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游记新学”的界定及其发生背景
晚清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大概有两个途径：一是借助于西人著述和译介，一是中国人自己的旅行考察。对于后者而言，在鸦片战争尤其是洋务运动以后，随着海外游历人士的增多，才能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并且引起有识之士的充分重视。本书关注于晚清中国人的海外旅行写作，这些文本在当时的作用可谓是小则增广见闻，备述异国风情，大则察考制度，推动社会进步，甚至改造思想、知识，重绘传统世界之图景，培养人类感的塑造。[1]因此，有必要专门将这些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以考察其中所体现的时代风气与个体心智。故而在此提出“游记新学”一名，来以统称这类文本。[2]
之所以称为“新学”，是因为其异于原有之“旧学”所涵盖的知识视野、学术兴趣，这当然与西方近代文化输入中国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新学”之中，所谓“西学”占有很大的比例；而晚清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也主要是对西方（西欧各国及美国和维新后的日本）的认知。1896年，梁启超为方便他的学生阅读西学诸书，作《西学书目表》以示门径，下编特别开列了除算学之外的“中国人所著书”，包括了“地志”24种、“交涉”12种、“游记”49种、“议论”24种、“杂录”11种，其中收录在“地志”类的《日本杂事诗》、《印度箚记》，收录在“议论”类的《游历刍言》等，实际也应属于旅行写作的范围。梁启超所列述的书籍，远远不能涵盖当时相关著述的全部，但大体可如他所言：“中国人言西学之书，以游记为最多”，而其余各种不易分类，遂姑且简单分成“游记类”、“非游记类”二门。[3]
但是晚清国人眼中的异域非止欧美日本，其旅行载录里关注的内容也非止器用、制度，甚至在文化态度上也并非一贯以中西二元为思路，“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等话语的背后，时常会呈现出更为豁达通脱的主体意识。对于“新学”而言，异域输入的“西学”只是代表了其中一义，而在另一方面，它理应还包括了自身对“旧学”格局和面目的改变。梁启超所特别标举出的“游记”体现了他对海外旅行写作的重视，这自然是因为当时中国人一面亟欲获取新知，一面又碍于语言文化隔膜。虽然当时也有不少的西人著述、翻译，但未必合乎中国所需，更难以受到多数保守人士的注意。中国文士所记述的海外见闻，往往命意立说出于孔孟圣贤之道，辨析发明出于经史考据之学，吟咏讽议出于诗赋比兴之辞，而有关经世济民的新见解，也多能切近中国实际问题而发。当然，经由“游记”推助所发展出的新学新知，往往受限于旅行作者本人的视野、立场和旅行活动的单一时空而流于浮光掠影；不过今天重读这些文本的目的，并非还要借此了解世界，而在于考察当时人面对初次敞显在面前的外部世界，做出了怎样的反应，由言语、著述而及于触受、情感、心态、思想，从表达方式的取择、文章体例的讲求直到对于出洋同道们道德操守的品藻评议，都可显现出晚清士人间杂于新旧中西之间的种种真实面目。这些旅行写作原初所具有的炫奇趣味、经世功用殆已失去意义之后，旅程中一时一地的舟车行止、阴晴雨雪，连接着旅行作家个人自述的人生痕迹，反而显得更加生动具体。
