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的国家那么富，有的国家那么穷？

世界上邦国林立，为什么富的这么富，穷的这么穷，而且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的力学》（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中所感叹的：“各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让人难以置信……一个人一旦思考这些问题，那么他就不再想别的事了。”

地区与地区相比，公元1000年时世界上最富和最穷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比是1.1：1，现在是19：1。国与国相比，今天富国瑞士和穷国莫桑比克的贫富之比是400：1。早在1817年，英国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在给其好友、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的信中就说：“探寻国富国穷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一切研究的重中之重。”近两百年后的今天，研究还在不断地继续，但是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法国哲学家、作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感叹道：“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

探索，是因为有谜的存在；解谜，是研究的用意所在。唐代哲学家、思想家韩愈《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无疑，这是很高的要求，很难达到，但起码可以作为学者努力的方向。《黄帝内经》曰：“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意思是说，博古必要通今，做学问如果不探讨古今延绵演变的因果关系，很容易落入偏见，是不可取的。

人类历史自出现国家以来，就伴随着国家的兴衰更替。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穷二白”的国家。如果用人均GDP来衡量，700年前的中国是地球上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大约在公元1000年，中国人改进了磁铁罗盘并用于航海；公元1045年，中国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开封是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在北宋，开封是首都，有上百万的人口；相比之下，伦敦仅有1.5万人。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直观地炫耀着历史上开封的辉煌：桥上街上行人摩肩接踵，茶楼和饭馆生意兴隆。

既然常说先行者具有优势，那么不妨问一下，辉煌为何如过眼烟云？为什么后来的中国没能保持领先者的优势，反而被欧洲国家赶上，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在200年前开始越拉越大？这不仅体现在GDP的总量上，更体现在人均GDP上。虽然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就为国家的复兴付出不懈的努力，为什么他们以失败告终，而只是到了共和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开始缩小？

今天全球都在关注，这种缩小的势头能否持续，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重返富国之列。

研究显示，在19世纪早期，中国的GDP总量大约占世界的30％；到了20世纪初，该比例迅速跌到13％；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夕，甚至还不到5％。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又回升到大约10％。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以GDP总量衡量的中国经济业绩主要是由于众多的人口（目前是13.2亿人）造成的。中国人口在19世纪初占世界总人口的1/3，20世纪初是1/4，现在大约是1/5以下。然而就人均GDP而言，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以下。即便是与自己的历史地位相比，也还有相当的距离。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2006年，世界GDP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美国（13.8万亿美元）、日本（4.3万亿美元）和德国（3.3万亿美元）。中国以3.2万亿美元超过英国的2.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然而，中国GDP总量后面掩盖了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巨大贫富鸿沟，而且这个鸿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人们在前进道路上庆祝胜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面临的挑战。这种趋势如不扭转，则意味着扩大内需的良好愿望多半只能是愿望而已。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说过一句诙谐但意义深远的话：“生产力什么都不是，但是从长期看它几乎什么都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指出：“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反映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才是财富增长的真正源泉。”

如果说提高人均收入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么人为扭曲的收入差距将使经济雪上加霜。因为消费的不足最终会制约经济增长。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资本论》（Das Kapital）中提醒过人们：牛奶倒在海里只是危机的表象，深层的原因是劳工的贫困，不论是在绝对还是相对的意义上。这是逻辑推理使然。在经验世界中，如果人们暂时看不到供应过剩的表象，那么可以看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1870—1924）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书中对此的解释：市场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外，如果还有国际市场的话。这是列宁对马克思理论贡献的核心所在。借助他们的逻辑，可以推出什么？就中国经济目前重出口、轻消费的结构而言，内需不足的深层原因是劳工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其生产力增长的速度不相匹配，这时如果国际市场出现紧缩，中国经济势必加剧供大于求的矛盾。这种危险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已从2001年的20％迅速增长到今天的40％以上。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虽然国际市场是存在的，但一部分被虚拟的“财富效应”夸大了。尤其对转型经济的大国而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内需的重要性凸现，必须警惕国家资本主义幽灵的出现。13亿人的市场内需不足的深层原因是，在工业化的大潮中，几亿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创造了巨大的产出之后，却未能获得与工业化进程相匹配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未能转化成城市居民、产生有效需求。“农民工”这种称呼本身就隐含着权利的不平等，这在现行工业化国家中是罕见的。在人均GDP达3 000美元阶段，世界平均城市化率是55％，而中国目前只刚过1/3。根据克鲁格曼的计算，中国目前依然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人平均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4％，与1975年的韩国类似，就连墨西哥产业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

可见，在致富的马拉松赛上，要想让中国跻身世界富国之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跑，还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在国际层面理顺国内外市场，在国家层面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反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以及在企业层面增强公司的自主能力。如果说，政治或是利益的冲突或是利益的妥协，前者为恶性，后者为良性，那么从长远计，上述问题的最终出路，或者说是更有效的解决方法，不是个人的愿望，而是切实进行以人为本、权力和利益合理制衡的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安排才是实现良好愿望的可靠保障。

