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巴尔扎克小说在英美两国的传播
（一）英美两国对巴尔扎克的介绍和评论
（1）英美两国对巴尔扎克最初的介绍和评论
英美两国都很早关注到巴尔扎克，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比司汤达幸运不少。几乎同时在19世纪30年代，巴尔扎克就得到了注意。比较起来看的话，巴尔扎克可能更早出现在英国。早在1832年，伦敦的《外文评论季刊》（Foreign Quarterly Review）就著文，对巴尔扎克的《哲学小说故事集》进行了批评。该文认为巴尔扎克是“法国的霍夫曼，是幻想和恐怖题材的大师”[1]。这种判断，明显是针对《驴皮记》之类的作品而发的，并不能概括巴尔扎克小说的全部。这说明，此时英国的批评界对巴尔扎克的小说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外文评论季刊》发表后，美国波士顿的一家杂志《外国文学期刊选刊》，就选载了这篇评论，时间是1833年。这可能是巴尔扎克首次出现在美国杂志之中。
1836年，英国出版了一本书《1835年的巴黎和巴黎人》，该书讨论了巴尔扎克。非常有意思的是，巴尔扎克所在的栏目，代表了英国人当时对他地位的看法：“法国小作家”。作者认为巴尔扎克有着宗教的热忱，他也期待通过阅读，发现这个作家的天才和优点。同年的《双周评论》上，出现一篇题名为《法国小说》的评论，该文对巴尔扎克的宗教热情有相反的观点，它将巴尔扎克小说看作是不道德的，说“再也没有一个腐朽的社会比巴尔扎尔所描写的更卑鄙、下贱、肮脏了”[2]。而两年后，《威斯敏斯特评论》也出现一篇文章，说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抵抗大好道德的豪杰（an excellent antidote to the showy morality）。[3]
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进行道德批评，在这一时期并不奇怪。宗教观念在19世纪后期才开始崩塌，而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的影响力还很强大，道德作为宗教观念的具体形式，当然对意识形态有极大的控制力。不消说英国，就是法国到了1876年，内特芒还批评巴尔扎克的小说没有“道德目的”，“人们在他的书中感受到一种沉闷的、病态的气氛，它阻碍崇高的思想飞翔，它令高贵的情感凋零”[4]。
到了1839年，英国出版了《现代法国文学》一书，该书有专章讨论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的声誉明显上升。该书将《高老头》与《李尔王》相提并论，对高老头的故事作了介绍。作者对巴尔扎克的艺术水平有很高的评价：
他描写的是多么真实啊！他绘画的现实是多么充分啊！虽然描写的这些是令人感到痛苦的，但它们和存在像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一样，他不运用想象，将额外的兴趣掺和到图景中。[5]
但这种现实主义的冠冕，并不是没有异议的，后来的评论家不少人注意到巴尔扎克的“浪漫”精神。
1839年的纽约，也有一个杂志对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托盛衰记》进行了述评。该文认可巴尔扎克是一位艺术家，也承认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道德问题，“我们不把它视作道德的教师”[6]，论文也清醒地意识到，不能用英国当代的道德标准去评价古代的，也不能去评价国外的作品。
1840年，伦敦出版的《都柏林评论》，专门评论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这可能是《高老头》在英美两国首次得到的专门的批评。文章将巴尔扎克看作是比雨果“低能”的作家，但也是最流行的一位作家：
他的风格未受控制，往往失当，但这并不是为了求得某种杰出点，他擅长描绘某些阶层家庭生活的细节；因为当他想描写更高阶层的私人生活时，他马上显示出对他们的举止、习惯甚至是语言的明显无知，他的描写就失败多多。《高老头》是他最好的小说之一。[7]
作者的批评比较重，但这篇评论将《高老头》的故事进行了评述。难能可贵的是，评述中引用了许多段落，作者将法语原文译作英文，《高老头》以英文的形式呈现在英国读者面前。
1840年后，巴尔扎克的名字更多地出现在英国刊物中，德克尔因而说：“他的名字更频繁地出现在杂志上，对他作品较短片段的翻译出现在几个杂志上。”[8]巴尔扎克在英国度过了最初的介绍阶段。
（2）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英美两国对巴尔扎克的继续介绍
19世纪中期，英美两国的介绍和评论就更多了，据《巴尔扎克在维多利亚社会中的文学声誉》一文，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有不少杂志讨论巴尔扎克，这些杂志有《评论月刊》（1840、1844）、《外文季刊》（1844）、《威斯敏斯特评论》（1853）、《爱尔兰评论季刊》（1858）等。这些杂志发表的评论，有些攻击巴尔扎克，提醒青年小心他的作品，有些则为巴尔扎克辩护，认为他强调现实和角色的真实性。
这些争论大多发生在伦敦（也有在都柏林的），西大西洋那边的美国情况如何呢？1843年，著名的杂志《北美评论》刊出了一则《欧也妮·葛朗台》的新书出版消息，巴尔扎克的名字当然在列。随后，《北美评论》在1847年，发表了一篇巴尔扎克的专论：《德·巴尔扎克先生的作品》。该文透露出虽然巴尔扎克已经得到不少杂志的关注，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巴尔扎克仍然是一个无名作家：
他（巴尔扎克）在法国非常有名，但是他很少得到翻译，在英格兰和美利坚默默无闻。对此我们不感到惊讶，但总的来说，如果法国小说输入我们的文学中为数甚巨，我们就更愿意评论巴尔扎克，而非苏或者乔治·桑。[9]
