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不懈的探索

以上种种是本书试图要回答的问题。但是必须指出，本书并不是横空出世，而只是对前人成果的一个回顾、一个总结、一个继续、一个延伸。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一个在理论框架引导下关于国家治理的实证探索。如果说有什么新意的话，也只是希望能站在前人的思想和各国经验的“肩膀”上，再探索性地迈出一步。与此相应，研究目的自然不在于对已有知识的简单重复和堆积，而是希望借助前人的智慧和各国的经验更系统、更深入地探讨、解释、预示我们所面临的有关发展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讨论能超越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或仅仅是对政策层面的介绍，进而与国际同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层面的交流和对话。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因为前者涉及战略本身，而后者则是关于战略的方向，正如在茫茫大海中航行，船只与灯塔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政策是船只，理论是灯塔。

在西方，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就试图对国富国贫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他的努力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并为朝着市场经济前行的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指引性的灯塔。据说，斯密的名声随着该书问世而鹊起，英国国会讨论法案和政府制定政策时，都常常以《国富论》为依据。

“经济学”（economics）一词可追溯到古希腊历史学家、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他著有《经济论》(Oikonomikos)，时间大约是公元前5世纪。何谓现代经济学？如果说早先的重商主义或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在衡量财富时狭隘地将价值等同于贵重金属和土地，那么亚当·斯密则更在乎的是生活水平的高低，而不是贵重金属本身，这是其一。在亚当·斯密看来，国富必须意味着国民的富裕，财富不能只在皇亲国戚的手里，这是其二。相应的，亚当·斯密认为国家财富的增长必须基于个人理性的微观基础，即个人的动机、努力和创新，这是其三。这也是他系统地构建其理论大厦的基石，就像欧几里得几何中不证自明的起步公理。因此，他贯穿始终地强调理性的个人是分析社会现象的基本单元，市场机制是个人行为导向的主要结构；二者之间的交汇即体现了理性的个人在市场中表达其欲望和需求。这些思想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古典部分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本书也是围绕这些核心展开的。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约翰·麦克库洛赫（John McCulloch）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述》（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a Sketch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Science）一书中对亚当·斯密的贡献有这样的评论：斯密是政治经济现代体系的真正创始人。即便说他给我们的不是一本完美的著作，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留给我们的是一本比过去问世的任何著作都包含着更多有用真理的著作。他指出并且铺平了一条道路，循着这条道路，以后的哲学家即有可能完成许多他没有完成的东西，改正他曾犯的错误，并作出许多新的重要发现。

到了19世纪，深受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模式的影响和启示，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们，如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为了因果关系模型的简洁性，干脆抛弃了现代经济学古典学派对历史和社会整体性的关注，进而单纯地将其研究建立在对市场行为的经验调查之上，并佐以毕达哥拉斯主义，即用数学语言加以概念化并精确衡量。例如，这种研究趋向将劳动力简化为众多生产要素中的一个变量，使劳动力和土地、资本一样，其价值由其生产能力或增加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的能力来衡量。在方法论上，它的显著特征是采用边际主义(marginalism)，用公理化、数理化和形式化来展示市场作为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的有效性。自从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将经济学系统地带入数理这座大厦后，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和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联手用拓扑数学进一步夯实了数量经济学的基础。他们运用拓扑数学中的角谷静夫不动点定理（Kakutani fixed-point theorem），证明了市场一般均衡 ——即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性。在学术界，这种学派又被泛称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经济学派至今是经济学界的主流。贯穿整个20世纪，特别是近年来，围绕新古典主义主流并对现代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包括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他们因此也都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发现并放弃了马歇尔市场体系中信息完全的暗含假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进一步提出了信息的不对称，并由此为出发点为不对称信息市场的一般理论奠定了基石。罗纳德·科斯则把探寻的视角集中在交易费用上，由此他率先开启了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制度研究的大门，并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经济学新制度学派的鼻祖。

沿着他们贯穿始终以个人理性为微观基础的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在理论逻辑的世界里推出什么，然后再回到经验世界中加以检验？从本质上看，市场是横向平行的制度安排，国家/政府（包括科层的官僚体制）是纵向垂直的制度安排，这里所指的国家/政府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只有横向没有纵向的制度安排会造成机会主义的泛滥。换言之，没有政府的市场是有巨大风险的！由此可见，他们的理论发展为政治学和经济学架起了桥梁。剩下的挑战是，借助于马歇尔偏好使用微分方程的边际主义，时时刻刻问一问罗纳德·科斯的经典问题，即从提高效率和增加福利的起点出发，纵向和横向制度安排的界线应该画在哪里。

显然，相对于市场，政府如何搭建以及政府如何运行对回答国富国贫的问题至关重要，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的确，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均衡”是受到了物理热力学（thermodynamics）第一定律的启发，即能量守恒，但是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却长期没有得到经济学家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即熵（entropy）的规律。熵是衡量一个系统中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而且认为这是个永不停顿的趋势，除非有系统之外的能量不停地加以克服，不然一个孤立的系统必将走向衰败。因此，到了今天，如果还有人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放任自流”（laisser faire），可以脱离政府的作用而有序地运行，那将是巨大的误解。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是不成立的。

注意，《国富论》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直到今天，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许多见解仍然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经验世界中，重视亚当·斯密理论的国家多数已进入富国之列，相反，忽视亚当·斯密理论的国家大多是穷国。这是我们能初步观察到的现象。当然，实际的因果变量无疑还要更复杂。起码，市场的搭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事实是，成熟市场经济还必须包括与之配套的法治体系，它们的演变时间往往很漫长。即便是到了今天，它们还有继续调整的空间。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不是以答案而是以问题的形式提出他那个经典的命题！更值得一提的是，科斯这个经典的问题长时间没得到人们的重视，这本身也反映了他超群的哲学智慧。静态地看，他对人的认知能力心存怀疑；动态地看，他对人类的进步充满着期待和信念。看来，人类的认识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不断提高。寻找真理是个过程，对个人来说，真理不是一个终极的点，因此没有世俗的权威可以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