让我们的视野暂时跳出中国，审视全球其他地区的过去和今天。公元11世纪，非洲和欧洲的人均GDP大约还旗鼓相当，但是之后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却长期处于贫穷和落后。为什么？在中东，虽然以色列人把自己称为“上帝选中的人”，但是上帝并没有给以色列人任何石油，而是把石油给了阿拉伯国家。以色列自然资源极其短缺，但是它的经济依然繁荣。今天以色列的人口数排在全球的98名，但是人均GDP却是第22名。为什么？

在欧洲，1000年前欧洲主宰世界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但是500年前，欧洲却开始拥有世界的主导地位。为什么？更具体些，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在历史上能先后称霸世界？进一步讲，为什么土地资源相对缺乏的荷兰和英国能超越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相反，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却从来没有进入过富国的行列。即便是在彼得大帝（1672—1725）的辉煌时代，俄罗斯的人均GDP也排在欧洲诸国的后面。为什么？如果你不信，看看以下的数据。俄罗斯的天然气、煤炭储量分别占到世界总量的40％和50％以上，都是世界首位；俄罗斯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3，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但是，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按1990年购买力国际元的计算结果，1998年西欧国家人均GDP的平均数是17 921元，而俄罗斯只是3 893元。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曾挖苦说：“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业绩不佳？他们找了四个原因：春、夏、秋、冬。”

在美洲，美国从1776年建国至今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今天美国的GDP总量接近世界的1/3，而美国人口大约是世界人口的5％。那么，年轻的美国又是靠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跻身于世界最富国家之列的呢？早在19世纪末，美国已站在了发达国家工业化大浪的潮头，生机勃勃。数据显示，即便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与西欧、苏联和亚洲国家平均的人均GDP之比分别是1：0.8、1：0.3、1：0.1。如果说美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还是根据麦迪森1990年国际元的计算结果，1770年墨西哥人均GDP大约是568元，美国（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只是527元。可是到了1998年，墨西哥是6 655元，而美国则是27 331元，拉美国家人均GDP的平均数是5 795元。

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要素禀赋”，强调自然资源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优势。情况果真如此？很值得怀疑。让我们再回到亚洲。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历史上日本自始至终都能紧跟富国的步伐，从来不曾被历史抛进穷国之列，而且在近代它成功地跻身于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列。今天日本人口只有1.27亿、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1/25，但却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经济强国。为什么？还有，据说日本每生产一个单位的GDP所耗的资源还不到中国的1/7。显然，日本的故事使那些过于热衷于拿地理或自然条件说事的人变得苍白无力。此外，即便是假设已有人类技术和制度安排没有新的突破，日本的故事也应该使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双重目标时变得更有信心，只要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达到目前日本的水平。瑞典著名小说作家斯文·林奎斯特（Sven Lindqvist）博士提醒人们：“你我的知识已够用，所缺的不是知识，而是勇气 …… 是了解已知并作出结论的勇气。”

同样在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受到儒学文化的洗礼和熏染。在沉睡了很长时间后，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为什么亚洲的“四小龙”（即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能够率先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摆脱贫困，而其他许多国家却继续身陷穷者更穷的泥沼？同样的天，同样的地，类似的文化，是发展路线的不同，还是方向性的错误，还是两者皆有？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东亚诸国迅速崛起的经验似乎与德国社会学和历史学大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基本命题相左。在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西方新教伦理的文化相关联。潜台词则是，儒教伦理的文化排斥或阻碍了经济发展。但是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当经济在东亚一些地方开始起飞时，不少人话锋一转，似乎忘记了前后的矛盾，儒教又被他们用来解释发展：重视教育、勤奋工作、注重家庭等。这种颠来倒去、前后不一致的解释，实在缺乏一般学术所要求的严谨和逻辑。

文化到底起什么作用？说到文化，更让人费解的是，假如文化真的起那么大作用，那么它的作用为什么不是始终如一？在此，不妨比较朝鲜半岛南北30年前和30年后的情况。文化大体相同，20世纪60年代后期南北经济还旗鼓相当，为什么今天北方的GDP大约只有南方的5％？南北之间存在的财富的巨大鸿沟强烈地提醒大家，看来对国富国穷之谜的探索必须超越文化和地理本身。在方法论上，幸亏朝鲜半岛提供了一个能“控制”文化变量的实证。不然，社会科学实在不容易，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像自然科学的实验那样可以在实验室的可控条件下看出个是非，证实或证伪！

类似的，还有拥有古老文明的印度。一样的文化，但是长期以来印度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几乎停顿。根据麦迪森1990年国际元的计算结果，1500年印度人均GDP是550元，到了1950年仍只有619元。只是到了近年来，印度的经济才发展迅速，势头强劲。1973年，印度人均GDP比原先稍有提高，是852元，到了1998年则快速上升到3 117元。这又是为什么？我们如何解释？放眼全球，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虽然不可否认各国致富的路径各有不同，有先有后，但是就人类发展的方向而言，在国富国穷的背后，是否可以寻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