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正祖的文体反正

正祖可谓是天生的学者，他在位期间曾编撰了多本与朱子书相关联的书籍，有《朱子选约》3卷、《资治通鉴纲目讲义》10卷、《朱书百选》6卷、《雅诵》8卷、《朱子书节约》20卷、《朱子会选》48卷、《圣学辑约》6卷等。他曾说若不孜孜以求学问则心不安。他认为作为读书的方法之一，体验最为重要，读书的态度应是“精察明辨，体贴心身”。不仅如此，他还将文体视为治国的基本政策，认为文体是政治现实的反映，随士气（国家之元气）而变化，因士气是国家的元气。正祖从即位（1776年）之初就对文风乃至文体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认为明清文集的稗官杂记玷污民心，败坏世风，从而使文风变质。若不对文体进行反正，则不能扶正日益坍塌的名分和体制。其文体政策的本质依然是一直以来道学者的基本立场，即应写置根本于学问之上的文章。

正祖还评价道，不仅朝鲜的立国规模秉承了宋代，文体也以宋为范本，欧阳修、苏轼的文章恰恰验证了宋代治国的情景。可以看出，肇始于韩愈、柳宗元、至欧阳修而成功的古文运动，形成了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在正祖时代依然占据着较大的比重。

但此时，如前所述，中世的阶级统治体系步入解体过程，广大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伴随着工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平民开始抬头。在学术思想领域，以朴趾源为首的进步知识分子指出了古今太平盛世和乱世之所以成为盛世或乱世的原因，提出了制度改革、农工业的振兴、国富民泰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

实学是以儒教经典为基础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的，没有脱离正祖所施展的政治理念，但是稗史小品体从士大夫所接受的正统教养这个方面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正祖认为，这种文体是史官以外的人们杜撰出来的历史记录，是从小品体派生出来的极不纯净的杂文体，具有危害性，是“唐学”之一。所谓“唐学”，正祖认为有三种：收藏明清小品异书、崇尚西洋学问及喜用清朝的器皿[7]。

唐學有三種 有多蓄明淸間小品異書者有專尙西洋曆數之學者 有衣食器皿之喜用燕市之物者 其弊則一也.

1792年(正祖16年), 正祖阅读了朴趾源的《热河日记》，认为其谐谑与文体甚为不妥。恰巧此时，李东稷非常嫉妒深受正祖宠信的李家焕，上书正祖，诘责李家焕。正祖看完奏折说，文风颓败的责任不在李家焕，根本原因在于朴趾源。正祖下令消灭这种杂文体，倡导正统的古文体，改革当时流行的“燕岩体”一类的汉文文体，主张还原纯正的古文体，这就是 “文体反正”。正祖认为，成均馆儒生李钰参加科举考试的应制文使用了稗官体，文体不纯正，不让其参加科举考试。同时下令，即便是朝廷文臣，只要使用稗官小品体，一定不再举荐，并严惩不贷。直阁南公辙被指使用了稗官杂记语；李相璜、金祖淳、沈象奎等僻派成员也被指文体不纯正，受到正祖责问，命其写自讼文；时派的李德懋、朴齐家等也被发现文体不纯正，命其写自责文。

正祖把传统的古文家黄景源和李福源的文体看做大臣们应该效仿的文章典范，把成大中树为古文家的典范，特任其为青都护府使，这都是正祖为倡导纯正的文体而采取的举措。

正祖还对负责奎章阁的南公辙说，如果燕岩能用纯正的文体再写一遍《热河日记》以赎罪，那么将委任他以荫官的文任[8]。

南公辙以书信的形式转述了这番话。朴趾源看到南公辙的信后为自己辩解，承认运用了不该用的文体，并发誓倾尽全力于文体纯正运动，再不写 “杂笔”。

此外，正祖还采取多种措施贯彻实施其方针。他首先设立了王室研究机构奎章阁，把国内的学者召集在此，讨论经史，出版书籍。以摘选了朱子语类的《朱子选统》为首，刊行了唐宋八大家著名的古文集《八子百选》等。此外，还馆藏了当时的文集，可以说，奎章阁就是王室图书馆。

正祖还禁止输入清朝的稗官小说和杂书之类，因为他认为正是这些 “禁书”败坏了当时朝鲜的文体。当时输入书籍的任务主要由担任燕行使臣的译官来担当，这些译官得到朝廷的许可，通过贸易积累了财富。他们从清朝购回的物品中, 书籍占了相当大的量，甚至中国的书商们堆好了书专门用于接待朝鲜的使臣。如此，朝鲜国内大量的书都是由使臣带回的，而且可以推断，通过译官带回的书籍大部分为明末清初的小品文。

正祖 15年 辛亥 10月望後．且伏聞燕肆儲書 以待朝鮮使行云.[9]

正祖采取这些措施, 虽然不无防止天主教普及的意图，同时，在与清朝频繁的往来中，西学和实学开始传入，但更令正祖担忧的是清朝轻浮、华丽的文风及世俗的流布。因为朝鲜从士大夫到妇女儿童无不喜欢诵读稗官小品。

由于正祖对文体的介入，导致18世纪比较热烈地开展的文艺运动萎缩了, 阻碍了刚刚破土萌生的文学的发展，使朝鲜朝后期的文风处于低迷状态，其结果是使得反时代的古文文风盛极一时。