该文注意到巴尔扎克冷静的观察、精确的描写，巴尔扎克似乎是一个解剖家，心中不带感情地观察着社会和人心的隐秘世界，作者认为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和歌德非常相像。但歌德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巴尔扎克仅仅是一个观察者，一个没有感情的艺术家：
巴尔扎克其实只是一名艺术家。他穿越世界，以便从事观察，但他观察现象，仅仅为了提供他艺术的材料。我们常常将歌德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家。他追求的永远是真实，自然的真实，他乐于寻找这种真实，从它全部的外显，直至它活跃的原则。他也不是道德主义者，而是普遍自然的学生，既涉及物理自然也涉及形而上学的自然，他观察风信子或者一种激情的萌生，观察碱和酸的结合、爱的冲突、康乃馨的绽放、一个民族的革命、火山的爆发，一视同仁，将这一切都归类为自然现象，每一种都像另一种那样值得研究。[10]
这种评价，有些公允，有些也受到后来评论家的否定。巴尔扎克并不是福楼拜，他作品中主观的东西并不少于客观的东西。
随着巴尔扎克评论和介绍热的兴起，在英美两国，也出现了巴尔扎克的研究专著。比如在1884年，纽约就出版了一部书，名字就叫《巴尔扎克》。19世纪后半叶之前，虽然有许多巴尔扎克的评论，但这些评论要么对巴尔扎克的作品理解不深，要么无法将巴尔扎克的思想和他的作品恰当地结合起来。研究专著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部《巴尔扎克》就对巴尔扎克的思想及其评论非常熟悉，所以持论与以前的相比，就平正多了。比如下面一段评论，虽然法国批评界并不感到新鲜，但是美国有此认识，实在少之又少：
观念和感情仅仅是或大或小的行为的溶解剂，他将一个得到公认的事实看作前提，即人为的、偶然的环境强烈激发出的本能，能让人神志不清，甚至致人死亡，而且，当思想受到瞬时的激情力量的加强，它就能成为毒药或者匕首，他从理性带来的破坏中推出，思想是人瓦解的最积极的代理者，随后是社会瓦解的最积极的代理者。[11]
在维多利亚后期，英国对巴尔扎克仍然有道德上的批评，著名的批评家亨利·詹姆斯就是一个例子。詹姆斯出生美国，后来在英国定居。他认为巴尔扎克小说的道德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缺点。[12]但更多的批评家赞颂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现实精神、科学做法。德克尔判断道，“到了1886年，他在英国的声誉非常牢固地树立起来，以至于一些杂志，比如《康希尔》，给了他毫无保留的称赞，用过分的话，将他与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相比较。”[13]
从批评的态度、数量、研究专著的出现来看，巴尔扎克在这一时期，是经典化的发生阶段。英美两国，普遍将巴尔扎克看作是19世纪法国文学的一大高峰。这种经典化的过程虽然经历了关键的初级阶段，但在20世纪初期，还继续发酵着。
《西沃恩评论》是20世纪上半叶介绍法国作家比较有力的一个杂志。1902年，该杂志发表一篇有关巴尔扎克的论文：《巴尔扎克面面观》。虽然作者布鲁斯仍然揪住老问题不放，说巴尔扎克在道德上“完全是站不住脚的”，[14]但他对巴尔扎克的总体评价，还是令人激动的：“巴尔扎克，实际上，是展示出多样的形式、充足的力量的第一位伟大作家，而这些形式和力量属于具有新世纪精神的第一流天才。”[15]
欧战之后，《现代哲学》杂志格外值得注意，它连续发表了巴尔扎克的系列研究论文，比如《巴尔扎克研究之二：现实主义的批评分析》《巴尔扎克研究之三：他的总作法》，作者都是达根。该作者后来还出版了专著《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研究》（1932）、《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演变》（1942），可谓巴尔扎克的研究专家。
达根对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的问题，作了正名，认为巴尔扎克属于前者。达根对巴尔扎克小说的风格、人物性格、描写手法等艺术问题，全面地进行了归纳，认为他的做法的两大支柱是累积和和谐（accumulation and harmony）：
在描写、人物性格和情节中，这个小说家遵循一个既定的线路，累积他的高潮点；根据一个明确的方针、一个核心的特征，他处处都将素材协调一致。[16]
这种具体的艺术手法研究，对于巴尔扎克的经典生成、巩固无疑是有益的。
（3）巴尔扎克进入英文法国文学史
1876至1877年，劳恩[17]出版了他三卷本的《法国文学史》，在第三卷里，劳恩列专节讨论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劳恩认为巴尔扎克是“法国小说家中的王子，如果不是人性的现代伟大倡导者，也是他那个流派的范本”[18]。该文学史将《葛朗台》和《高老头》看作是他最富特色、最突出的作品，文中还说：
《人间喜剧》的作者……是激情的解剖家，是人心的活体解剖者。没有什么能表达他奇特的天才，这种天才对人性全神贯注。……他的笔就是解剖刀，永远在他的手上。他用制剂来分析，堆满他的实验室。[19]
作为文学史，书中劳恩还对巴尔扎克在法国和英国受到的批评进行了简要评述。
没几年，另一部《法国文学入门》问世。该书简单回顾了巴尔扎克的职业生涯，然后评论道：
巴尔扎克是温和的现实主义流派的真正领袖，优点和缺点俱存。他为了寻求忠实于生活的典型，往往只看到令人厌恶的、邪恶的事物。他的讲解既简单又凝练，他的风格突兀而放任，整体上看是贫乏的。他对细节的关注令人厌烦。[20]
书中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明显较低，与经典生成后的正常评价还有差距。
