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洋务运动前中国人的海外旅行与相关诗文
——航海文化的影响与近代报刊的推动
滨海地域素为文化交通之先地。近世治中外交通史之学者，往往揭西域、南海二名作为研究对象的泛称。其中西域之学以西北边疆史地考证为主业[1]，依托以欧亚腹地各古族之语言文字，孜孜以求的是汉唐以降丝绸之路上多民族文明交流的微光，以及宋元时期蒙古人征伐亚欧各族的历史痕迹。而南海之学，范围则主要在对南洋诸岛的史地考证。所谓南洋，元代以前称为南海或西南海，至明代改称东西洋，大致是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剌以西的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2]由于资料缺乏、证据不足，南海之学明显落后于西域之学。然而这并不是说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通主要依靠陆路，而可以轻视海程。
不过从历史观念上来看，中外关系研究的重点确在“西方”[3]，故多以“东西交通史”或“中西交通史”称其学科。而所谓南北关系，则一般都是用以指称汉域境内的思想文化之传播与影响。钱锺书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4]者，正是以东西分中外文化，以南北辨汉地学术。总体而言，汉代以后，明代之前，中国的思想文化传播乃是沿着由西而东（外来文明）、由北而南（本土文化）的路线。西北地区千余年来一直是策动历史变迁的源点，历代帝王创业，多经由此，而亡国则在东南。即如古人所言，“天道多在西北”[5]；“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在西北”[6]者，俱说明中国地理大势历来有西北胜于东南的规律。西北地区民族间频繁的交流与融合更是造成文明进步发展的生机，可追溯到希腊、罗马、印度、波斯、阿拉伯等文明源头的宗教、文学、艺术、科技、思想诸因素，通过属于不同欧亚古族的商贾、僧侣、工匠、艺人和军士，从西域绵绵输入中国。
自蒙元势力在欧亚大陆势微之后，中国西北疆域之生机渐渐消退。[7]刘师培谓：“古代之时，北方之地水利普兴，殷富之区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启，文学易输。后世以降，北方水道淤为民田，而荆吴楚蜀之间，得长江之灌输，人文蔚起，迄于南海不衰。”[8]地理形势之盛衰亦当系乎世变，尤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科技手段、交通工具的进步，某些长期居于历史命运决定性地位的自然因素得以克服。思考中国历史地理的大势，可以在渐次变化的规律中，见到外来文明的地缘影响。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五代以后，中外交通的重点渐渐转向海路。至15世纪，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明代中国的海上交通空前发达。洪武朝的遣使南洋宣慰诸国，永乐、宣德年间的郑和七下西洋[9]，俱为此后百余年华人殖民海外事业[10]打下基础。此时中国航海技术尚居世界领先地位。宋元时代中国即已开辟了东南亚、阿拉伯直至东非沿海的广阔航线，至郑和下西洋时代则到达集大成的巅峰。然而明廷时常下令海禁，不准私人商贾泛海贸易，致使此一航海盛事随之湮没。
此后，欧洲人航海至于东方，其率先进入中国南海疆域的是刚刚廓清国内民族宗教局势、急望于海外建立威力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始于1520年代）。明代后期，中西势力在南洋形成相对峙的局面。[11]需要指出的是，此时中国海员的技术与设施仍不逊色于西方著名航海家们，最早在南海登陆中国土地的葡萄牙人，往往搭乘中国商人往返马六甲的“沙船”。[12]然而此时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档案早已被焚毁[13]，中国政府中的决策者们对于海外世界的认知极度退化。加之中西海上势力的层层冲突，导致中国朝野上下对西人的一致仇视、恐惧与轻蔑。至利玛窦登陆广东肇庆进入中国，逐渐与中国的士人阶层发生接触，向他们介绍世界地理和泰西学术，中国的读书人才再次开始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索和理解。葡萄牙的耶稣会士鄂本笃（Benedetto de Gois）希望经由欧亚内陆进入中国传教，却被旅途上的种种困厄与险诈耗尽了精力，最后在甘肃去世。临终时他致书已在北京的利玛窦，“力戒以后旅行，不可由彼所经之道，盖危险而无功也”。[14]这二人的不同命运，反映出中西交通海陆二路的彼消此长，也可由之窥探辨识出航海时代中的旅行观念。