从大处着眼，晚清这股“游记新学”的著述风气，在一定意义上解除了清代学术与文学被遮蔽了的视野。西学输入中国，当始于利马窦等耶稣会士来华，他们为了打动中土的儒生和皇帝，采取以西学掩饰传教的方式。《明史·外国传》说：“西洋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同之，如徐光启辈是也。”不少晚明学人之所以相信西来传教士所言的世界，并非仅止于拜服其科学成就，他们对其“证道”书里所化用的西方古典文辞、义理也多有欣赏。这实则与当时的学术风气相关：陆王心学强调的是对于学理的认知验证要契合于心，所谓东海西海，若有圣人出，必然是心理皆同的，这种说法特别得到明季学者们的激赏。[4]例如徐世溥列举万历年间海内学人时，利马窦可跻身于徐光启、董其昌、海瑞、汤显祖之间[5]；董其昌从西人华语中能够欣赏其哲理意趣，并以为和佛教思想相通[6]；明遗民李世熊更是以为当时西人的著述为“中国所未有，将来与经典并垂也”[7]；还有黄周星，他相信“西士之学”的“论天地之形与日月食之理”，并且说“西士有遍历大地一周者”，其发现虽“与吾士所见迥异”，但这恰好证明了“宇宙之大”，非“吾人耳目心思”所及。[8]
此上种种态度和热情，至于清代开始消退，乾嘉时期考据学的兴盛，导致中土学人对于西人所言的世界以至全部西学知识开始产生怀疑。用凡事必求证据的严谨学风，来针砭晚明学人的空疏和盲从，世界地理、西方典籍，无从亲见考察，只是闻于西人转述，则难以信服。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西士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舆图说》俱列入史部地理类外纪之属，举东方朔《神异经》、周密《癸辛杂识》参证其说，遂谓“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存广异闻，固亦无不可也”[9]，虽然不全予否定，但将之比附于小说家言，认为其价值不过是补充见闻而已，这已含有轻视之意了。[10]而阮元领幕僚编修《畴人传》，目的在于彰显中国自古以来的科学传统，以反抗主宰钦天监的西方天文学和数学地位，但其书凡例说：“西法实窃取于中国，前人论之已详。地球之说，本乎曾子；九重之论，见于《楚辞》。凡彼所谓至精极妙者，皆如借根方之本为东来法。特翻译算书时不肯质言之耳。”作为乾嘉学术先后两个博淹经史、贯通古今的领袖人物，独于西学认知上显示出蔽陋寡闻，这实在是时代局限所致。清末粤人胡礼垣批评这两位“文达公”，说“向使二公能以谦虚之心，为戒慎之举，知地球之大……、人类之众……，由是访其风土，记其人情，察其舟车，考其武备，使我中国于此数十国有其利而无其害，怀以德而畏以威，则颓败之凶必不至酿成于今日”[11]，这无异乎是在苛求古人了，相对来说梁启超的评议就比较客观，他将乾嘉学人排斥西学的原因归结于当时并不具备平心接受西学的客观条件，即缺乏相关的可靠书籍。[12]所谓书籍的可靠，仅仅如晚明士人那样拿西人之书验证于心性天理，是不够的，还要有中国可信之士的亲历实录。[13]出使俄罗斯的图理琛所著《异域录》一书受到四库馆臣的重视，理由正在于“其地为自古舆记所不载，亦自古使节所未经”，“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纂述成编，以补亘古黄图所未悉”[14]。自嘉、道以后，实地考察开始在史地学术中得到恢复，受到普遍的重视。这先兴起于北方学者中，如山西人祁韵士、直隶人徐松，梁启超称他们二人率先倡导“记载往往得自亲历”之学风[15]，祁韵士写《万里行程记》，追摹的便是图理琛；徐松写《西域水道记》，更是上溯到《水经注》的传统中去。这些学术现象已经得到地理学史研究者的重视[16]；而祁韵士同时又写作《西陲竹枝词》，徐松也有《新疆赋》传世，或采风纪俗，或体国经野，则纯属于文学领域的胜长。
迄于19世纪，西人以蒸汽轮船代替帆橹，以蒸汽机车代替牛马，以电报电话代替邮驿，海外交通开始便捷，传统生活经验中时空的连续性和相对固定性被打破了。道咸以还，与外寇争战，不断丧师割地赔款，刺激中国士人读书的态度与方法发生改变：以前研究边疆史地已经算是经世实学，如今所谓朔漠苗方，无非是自家门阈之事；眼下之急务，是了解万国历史政治、风俗沿革以应对外交。于是朝野上下，纷纷出洋游历考察。晚清的海外旅行写作接续上述亲历考察的风气，也包含了学术与文学的两个维度。总体来说，这些海外记游的诗文，一方面符合当时对于认知世界的需要和学术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则作为一种个人性的文学书写，往往感触于时代的新旧变更，反映出近代中国文人思想者的精神群貌。