1897年，道登出版了他的《法国文学史》，书中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似乎比《法国文学入门》还要低一些：
巴尔扎克的天才中有些粗俗的东西，他不风趣，不优雅，无节无度，没有令人满意的自我批评，不会轻拿轻放，对于优雅社会的洞察很少，对于自然美怀有不完美的感受，准备将低俗的东西像灵魂的神秘物一样接受，不加区别……他因为艺术本身的原因爱他的艺术吗？情况一定如此，但他同样将其视作权力的工具，视作他追逐名声、攫取黄金的手段。[21]
191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了怀特的《法国文学史》。该文学史回顾了巴尔扎克的文学创作，对他的地位有这样的评价：“巴尔扎克一定永葆法国文学最不可或缺作家之一的地位。他是整个后来一代纪实或者现实主义小说家的领袖。”[22]这种评价就远比前两种文学史高了。
在1919年的《法国文学简史》中，胡德生将他放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小节下进行讨论，虽然对巴尔扎克的风格和题材有所批评：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他关注至今为止为小说家所忽略的低俗细节……其二，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不幸地促使他重复单调的叙述，叙述低级、丑陋的生活部分。[23]
但是胡德生认为巴尔扎克是小说的巨擘，对巴尔扎克的批评并不能影响他的文学地位。
（二）英美两国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
（1）英美两国对巴尔扎克的初期摘译和改译
巴尔扎克的小说译成英文，最初是从摘译开始的。所谓摘译，大多出现在评论和介绍的文章中。据《巴尔扎克在英国》（1934）一文考证，早在1833年，《都市杂志》连载了《夏倍上校》的英译本，该译本自5月刊出《夏倍上校》的第一、二部分，6月又刊行第三部分。
1933年10月，《都柏林大学杂志》就刊登了巴尔扎克《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的改编本，作品主人公的名字被替换掉,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发生更改。比如巴尔扎克原文第一句话是：
在比利时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卡德藏岛和弗朗德勒沿海地带之间，人们是通过乘坐一只小船进行交往的。后来在新教史上享有盛名的岛上首府米德尔堡，当年的居民还不到两三百户人家。[24]
而改编本中的地点发生在了英国：
在古时候，当爱德华·兰尚克统治这个国度时，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交通主要靠一种小帆船，每周来往于多佛和加来，这种船叫做“赤龙”，源于刻在船上的无法辨识的图案。[25]
次年，巴尔扎克的《马特·康纳利斯》英译本又在《都柏林大学杂志》中刊出，该译本连续出现在2月刊和3月刊上，2月刊刊出第一至第二章，3月刊刊出第三章。[26]这可能是巴尔扎克小说最早的节译本。
1835年2月的《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也摘译过《高老头》。该杂志的译者从伏盖公寓开始选译，删去了公寓中其他次要的人物，直接从高老头开始，然后选译了《两处访问》一章的内容。译文约为3800字。
据《巴尔扎克在英国》一文，1836年2月，《钱伯爱丁堡评论》刊登了《戈布塞克》的节译本。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19世纪30年代，巴尔扎克的作品是先历经了摘译和改译的阶段，其后才有正式的译文交由出版社出版。
（2）巴尔扎克作品的单册英译本
巴尔扎克最早的英译本，可能出现在1842年，伦敦出版了一套《浪漫主义和小说家藏书》，其中收录了《巴黎生活场景》中的《母亲和女儿》。
《欧也妮·葛朗台》于1833年在法国出版后，于1843年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成俄文，而英文翻译则在1859年。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最富声名的作品，1835年在法国出版，翻译成英文的时间在1860年，题名为“Daddy Goriot”。由于该版本笔者未尝亲见，故不知译者为谁。1886年，出现了两个版本的《高老头》，一种为罗伯特兄弟出版的，译者为沃姆利（Katharine Prescott Wormeley），出版地是美国波士顿，题名依法文本；一种劳特里奇出版的，译者为黛伊（Fred M Dey），出版地是英国伦敦，题名仍依原本。1896年，伦敦登特出版社出版了马里奇（Ellen Marriage）的译本，并附有批评家塞恩斯伯里的序言，该译文题名为“Old Goriot”，与法文本不同，可译为“老戈里奥”或者“老高头”。
1949年，美国的威斯顿出版社出版了查尔斯（Joan Charles）本，题名为：“Old Man Goriot”，可译为“老头戈里奥”。
1951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麦康南（Olivia McCannon）本，题名沿用查尔斯的译本：“老头戈里奥”。
至20世纪末，还出现了新的译本，一种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克莱尔谢梅尔（A．J．Krailsheimer）的译本，一种是诺顿出版社的拉费尔（Burton Raffel）的译本。《牛津英译文学指南》中说：
在20世纪末期，有两个最新的可以获得的译本，虽然译法不同，但都是成功的。A.J.克莱尔谢梅尔的译本因其接近原作而与众不同，但它也入时，富有活力，生动地传达了变化多端的对话段落。伯顿·拉费尔在细节上较不准确，有些时候过度翻译了（比如用“老糊涂”译“老人”），或者未能抓住微妙的意义（比如用“商人”译“吃利息的人”，用“老工人”译“旧佣人”）。[27]