时代精神虽然如此，却还不能立即影响大陆国家内部涉及知识体系、文化价值等层次的精神生活。清代初年继续奉行的海禁政策是迫于郑成功集团在东南沿海的对立局势；乾隆年间才开放广州一埠进行对外贸易。初步的文明接触，渐次会引发交通的方式及其重点的变化：由西北边疆转为东南沿海，由陆路跋涉转为海道往还，由中亚、西亚邻国诸族变为泰西各国——这一切又将引起稳定的、自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从面貌到根基上都产生动摇。
[1] 中国古代对西方各地皆统称为“西域”，包括印度、波斯、埃及、欧洲；清代以降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则以西域一名专指新疆天山南路。参阅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第5页，耿世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 如清代学者全祖望著《二西诗》咏史，所谓二西，已然并非地理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指的是明末清初中国接受的两次外来文化冲击，一是“乌斯藏”，一是“欧罗巴”，即藏传佛教和西洋天主教。参看蔡鸿生：《全祖望〈二西诗〉的历史眼界》，刊于《东方论坛》，2004年第6期。至于中古世的佛教入华，以及大秦景教、波斯祆教、摩尼教、天方回教等流布中国，的确主要是通过西域传入，但也间或依靠海道进入中国。
[4] 钱锺书：《谈艺录》序，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 《左传》，卷十六，襄公十八年，引董叔言。
[6] 《史记·六国年表》。
[7] 羽田亨言15世纪以后，中亚丧失了统一局面，陷于混乱不安的状态，故无人甘愿冒风险和困难选取欧亚腹地的这条东西交通道路了，参看氏著《西域文化史》，第187—188页，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年。
[8] 刘师培：《南北学术不同论》，“总论”，《刘申叔遗书》，上册，第54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交通日启，文学易输”句下有作者原注，谓：“水道交通，有数益焉。输入外邦之文学，士之益也；本国物产，输入外邦，商之益也；船舶交通，朝发夕至，行旅之益也；膏腴之壤，资为灌溉，农之益也。故越南澜沧江，印度恒河、印度河，埃及尼罗河，美国米希失必河，皆为古今来商业发达之地。”
[9] 此西洋即上文“东西洋”之西洋。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曾专设“与郑和同时之海外使节纲”一节，开列当时出使南洋的其他活动，“可知自明初至明代中叶，中国之所以能为阿拉伯以西海陆世界之领导者，固非郑和一人之功”，见是书，下册，第63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
[10]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642—649页。
[11]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四章“中西势力接触时代”，第130—202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本。其中第150—154页提到明万历年间，广东海盗林凤在吕宋与西班牙殖民者开衅。激起西人对华侨的仇视，导致万历三十一年（1603）菲律宾发生西班牙人大规模屠杀华人事件。随后除英、荷、西、葡诸国的相互争斗之外，早有开边之实的华人势力已经成为欧洲列强的眼中钉。1740年（乾隆朝）发生吧达维亚城的荷兰人屠华事件，激起一系列争斗，直至1742年终止。当时福建、广东皆有奏折上报，西班牙人亦恐清廷兴师问罪，尝遣使奉书陈情。乾隆帝则斥海外华人为“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不予闻问（该书第166—171页）。
[12] 周景濂：《中葡外交史》，第8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影印本。
[13] 万历年间的笔记中记载：“（郑和出海）旧传册在兵部职方。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而《星槎胜览》纪纂寂寥，莫可考验。后世有爱奇如司马子长者，无复可纪。”见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宝船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3册。
[14] 利玛窦：《鄂本笃访契丹记》，张星烺译文，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54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