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译者主体性觉醒：翻译就是“改写”与“操控”

意义的确定性被否定，译者所谓的忠实遭遇质疑和解构。文学新批评学派发现了作者的“意向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即作品一旦写出，就不再是作者的所有物，连作者本人的文本叙述，也未必能准确无误地体现其意图。例如，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本意是讥讽当时西班牙社会中盛行的粗制滥造、愚昧荒谬的骑士文学，想要“彻底摧毁骑士文学的地盘”。然而，世人对这部被视为世界文学珍宝的名著的解读和评价却远远超越了作者的初衷。正如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所称：“在欧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穆睿清，1984：157）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主张“作者死了”，因为正是作者的“死亡”启示和引导人们关注读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进一步地，在翻译领域，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也被逐步唤醒。

说到主体性，米歇尔·福柯强调“关心自己”和“认识你自己”。他说：“关心自己就被认为是第一次觉醒时刻。它就在睁眼之时、醒来之时、看见之时。”他还转述伊壁鸠鲁经常重复的一句话：“任何人，无论昼夜，在一生中都要关心自己的灵魂。”（福柯，2010：8）

伴随着译者从忠实的盲从中觉醒，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逐步找回自身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是翻译的文化转向。“而文化研究学者，特别是后殖民理论批评家的努力则使得翻译研究更为关注这样一些带有文化研究成分的现象：再现、霸权、操控、性别、殖民、身份认同等，从而大大地推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王宁，2009（5）］在翻译的文化转向中，代表性的人物有德国的玛丽·斯内尔—霍恩比、英国的苏珊·巴斯奈特和美国的安德烈·勒菲弗尔等人，这里逐一简要阐述他们的主要
观点。

玛丽·斯内尔—霍恩比长期从事英语和德语翻译教学，在《翻译学：综合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一书中，她在论及语言与文化时说道：

一直以来，翻译都被认为理所当然只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这种想法，一方面导致传统的翻译理论为“译字”、“译意”争执不休，另一方面却又是翻译等值理论的核心概念。这种想法在词典对翻译的定义中反映了出来。就以《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为例，“翻译”这个条目，释义仅有一句话：“翻译：某一语言或某一套符号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或另一套符号表达出来，这种转换就是翻译。”

（转引自陈德鸿、张南峰，2000：155）

显然，斯内尔—霍恩比对《大英百科全书》中过于简略的翻译定义并不满意。不过，在她看来，这一定义也有可取之处——将翻译置于“语言与文化”的标题之下讨论。斯内尔—霍恩比对经由古迪纳夫（Ward H．Goodenough）到格林（Heinz Göhring）归纳的文化定义比较认同：“文化就是我们所知、所行、所感，可以拿来判断社会里各人的举措行事，是否合乎这个社会的常情的；又或者是我们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拿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使合乎常情，而不至于因为违反社会常情而要承担后果的。”（同上：156）她欣然接受该定义的主要原因就是这和弗美尔（Hans J．Vermeer）的翻译观一致。因为推崇格式塔（gestalt）的整体研究方法，在这本以“综合研究”（“An Integrated Approach”）为名的书中，斯内尔—霍恩比提出了翻译不是语际转换（interlingual transfer），而是跨文化转换（cross-cultural transfer）的观点。她总结道：

最近德国方面出现了三种翻译学说（参Honig and KuBmaul 1982；Reiβ and Vermeer 1984 及 Holz-Mänttäri 1984），它们的主要特征是：第一，把翻译视为文化转换而非单纯的语际转换；第二，把翻译视为交际行为而非符码转换；第三，注重译文的作用（前向翻译）而非原文的各种规限（逆向翻译）；第四，把语篇视为世界实有的组成部分，而非某一个孤立的语言片段。三家的学说都有这几个方面的共同点，所以，我们说翻译理论出现了新方向，并非言过其实。

（同上：160）

在翻译的文化转向中，斯内尔—霍恩比充分认同关于译者的角色的重新认识——就翻译来说，我们要注意译者之作为读者，是一个主动和具创造性的角色。她的观点和弗美尔在《翻译行动的目的与任务》中的观点接近，弗美尔先自问：“译者的地位又如何呢？”接着自答：“译者是行动的专家。作为专家，应由他决定翻译何时、如何、是否可以完成。”“因此，他的意见应受到尊重，应有‘发言权’。”（转引自陈德鸿、张南峰，2000：76—79）