二 研究对象的分析：文本与作者
本书在描述研究对象的全体文类（literary genre）时使用“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这一名称，它包含了所有的游记、行记（文中或将此两类统称为“旅行记”），也包括旅行者所写作的诗歌、书信等与旅行经历有直接关系的著述。一般说来，旅行写作的作者即现实生活中的旅行者本人，但不可避免地会掺杂着有意或无意的虚构成分。[17]旅行经历固不仅限于自然及人文地理景观的游览，而还要包括旅行者的思想和情感。对于在异国旅行的人而言，这些思想、情感的因素也就因为个体意识中的疏离感而更为鲜明了。
“旅行写作”并不是一种文体，而是以多种文体记述旅行活动的文本总称。本书在处理晚清中国人的海外旅行写作时，将涉及行记、游记、纪游诗赋等体裁，因而有必要在此先对各种文体的渊源一一稍加考辨。
“行记”一体当源于西汉张骞。[18]行记之题名，似始见于5—6世纪时。《梁书》卷四十“许懋传”，谓“撰述《行记》四卷”，《隋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有《江表行记》；及至《通志·艺文略》，其史部地理类“朝聘”、“行役”、“蛮夷”之属中，以“行记”命名其书的，有13种之多。虽然多已散佚，然而可据题目及作者事迹大略知道其所记多为长途之跋涉、异域之见闻，有导人游于陌生境地的功能，或有史料见证价值。以此标准审视他书，虽不题“行记”之名，然而实具备行记之性质和体式的，有智猛《游行外国传》（已亡佚）、法显《佛国记》（《法显传》）、玄奘《大唐西域记》、杜环《经行记》等。历代重要公私书志著录归类虽略有不同，但大致上把行记列入史部地理类。但也有少数作品分于他类。[19]造成部分作品分类含混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旅行者身份多为僧徒[20]、使臣，著作受其身份的影响，目录学家理解角度会有区别。至于清代，章学诚撰《史籍考总目》，从书籍的史学功用方面强调部次类例，在地理部下设立“外裔”，很多异域行记被归在此类。《四库总目提要》也在历代目录学基础上将历代种种行记大致俱列入史部地理类中，并设立三级目录，将异域行记与国内诸省旅行著作分别开来，前者大体归于“外纪”之属，后者则据内容分别列入“山水”、“古迹”及“杂记”之属，以示内外远近详略之别。个别如《北狩见闻录》者，因其史事见证重于地理考据，另归于杂史类中。被列入“外纪”（含存目）的51部著作中，真正属于旅行写作而不是编辑二手资料的著述，只有《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西洋番国志》、《瀛涯胜览》、《安南纪游》这数种而已。对于晚清众多驻外使臣而言，多少还受到传统奉使日记的影响，比如唐人韦弘机《西征记》、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前者相当于公使，后者类似游历使，故而后来张荫桓取法前者，傅云龙追武后者。
“游记”则不同于行记体例[21]，主要是用来描摹山水、抒写情志，且篇幅较短，更多属于集部。然而这种篇幅区别未必常为著作者所自觉、所自限，因此也会有如黄庭坚短篇小品式的《游泸州合江县安乐山行记》、《游中岩行记》；而四库总目在地理类下复立“游记”之属，首举《徐霞客游记》，“累牍连篇都为一集”，可谓是巨制大观了。宋代以后一直有日记体的旅行写作，因不同于《法显传》、《宋云行记》、《大唐西域记》等以道里行程为线索，旅行家将旅行见闻排日记述，或有文采斐然者，可作为短篇结集的游记文章来看待，这以范成大《吴船录》、陆游《入蜀记》等为最早。
