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译论“忠实”面面观

在传统译论“忠实”观的影响下，中国译者似乎总是在有意识、下意识，甚至无意识地贬低自己的身份，乃至于自觉卑微。著名翻译家杨绛就曾将自己比作仆人，在《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一文中她谦逊地说：

谈失败的经验，不免强调翻译的困难。至少，这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须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照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

（转引自金圣华、黄国彬，1998：66）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杨绛是女性，倾向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错！她当年愿“做灶下婢”是因为“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作为译者，杨绛将自己定位成顺从、谦卑、忘我，笔者认为她是真诚的。她明确表示：“反正一切翻译理论的指导思想，无非把原作换一种文字，照模照样地表达。原文说什么，译文也说什么；原文怎么说，译文也怎么说。这是翻译家一致承认的。”（同上：66）

和杨绛的“一主二仆”之说相比，《红楼梦》译者霍克斯则显得更加担忧译者忠实义务的履行。他在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英译本）卷一的前言中说：“在翻译这本小说时，我已觉得自己几乎无法忠实于任何单一文本。”（In translating this novel I have felt unable to stick faithfully to any single text.）（Hawkes，1973：45）霍克斯甚至认为译者的身份是“一仆三主”。关于译者的忠实观，在《石头记》卷二的前言中，他接着说：“但是译者得将他的忠实一分为三。一份给他的原作者，一份给他的读者，还有一份留给文本。凡此三者，绝非等同；彼此之间，殊难协调。”（But a translator has divided loyalties．He has a duty to his author，a duty to his reader and a duty to the text．The three are by no means identical and are often hard to reconcile.）（Hawkes，1977：20）由此可见，传统翻译理论框架中的“忠实”观对译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无处不在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译者以“仆人”自喻，除了对忠实的认同之外，固然有自谦、自卑的成分在，但总体而言其身份也还算体面。然而，翻译界还有些关于译者的比喻，即便没有刻意的鄙薄，至少也不乏揶揄的成分。郭沫若就曾将翻译比作“媒婆”，将创作比作“处女”。他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除了翻书之外，不提倡自由创造，实际研究，只不过多造些鹦鹉名士出来罢了！……总之，‘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转引自罗新璋，2015：400）创作固然可贵，应当尊重。但是，将翻译贬为“媒婆”“鹦鹉”，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郭沫若对翻译缺乏“自由创造”、只是“鹦鹉名士”的歧视，也引发了关于译者身份的争议。茅盾针对“媒婆”和“处女”之喻有一番自己独到而深刻的理解：

真正精妙的翻译，其可宝贵，实不在创作之下；而真正精妙的翻译，其艰难实倍于创作。“处女”固不易得，“媒婆”亦何尝容易做呀！

……从前率先鄙薄翻译是“媒婆”而尊创作为“处女”的是郭沫若先生。现在郭先生既已译过许多，并且译过辛克莱的《煤油》《石碳王》《屠场》，以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一部分，不知郭先生对于做“媒婆”的滋味，实感如何？我们相信郭先生是忠实的学者，此时他当亦自悔前言孟浪了罢？

……由不喜欢翻译，从而鄙薄从事翻译的人，也成为一种心理。……这种神经过敏的状态，应当加以纠正。而纠正之道，还在从事翻译的人时时刻刻警惕着：莫做说谎的媒婆。

（转引自罗新璋，2015：400）

茅盾为译者被称作“媒婆”叫屈，他对译者的提醒仍然不离“忠实”二字，只是换了个说法——莫说谎、不潦草。

关于忠实，译过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的翻译家林少华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游走在“漂亮”和“贞洁”之间》的文章，表达译者身体力行的实践之后的切身感悟：

翻译这东西具体说来是相当不好说的东西，而作为译者说自己的翻译就更不好说。往好里说吧，人家会说你老王头卖瓜自卖自夸，不懂谦虚是美德；往糟里说吧，自己又不甘心，也未必公平。总之左右为难。但如果不说自己，只是泛泛而论，又可能十分好说，比如董桥。最近偶然翻阅他的一本叫《乡愁的理念》的小书，里面谈到翻译，谈得极俏皮：“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原文压扁的，只好忍气吞声；高等译手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还有一段说得颇有色情之嫌，我都不好意思引用，他是这么说的：“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乱射一通，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意大利也有异曲同工的说法：“翻译如女人，漂亮的不贞洁，贞洁的不漂亮。”言外之意，理想的翻译就是既要贞洁又要漂亮。