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和文化》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1998年，两人再度合作出版《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对“文化转向”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聚焦到翻译与文化、诗学、意识形态、权力与赞助人之间的关系上。翻译曾经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从属的、第二性的艺术”（Hillaire Belloc语，转引自廖七一，2007：333）。巴斯奈特认为，这种把翻译看成不过是原文到译文转换的狭隘翻译观导致了不无偏见的认知：翻译地位低下，译者不如作者重要。她认为翻译研究方法应该把翻译单位从人们所接受的语篇转移到文化转换（cultural turn）。在斯内尔—霍恩比观点的基础上，巴斯奈特进一步阐发了文化翻译观的含义：翻译应当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翻译是文化交流的行为，翻译应关注在译语文化中功能的等值，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求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在文化翻译研究中，巴斯奈特特别强调译者的主导地位。受加拿大女权主义翻译研究的启发，她认为传统的二元翻译理论把原文和译文分作两极，就像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关系一样，原文是男性的、主导的；译文是女性的、从属的。但在巴斯奈特看来，翻译应当是双性的，从而否认了译文和译者的从属地位。（参见廖七一，2007：362—384）

和巴斯奈特相比，在关于译者的角色身份和任务的观点上，勒菲弗尔似乎显得更为激进。翻译学界往往将勒菲弗尔、巴斯奈特和霍姆斯一起归入翻译研究学派。也有人（如陈德鸿、张南峰等）将这三人以及埃文—佐哈尔、图里、斯内尔—霍恩比等一众学者列为文化学派。然而，学派区分似乎并不太重要，人们真正关注的是勒菲弗尔在描述翻译时使用了两个似乎与翻译语境不合的词语——“改写”（rewriting）与“操控”（manipulation），一时令翻译学界振聋发聩。在他的代表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在俩人合写的“主编序言”中集中鲜明地亮出了独特的观点：

理所当然地，翻译就是对原文本的改写。所有篇章，不管其意图何为，均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而这些因素操控着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起作用。改写就是为权力服务的操控，其中积极的一面在于它有助于文学和社会的变革。改写能引进新的理念、新的风格、新的手段。因此，翻译的历史既是文学创新的历史，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呈现出塑形力量的历史。但与此同时，改写也能抑制创新，能变形和包容。而且，在各种操控之风日盛之际，对翻译中所例证的文学操控过程之研究有助于带给我们对自身所处世界更好的认识。（Translation is，of course，a rewriting of an original text．All writings，whatever their intention，reflect a certain ideology and a poetics and as such manipulate literature to function in a given society in a given way．Rewriting is manipulation，undertaken in the service of power，and in its positive aspect can help in the evolution of a literature and a society．Rewritings can introduce new concepts，new genres，new devices and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s the history also of literary innovation，of the shaping power of one culture upon another．But rewriting can also repress innovation，distort and contain，and in an age of ever increasing manipulation on all kinds，the study of the manipulation processes of literature as exemplified by translation can help us towards a greater awareness of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Lefevere，2004：vii）

在该书第一章的题记中，勒菲弗尔引用了英国诗人、翻译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的一段话：“在翻译这些波斯人（的诗歌）时，我尽情享受着自由发挥的乐趣，他们（我是这么想的）不是那种足以让人望而却步的诗人，而且也确实需要点儿艺术去改造他们。”［（It is an amusement for me to take what Liberties I like with these Persians，who（as I think）are not Poets enough to frighten one from such excursions，and who really do want a little Art to shape them.］（Lefevere，2004：1）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所指的波斯诗人应该是奥玛·海亚姆（Omar Khayyam，郭沫若将其译成“莪默·伽亚姆”），海亚姆著有诗集《鲁拜集》（The Rubayyat）。勒菲弗尔认为菲茨杰拉德的这句话是“意识形态和诗学动机/限制兼具的非同寻常的例子之一”（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exampl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etological motivations/constraints）。（Lefevere，2004：8）对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颇负盛名的改写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勒菲弗尔不吝颂扬之词，认为他翻译的《鲁拜集》是整个20世纪中最成功的改写，其深远的影响甚至远播至今。同时，勒菲弗尔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在意识形态上显然认为这些波斯诗人逊色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同行，正是这种思维让他如此自由地放手改写，倘若原作者换成古希腊的荷马（Homer）和古罗马的维吉尔（Virgil），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从诗学上看，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认为这些波斯诗人的作品应该读起来像他所处时代的主流诗歌一样。（Lefevere，2004：8）