晚清的目录著作中对于海外旅行写作不用行记一名，倒是屡屡用“游记”作为总称，比如前节提及的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就是这样[22]；1902年出版的《增版东西学书录》中有“游记”一类，包括了欧洲、日本、中国人的各种异域旅行写作[23]；以上两种新学书目都不再把游记当作历史地理学的附庸，反映此时的“游记”书籍内容丰富、数量众多，成为国内读者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至清末民初成书的《涵芬楼新书分类总目》里，“游记类”（又分本国游记、外国游记）重新被放在历史地理部的下一级目录，但也是与东、西洋历史、地理分目并列的。
旅行写作中也包括诗歌，其中大概可以分作纪游诗、竹枝词这两类。纪游诗源于古典文学中的山水诗、宴游诗、游观怀古诗等，凡抒发旅行者见闻感触者，都可以算在此类别中。至于抒写长途跋涉经历的诗篇，或也使用“纪行诗”一名，比如王勃《入蜀纪行诗》、范成大《使金纪行诗》等。而晚清以前，涉及异域旅行体验而制作的纪游、纪行诗歌极为罕见，比如慧超在鹿野苑见四大灵骨塔作五言律诗述怀，见于《往五天竺国传》中；此后还有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收录的邱处机沿途题诵之作，以及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中咏西域山川风土的诗作。晚清人给海外旅行者的著作写序，特别喜欢引述以上这几个例子，不过晚清旅人所面临的异域，比前人经历的要广阔许多，不仅有大海冰山的自然壮景，也有从未听闻的异域古迹，更多则是光怪陆离的近代欧美都市社会景象。对于前两者而言，使用传统士大夫的诗歌体裁尚可应付得来。而对于如何表现西人都市生活百态，在纪游诗范围里似乎就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了，在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之前，要么像林鍼《西海纪游诗》以陈词旧典写得不伦不类，要么像斌椿《海国胜游草》干脆如同打油诗，都可见证当时中国士大夫的雅言文学面对近代生活捉襟见肘的窘迫感。这时，以模仿民歌而采风问俗的竹枝词、杂事诗就成为描摹旅人欧美见闻最为合适的方式，不仅因为此类诗体对诗人“言志”方面不作要求，而且也允许更自由地引入新造语词，这都有助于融入异域环境，展现给读者较为生动真实的西方形象。
以上大体可描述出本书所涉及的各类旅行写作的文体渊源，以文章而言，极罕见用骈体记录海外旅行经历的，而早期福建文人林鍼的《西海纪游自序》属于特例；以诗歌而言，也很少有以词来咏诵旅人海外生活的，连文廷式、桂念祖这样的词学名家都不曾以此体记其东瀛之旅，而广东名士潘飞声的《海山词》属于特例。[24]
需要强调的是，历代行记、游记被划分为学术文章与文学创作（而韵体写成的旅行写作文本则一律被归入后者）两类，各归属于史部和集部之中，这显示出公开的非个人形式与主观的私人话语的分别。不过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是全然不可跨越的鸿沟。大体而言，中国人的旅行写作往往兼具历史传记和审美抒情双重性质的，旅行文人也通常是同时怀有史家和诗人的两种身份。[25]
晚清旅人在海外涉历千古未见之境域与事物，写作其经历时不免动用大批新造词语。其中包括音译词、意译词、音意合璧词（冯天瑜《新语探源》对“借词”[loanword]即广义外来语词汇的外延界定）。参考中外交通史，可知汉语传统中已多包含来自胡语、梵语、回语、波斯语的词汇，并对中国文化发生重要影响；此时发生新一轮新语输入的潮流，可谓至今未曾歇止。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曾分别在文学与学术层面强调引入新语的意义。就此来说，晚清旅行写作可作为汉语言文学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使得旅行者个人性的主体经验，被潜移默化地纳入中国文化中去，成为策动新文化、新文学、新知识的语言资源。