[1] Anonymous, “Recent French Literature,”The Foreign Quarterly Review, Vol.4, No.18（1832）, pp.345-373.
[2] Clarence R．Decker, “Balzac’s Literary Reputation in Victorian Society,”PMLA, Vol.47, No.4（Dec., 1932）, pp.1150-1157.
[3] Ibid.
[4] Alfred Nettement,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sous le gouvernement de juillet, Paris: Librairie Jaques Lecoffre, 1876, p.274.
[5] George W．M．Reynolds,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France．London: George Henderson, 1839, p.31.
[6] Anonymous, “Modern French Romance,”The New York Review, Vol．IV, No．VIII（April, 1839）, pp.442-456.
[7] Anonymous, “Modern French Romance,”The Dublin Review, Vol．IX, No．XVIII（Nov., 1940）, pp.353-396.
[8] Clarence R．Decker, “Balzac’s Literary Reputation in Victorian Society,”PMLA, Vol.47, No.4（Dec., 1932）, pp.1150-1157.
[9] Anonymous．“Les Oeuvres de M．de Balzac by M．de Balzac,”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65, No.136（Jul., 1847）, pp.85-108.
[10] Anonymous．“Les Oeuvres de M．de Balzac by M．de Balzac,”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65, No.136（Jul., 1847）, pp.85-108.
[11] Edgar Evertson Saltus,Balzac．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84, p.47.
[12] Clarence R．Decker, “Balzac’s Literary Reputation in Victorian Society,”PMLA, Vol.47, No.4（Dec., 1932）, pp.1150-1157.
[13] Ibid.
[14] J．Douglas Bruce, “Some Aspects of Balzac,”The Sewanee Review, Vol.10, No.3（Jul., 1902）, pp.257-268.
[15] Ibid.
[16] E．Preston Dargan, “Studies in Balzac: III．His General Method”,Modern Philology, Vol.17, No.3（Jul., 1919）, pp.113-124.
[17] 劳恩（Henri Van Laun, 1820—1896），翻译家，出生于荷兰，受教于法国，后来定居于英国。
[18] Henri Van Laun,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3 vols．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877, p.389.
[19] Ibid., p.393.
[20] F．M．Warren,A Primer of French Literature．Boston: D．C．Heath, 1889, p.222.
[21] Edward Dowden, A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New York: D．Appleton and Company, 1897, p.406.
[22] C．H．Conrad Wright,A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New York: Oxford UP, 1912, p.723.
[23] William Henry Hudson,A Short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19, pp.249-250.
[24]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王士元译，第二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
[25] J．C., “Le Dragon rouge,”Dublin University Magazine, Vol.2, No.10（Oct., 1833）, pp.386-390.
[26] Thomas R．Palfrey, “Balzac in England,”Modern Language Notes,Vol.49, No.8（Dec., 1934）, pp.513-516.
[27] Peter France,The Oxford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