（转引自郭凤岭，2013：189—190）

林少华所作的引述和评论与两千年前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如果存在区别，那就是他从译者的角度提出自己在翻译上明确的指向和追求：既美且忠，既贞洁又漂亮，即“审美忠实”。换言之，也就是译者行文立言应当既“信”且“美”，然何其
难哉！

关于译者像媒婆的说法，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有过认真的考证，认为是歌德很不礼貌地将翻译家比作下流的职业媒人，说他们“把原作半露半遮，使读者心痒神驰，想象它不知多少美丽”。钱锺书接下来的译论看似有些矛盾，实则充满着思辨的哲理，发人深省：

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他满以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去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钱锺书，2002：79—80）

与将译者贬作仆人、媒婆不同的是，俄国作果戈理（Nikolai Gogol）有句关于翻译的名言：“理想的译者应当成为一块玻璃，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这句话的意思是理想的译者应当隐身、不可见，在译作中显得透明，也就是说在他的翻译作品中不留下任何自己的行踪或痕迹：没有自己的主观色彩，不掺杂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一切以原文为中心。实际上，尽管果戈理的观点显得中立、中性，没有对译者的刻意鄙薄，但是这种译者完全隐身透明的情况也确实只能存在于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之中。关于这点，余光中说得很明白：“译好了，大家就称赞原作者；译坏了呢，就回来骂译者。”如此首鼠两端、左右为难、前后掣肘的窘迫尴尬暂且不说，就说那源自源语文本，入于译者之目，思于译者之脑，成于译者之手，然后才呈现于译语读者眼前的译文，如何才能做到没有从头到尾浸润呕心沥血的译者的任何气息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既不满足于仆人、媒婆之喻，又做不到完全透明隐身，那么译者的身份是什么？译者的伦理标准又是什么？钱锺书在《七缀集》里《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翻译者即反逆者”，论述了他翻译理想的标准——“化境”。在他看来：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因此，意大利一位大诗人认为翻译应备的条件看来是彼此不相容乃至相矛盾的：译者得矫揉造作，对原文亦步亦趋，以求取消原著者的天然本来的风格。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traditore）。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像从反面来看花毯。

（钱锺书，2002：78—79）

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锺书在评价林纾的翻译之前，谈了自己关于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以避免的毛病以及所向往的最高境界的想法，唤起译界重新审视“译”“诱”“媒”“讹”“化”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汉字，肇启译者追求“化境”的理想。自此之后，“化”和“化境”成了钱锺书译论的关键词。同时，钱锺书引述了意大利人关于翻译的著名谚语“Traduttore，traditore”，并将其翻译成汉语——“翻译者即反逆者”。这句谚语用英语说应该是“Translator，betrayer”。因为意大利语中traduttore和traditore在词形、拼写上仅有单词中间部分的“dut”和“di”不同，巧妙地构成了头韵和押韵，作为补偿，英语的译文应该可以再锤炼，译成“Translator，traitor”，在形式与修辞上与原文更加接近。再翻译成汉语，直译应该是“译者就是叛徒”，既考虑到押韵缺失，又因为“叛徒”一词在伦理上存在“贬义”，则可选择“翻译就是叛逆”为对应译文。但是，与钱锺书的译文相比，这些尝试都逊色不少。感谢钱锺书先生在看似不经意间给出的精彩译文——“翻译者即反逆者”，不仅实现了“翻译”和“反逆”两个汉语词开头一字发音相同（仅有声调差别），第二个字则仅有声母不同，以及“翻译者”和“反逆者”两“者”同音同形；更重要的是，“反逆者”回避了诸如“叛变者”“叛徒”“叛逆者”等词语容易让人联想起的负面意义，成为一个伦理评价体系里的中性词——不褒不贬。基于此，笔者选择了“反逆”，而不是“叛逆”，与“忠实”构建了本章集中探讨的一对翻译矛盾。这则充满矛盾意味的谚语道出了翻译的幽微本质，同时也拓展了译界关于忠实的讨论空间。特别有意义的是，对这一谚语所表达的精深寓意的客观再认识触发了译者主体意识的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