对于不同履历、背景的旅行作者，会有诸多因素影响其写作的文学面貌和语言风格，其中包括学术传承、出国身份、外语能力、知识基础等等。在此可大略由以下几个方面先作一番简单的描述：
其一，洋务运动前的海外旅行者，多为出海谋生的海客以及奉外来宗教的信徒。早期的外出谋生者主要出自粤、闽、浙三省，浙江往日本的中国商船只限于长崎一带活动，而缔造远航拓殖南洋之伟业的“海客”仍是福建广东人士居多。而出国朝圣的宗教徒则并不局限在滨海地区，穆斯林的“哈只”之旅，历来就有西域和南海两路；而晚清时期的天主教徒出国的主要目的类似于留学，以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中华学院来说，他们所招收的中国学生内地各省都有。这些人中有著作传世的极为少见。后来海路交通繁盛，随西人船只至欧美的，不仅有充役苦力的华工，也有像潘飞声这样在德国大学执教汉文的例子。[26]
其二，鸦片战争后，上海逐渐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中心。聚集在上海的江南文士，前后亦多有出国游历考察的机会，比如应雨耕、王韬、袁祖志等人。他们属于生活在清末上海中西文明夹缝间的第一批“双视野人”，也成为最早前往泰西游历的文墨之士。
其三，1866年，总理衙门上奏折，议派员游历之事，“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1878年，又规定“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自斌椿《乘槎笔记》、郭嵩焘《使西纪程》之后，各种外交使臣都极其重视纪行著述。晚清的旅外官员从性质上可细分为：（1）专使、特使，如斌椿、志刚、崇厚、那桐、载沣等，旗人占据绝大多数；（2）驻外使臣或公使[27]，1900年前以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为绝大多数，1900年则起用留学生和同文馆毕业生；（3）前两种使臣之下，有时又设副使，常备人员则还包括参赞、翻译和随使人员等，参赞、翻译及随员的性质基本等同于幕僚，强调其专业能力（包括外语、著述、科技等），翻译以同文馆毕业生最多，随使人员以江南文人学者最多；（4）此外还有并无外交使命的海外游历使和地方派遣的出国考察官员，人才择选多以精通夷务、勤于著述为第一标准，像1887年的12位海外游历使，就有一半以上出自江浙两省，1900年以后，各地均派遣官员出国考察，新学地域差异开始有所和缓。
其四，岭南士人处于近世触发外患的最前沿地带，于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感知最强烈，其乡有出国留学子弟也最早，因而晚清派驻美洲、南洋各国的公使、领事也多为粤籍人士，如张荫桓、郑藻如、黄遵宪等。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维新党人多有流亡海外的经历，这与他们此后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或变化都有很大关系。
由上可见，晚清海外旅行有官方和民间两种类型，民间出洋多数属于商贸、宗教性质，纯粹以增广见闻为目的的个人行旅活动并不多见，因此基本可视作社会群体性的活动，各以其独特的文化语境、学术品格，使得晚清海外旅行写作的风格体裁、旅行者的知识视野表现出不同的面貌。
三 结构和思路
本书的各章内容框架大体如下所述：
第一章主要讨论洋务运动兴起前，到达欧美之人的诗文写作。这些文本来自中国的不同区域，其当地所受外来文化影响以及表现出的反应有很大差别。未成风气之前，鲜有以文字记载其行程见闻进而加以发表者，而岭南与上海地区随后兴起的近代报刊出版行业对此有所推动。
第二章处理的旅外作家群体是晚清上海的自由职业文人，主要讨论这些居住或时常出入租界的“海上狂生”诗文作品里的文人气和市井气，他们所发表的作品基本都直接发表在当时由中国文士主笔的报刊上，有意去迎合当时市民阶层的阅读口味和求知需要，对海外世界和西洋文明的描述掺杂了较多的浮想与虚构内容。