废除当时少数贵族的门阀政治, 确立依存于扩张王权的统治体制是正祖基本的统治理念。为此，正祖牵制少数的特权贵族，以士大夫们的支持为基础，在拥有广泛根基的同时，使确保正统教养理学和纯正文学开展王朝的政治教义显得很有必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祖是成功的。但是，虽然正祖的文体反正继承了纯正文学的传统，使治世的文学出现了繁荣景象，但这种纯正的文体却已不适应时代的变化。稗史小品体也没因正祖的文体反正销声匿迹，相反却流传得更为广泛，小说文体及写实主义表现手法的作品更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总的来说，文体反正是扼制当时思想的发展与文人们的创作活动，是有保守性质的、欲逆转时代潮流的文化政策。

作为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人物，李钰为了立身扬名，于正祖16年（1792）10月，即33岁时第一次参加了科举考试。李钰因其文体，名字上了《世宗实录》。

36岁时，即1795年秋天，作为成均馆儒生参加了迎銮制考试，因为李钰的文体早就引起注意，所以对于李钰的文章，正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而不吝对一介儒生的文章一一加以评价、点评。正祖认为其文体怪异，取消了他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命其充军，将其发配至忠清道定山县，同年9月，李钰又被发配至岭南三嘉县。但李钰全然不顾忌正祖的训斥，结束充军生涯后重返汉城，在再次参加科举考试时又被指文体怪异，再度被充军。1796年2月，李钰参加了别试，中了榜，却因 “李钰所著的策文有悖于时下的文体”而位居榜末。1799年冬天，李钰40岁时，再次被流放至三嘉县。在那里，他体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成了《凤城文馀》。后来，该文集成为研究当时该地区民俗风情的重要史料。1800年，适逢国家有大喜事，获得赦免，才得以返回汉城。其后一直作为成均馆的儒生，在汉城生活。李钰41岁时归耕南阳，过着隐居的生活。

如上所述，正祖在施行文体反正政策时，处罚的轻重似乎是根据人的身份和处境而有所不同。像前面所提到的南公辙等仕宦家的子弟，正祖亲自介入，严厉地训诫，命其改正文体，对当时任安义县监的朴趾源传信说，只要改正文体，就封其以文任的官职。而对于李钰，则毫不留情地施以“停举”“充军”等有失公允的处罚。但即便是接到这样的“王命”，李钰依然固守着自己的文体。从《追记南征始末》来看，在受正祖批评 “文体怪异”后的第三年，即1795年8月，为了纪念正祖出巡成均馆，举行了一系列活动, 其中之一便是举行了迎銮制，命儒生们作文呈递上来。在这篇文章中，李钰记述了自己因被指文体“怪异”而被“停举”以及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也没有改变文体的过程。

慶科不遠 若停擧 則將不得赴 故改以充軍 其卽往而歸 應製諸科 如前並赴 又命所編邑 許賜科由 臣惶恐感泣 卽馳往忠淸道定山縣 編籍訖 卽復赴洛 九月又應製 上以嚴勘之下 噍殺又甚 命移充梢遠邑 自定山踰熊峙 至慶尙道三嘉縣編籍 留三日 卽又還歸 至明年二月 赴別試初試 濫居榜首 上以策有違近格 命降付榜末[10]

如此，李钰虽几度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却依然因 “文体是稗史小品体”而被“停举”或被列在榜末。与其他喜好小品文的文人不同，他一次机会也没得到，仕途被阻断，一生怀才不遇。

评价自己的文章时，李钰时而谦虚，时而非常自信，对于写小品体的文章也丝毫不后悔。其好友金鑢评介李钰说，李钰说自己不擅长古文，其实是觉得学习古文会陷入虚伪，学习 “今文”也好像没什么用，这可以看做他毕生致力于小品创作的原因。不是他不擅长古文，而是他不想拘泥于古文的格式，他想追求超越古文、不虚伪的真正的文学，而稗史小品体恰恰是非常合适的文体。

李钰因文体受到不公正、不平等的处罚，但他依然坚持小品文的创作，使朝鲜小品文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

李钰的这种创作态度迥异于其他曾经喜欢稗史小品体的文人，他们一旦接到王命，马上改变文体，回归到古文的创作，而李钰却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文风，其结果使应制文成为“问题”，在正祖的“文体反正”中数次被训斥，先后共7次参加科考而未能及第，两次被发配充军。李钰不无被统治势力排挤在外的“被孤立意识”，他视如生命的文学也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他苦闷于自己的处境，有一种 “被排挤的人就是我”的感觉。他借助于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心境，表露自己的心绪，真实地描写当时市井百姓的生活，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是文学的多元性。从他的文集所载的后期作品赋及杂文来看，李钰在南阳过着田园生活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借自然生态、日常生活，抒写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怀。

[1] 朝鲜朝时，代收布匹，可免除兵役。

[2] 朝鲜朝时，在平安北道义州的龙湾与中国做贸易的商人。

[3] 朝鲜时期松都的商人。

[4] 朝鲜中期以后，将以前以实物形式缴纳的贡品换算成米粮缴纳。

[5] 朝鲜英祖时期，为减少百姓的负担而实施的纳税制度，应缴纳的军布由原来的两匹减为1匹，不足的部分用渔业税、盐税、船舶税来补充。

[6] 丁若镛提出的以村为单位，共同耕作土地，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配的土地改革制度。

[7] 《弘济全书》（日得录,训语条）第176卷，第34页。

[8] 指弘文馆、奎章阁等官职。

[9] 《承政院日记》第1695卷。

[10] 《追记南征始末》，《李钰全集》第三卷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