关于改写，勒菲弗尔远不止于仅仅肯定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及其在翻译《鲁拜集》中的改写实践。在他看来，改写即操控，而且行之有效。（Rewriting manipulates，and it is effective.）基本的改写过程存在于翻译、历史编纂、文集选编、批判和编辑等工作中。其中，翻译是最明显、最容易辨识的改写类型，因为它能把原作者和/或一系列作品的意象投射到另一种文化之中，并将原作者及其作品的影响远播至其源语文化边界之外。和传统的翻译观点迥然有别的是，勒菲弗尔显然不认可将译者视为仆人的偏见，同时他也不同意将译者称作反逆者。在他看来，应该让那句“翻译者即反逆者”的古旧谚语永远地消失（to lay the old adage to rest once and for all）。绝大多数时候，翻译者并不知道自己成了反逆者。而且绝大多数时候，译者是别无选择的，只要他们生活在与生俱来或后来移入的文化疆界之中，（改写）对他们而言就成了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Lefevere，2004：13）勒菲弗尔甚至认为：对于无法将译文和原文核对的读者而言，译文就是原文。改写者（译者）和改写文本（译文）在读者中投射的原文、原作者、文学或文化之意象远甚于原作所为。（Lefevere，2004：109）于是，在勒菲弗尔那里，翻译成了对原文本的改写。而改写，则成了服务于权力的操控。从仆人到反逆，再到改写和操控，译者的角色身份恍如过山车一般瞬间被颠倒过来。

在勒菲弗尔看来，作为改写和操控的翻译总是受到赞助（patronage）、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他认为赞助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因素，这并不仅限于政治领域，它在诸如作品形式和题材的选择和拓展方面均起着约束作用；二是经济因素，赞助人保障作者或改写者的生计——给他们津贴或者助其谋得差事；三是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接受赞助意味着得到赞助集团的支持并融入其生活方式。勒菲弗尔举例说，中世纪的拉丁语宫廷诗人阿基波伊塔（Archipoeta，1130—1165）曾写道：“倘若予我财富，诗将为您而赋。”（I shall write unheard of poems for you，if you give me wealth.）（Lefevere，2004：16）关于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对翻译改写的影响，勒菲弗尔认为：“某些改写文本是否受到意识形态动机的激励或约束，取决于改写者自身是否认同其所处时代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另一些改写文本受到诗学动机的激励或约束。”（If some rewritings are inspired by ideological motivations，or produced under ideological constraints，depending on whether rewriters find themselves in agreement with the dominant ideology of their time or not，other rewritings are inspired by poetological motivations，or produced under poetological constraints.）（同上：7）

乍看起来，勒菲弗尔将翻译视为改写、操控而且受赞助、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影响的观点似乎显得突兀，甚至难以接受。然而细思之下，这种看法至少揭示了翻译的部分现实，甚至不仅是翻译，即使在写作过程中，赞助、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也不时显现。以唐代伟大的翻译家玄奘为例，九死一生取经东还之后在回答唐太宗充满关切的“但念彼山川阻远，方俗异心，怪师能达也”之问时，回答：“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在唐太宗要求“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之后，玄奘奉天子之命，携辩机一道撰写极为重要的史料文献——《大唐西域记》。该书后面的“记赞”对“赞助人”唐太宗及大唐王朝的溢美之词跃然纸上：“或直书其事，或曲畅其文。优而柔之，推而述之，务从实录，进诚皇极。……文成油素，尘黩圣鉴，讵称天规！然则冒远穷遐，实资朝化；怀奇篡异，诚赖皇灵。逐日八荒，匪专夸父之力；凿空千里，徒闻博望之功。”（玄奘、辩机，201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