钱作为人类自身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正以前所未有的凶猛态势在人身上显示威慑力。金钱是这个时代中主宰一切的上帝，大多数人忙于财富的创造以证明自身的价值与地位。这说明，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人们在告别了“对人的依赖”阶段后，在摆脱了自身偶像与权威的依附后，又归顺于物的依附；人在挣脱了“神化”的困境之后，又陷入了“物化”的新困境。F.杰姆逊博士认为：“金钱是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它产生一种独特的压力和焦虑，引出了新的灾难和欢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充分发展以前，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产生的作用相比。”[26]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通过反复论述金钱的秘密和魔力，揭示了这个时代历史的本质，揭示了人被异化的客观事实。
作为文学家的巴尔扎克，他描写自己的这个时代，不仅需要描绘出这种社会形态的如临其境的艺术画卷，这是作为历史的书记员的巴尔扎克所要完成的任务，更主要的是要展示隐藏在社会历史外壳之下的人的心理—情感的真实形态，披露在金钱的神鞭笞拷下的灵魂的痛苦、焦虑与不安以及为金钱所激活了的人的情欲之流的汹涌澎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当人们把心放在钱袋里的时候。”[27]描述那些“放在钱袋里”的心灵的种种形态，是文学家不容推辞的历史使命；文学家也总是站在人的基点上洞察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对人性、人的情感与心灵产生的挤压力，主动自觉地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处在19世纪初的巴尔扎克，因其对金钱魔力的特殊体悟，因其独特主体心理的驱动，率先担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随之许多作家也相继走上了这条道路，从而形成了蔚为壮观的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为此，F.杰姆逊博士告诫人们：在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时，“不要把金钱作为某种新的主题，而要把它作为一切新的故事、新的关系和新的叙述形式的来源，也就是我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来源。只有当金钱及其所表现的新的社会关系减弱时，现实主义才能减弱。”[28]现实主义潮流的掀起与金钱时代的出现有因果联系，特别与随着金钱魔力的产生而形成的新的社会心态有密切联系。现实主义的开创者巴尔扎克对金钱的这一“新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形式”的格外关注，既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又有其天然的主观条件。巴尔扎克的特殊生活经历，使他获得了研究金钱社会，尤其是获得了体验金钱时代人的情感—心理之变化的良好机会，这是同时代作家不能与之相比的。巴尔扎克的这些体验促使他以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个社会，并在小说中以自己的叙述方式表现这个社会。巴尔扎克对金钱的体验尽管来自于个人的生活感受，但根植于时代群体的情感—心理的厚实土壤。因此，当他借助于逼真的艺术形象将它们予以外化而形成文学作品时，他的作品也就艺术地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心态，从这一意义上讲，巴尔扎克是金钱时代社会群体心理的发掘者。
在巴尔扎克看来，“精神变化的源泉是客观现实”[29]，人的思想、性格是由物所决定的，人的情欲也是为物所驱动的。因而，似乎只要描写了外部客观世界的真，也就可以描述心灵世界的真。在小说创作中，为了找到人物思想、性格、情欲形成与演变的外在根据，巴尔扎克细致地描摹社会与物质的结构形态。实际上，在巴尔扎克小说中，被细致地描摹的外部形态，已成了人物精神、意识、性格的外化物，或者说是人的精神的物化。巴尔扎克在文学创作中为自己设立的追求目标首先是再现时代风欲史，做法国历史的“书记”员，但在风俗史的物质形态背后，还隐含了人的精神心理史。从创作路线上看，他不像司汤达、托尔斯泰那样直接深入人的内宇宙，而往往从外宇宙开始；他更注重于研究人的心灵怎样在社会外部物质形态的刺激和影响下产生惊人的变化，尤其研究处在金钱时代，人的灵魂怎样在金钱的催化下引起奇妙的“裂变”。因而，巴尔扎克常常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写住所的里里外外，细致地记录人物言行举止、音容笑貌甚至鼻梁的高低、嘴唇的宽厚等。“大量的细节描写，使人物的内在特征体现在外部生活中，体现在他的房子、家具、事物、手势、言语中。”巴尔扎克反映生活的起点是社会外部形态，终点是人的内部心灵；他企图记录法国社会的真实历史，同时又自然而然地披露了拜金主义时代“隐藏在金钱珠宝下”的人的丑恶灵魂。所以，真实的社会外部形态是巴尔扎克小说所呈现的艺术世界的第一层面，金钱时代人的情感—心理状态是第二层面。第一层面因第二层面的存在而显示其艺术的、本质的真实；在第一层面的“外壳”下包藏着的是更为广阔的精神宇宙。可见，由外而内地反映生活是巴尔扎克区别于许多同时代作家的经典性特征，也是他发掘人类灵魂的独特方法。
[1] 德·奥布洛米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评传》，刘伦振、李忠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2] 同上书，第16页。
[3] 转引自夏中义：《艺术链》，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4] 王秋荣编：《巴尔扎克论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5] 王秋荣编：《巴尔扎克论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6] 同上书，第146页。
[7] 同上书。
[8] 同上书。
[9] 同上书。
[10]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转引自《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第四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 王秋荣编：《巴尔扎克论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188页。
[12] 王秋荣编：《巴尔扎克论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13] 同上书，第104页。
[14] 德·奥布洛米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评传》，刘伦振、李忠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
[15]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转引自《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第四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页。
[16] 德·奥布洛米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评传》，刘伦振、李忠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0页。
[17] 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29页。
[18] 司蒂芬·支魏格：《巴尔扎克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19] 同上书。
[20] 司蒂芬·支魏格：《巴尔扎克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
[21] 司蒂芬·支魏格：《巴尔扎克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
[22] 同上书。
[23] 同上书。
[24] 同上书，第73页。
[25] 同上书，第74页。
[26] 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5页。
[28] 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29] 德·奥布洛米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评传》，刘伦振、李忠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