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明末清初文学的影响

2.3.1　明末小品文的盛行

“小品”这个名称原指佛经的一种译本。东晋十六国时期，高僧鸠摩罗什翻译《般若经》，该经分为两种译本，较详细的一种（27卷本）称为“大品般若”，较简略的一种（10卷本）称为“小品般若”。所以，“小品”是相对“大品”而言，是小而简的意思。[1]

小品作为一种文体始于六朝，写景的山水小品和言志抒情小品形成了主流。晚唐盛行讽刺小品，至明末小品再度盛行，形式活泼，内容多样，可以谈天说地，没有范围限制，也可以言近旨远，充满情趣，晚明小品有很多样式，包括随笔、杂文、日记、书信、游记、序跋、寓言等，颇具代表性的小品形式有描写“性灵”的游记小品和描写事物、记录事件的杂感小品等。

“晚明”这一时间概念与“小品”这一文体概念相结合，使得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文体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先秦两汉的散文不可能成为一种自由的文体，汉魏六朝的骈体文过分追求遣词造句的形式美，也不可能使散文化为自由文体；唐宋散文仍然是“文”要“载道”，也不能使散文变为自由文体；唯有晚明小品向传统的载道之文的文学观提出了异议，重视文学独特的价值和艺术性，摆脱了“文以载道”的重重束缚，不拘形式，重视作家的个性，任心而发，纵心而谈，且小品文篇幅短小，较为自觉地使散文变成了可以自由表述的文体，促使散文创作趋向本真、纯真、自然，在创作风格上有着展露本真的文化走向。

始于六朝的小品文文体，之所以至晚明时期得到发展，并出现了大量的创作作品，是与晚明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文学领域。诗歌或散文，小说或戏曲等所有的领域都主张个性释放，冲破礼教的束缚，肯定人的欲望，重视真情实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追求新的人生和生活理想的同时，也滋生了困惑和苦恼，并将这种困惑和苦恼诉诸笔端。此外，晚明小品的兴盛，有其文学内部的原因。小品文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受小说、稗官杂记、戏曲等俗文学的影响，被创造性地赋予独立的艺术品性，以短小的篇幅和不受传统理念限制的笔触反映日常生活及琐事，成为一种富于个性色彩和自由气息，具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的自由的文化内涵的文体。

晚明小品作家普遍采用“以文自娱”的写作姿态，这来源于庄子式的艺术化的生活态度，使得晚明小品作家群普遍具有洒脱、自娱的心境、满足自我、发泄自我的审美价值取向，从而争取精神自由、超脱政治功利，由此创作出来的小品文异于古文、六朝骈文、唐宋散文而自成一格。

晚明小品作家的文化性格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虽然出仕，但其思想的重心、感情的趋向实际上体现着超脱的的生活态度和洒脱的心境。另一种类型是一生也未出仕，一门心思地投入各种精神活动，从中寻找精神寄托和精神自由。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擅长写山水小品，是晚明小品作家的代表，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也是晚明小品园地里优秀的耕耘者，他们在公安派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创造了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此外，还有一批不同于公安派、竟陵派的小品作家，他们擅长于幽默与讽刺。尽管晚明小品作家的风格不同，人生感悟、体验方式不同，但却能殊途同归，都营造自己的精神乐园，有着等同的艺术化的自由心态。

公安派、竟陵派文人们创造的新的文体小品文在域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的日本文坛受到公安派的影响，高丽中后期的文人李奎报等也开始利用小品文体进行创作，著有《呪鼠文并书》《命斑契文》《镜说》《舟赂说》等。朝鲜中期的许筠也广泛涉猎晚明小品，主张脱离礼教，创作时应强调个性，使用俗语。但许筠的主张在当时的文坛未能引起共鸣，形成气候。18世纪中叶后期，才有很多文人用多种形式进行小品文创作，代表人物有李用休、朴趾源、俞晚柱、李德懋、李钰等。可以说，商品货币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一定的消费阶层的形成，以没落士族及庶孽[2]为中心的新的文人群的出现，理学作为指导理念的统治地位的逐步丧失，实学学风的萎缩，公安派的影响，明清书籍的大量涌入是18世纪中后期小品文学在朝鲜盛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