第三章专门探讨晚清江南学者（大多数为外交团队中的随使参赞人员）在海外旅行期间的学术著述，包括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考察，对西方汉学的了解，还涉及对日本流传汉籍的搜寻，并且有人开始留意于西方的人文艺术传统，并且致力于中外文学的交流和传播。这些努力有建立“范式”的意义，成为“游记新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第四章专门论述晚清外交官员的海外旅行写作。这部分内容代表了由传统士大夫观察或谓“想象”西方世界的方式，在驻外使臣正式职业化之前，可能比以引介西学为主的其他海外旅行写作文本影响更大。湖湘士人的强健人格和曾门弟子的经世文风，最可代表中兴一代士大夫阶层面对内忧外患时的作为；浮沉在近代外交历史中的满清旗人，其出洋言论与心态，虽然不太高明，但也能反映出晚清北京政局风云变化。
第五章以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的文化主张为核心内容，联系其人在学术、文学、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变革方针，来分析他们对中外各国文化差异的比较，以展示近代思想启蒙者改造传统时的种种动机和心态。
由此，晚清“游记新学”的产生缘起与发展脉络，得以通过以上五章论述呈现出来。就这股写作风气而言，从最初对西洋妇人、外国饮食的品评，到对格致制器、学校军队的考察，再到对异域政治宗教、思想文化的理解，从如坠五里云雾之中的海客谈瀛，到图文详尽的万国通考，再到感通今古的优游吟咏，确然遵循着发展的时序与交流的规律。
另外，论者从章节划分到论文的具体展开中，一直注意到晚清士人“新学”的旨趣和取向有明显的分别，这自然与其人各自的身份经历有关，但同类取向的背后也有相对稳固的共同特征，即所谓地域文化背景因素。在研究近代中国与西学东渐潮流的学术史进程中，曾有两个“误区”，一个是认为中国完全被动地接受西方文明的挑战，一个是仅将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单一整体来对待。现在，对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研究，逐渐发掘出传统中国图强求变的文化自觉；而对近代历史的地域特征和中下阶层社会因素的考察，则构建出了丰富多元的政治及思想文化空间。这些研究揭示了宏大无当的历史叙述所遮蔽的一部分真相，对于深入理解历史对象来说意义重大。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曾认为西方冲击造成中国“沿海”（littoral）和“腹地”（hinterland）的悬殊反差，沿海日益成为内地变革的促进因素，不断冲击内地的传统，而内地知识群体通过将外来思想文化加以中国化来使得这些冲击变得合法。[28]这种分析太过僵化，相比之下，杨念群对近代儒学的地域分析较为深入和微观，他择取了近代的岭南、湖南、江南三个知识群体作为考察对象，认为儒学的地域化使处于不同文化群体中的知识分子思维范式相对凝固化，在近代则直接从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上诱发了面对新学时务时的不同选择机制。[29]大体来说，杨念群认为，岭南出政治理想、湖南出务实人格、江南出科学精神；其间存在互动关系：江南之新学新知多自岭南传来，而岭南的理想设计动摇了湖南学术的伦理根基，湖南复援借江南之科学精神反对岭南设想的空疏之处。虽然剖析极为明晰，但也因此而伤及论证细节上的缜密和完备，甚而由理论预设偏差导致对历史有意无意的“误读”。[30]
以上研究不乏创发之见，对于本文有启发意义（主要指对区域影响的取择和对不同区域之间互动关系的强调），但在落实到具体论题上时，仍需要补充说明几点。首先，对“地域”因素的理解，未可固执于乡土籍贯。所谓地域文化传统，更多情形下是指人们主观意识上的地域归属，借由地域界限来表达的“自己”与“他者”之分别。[31]本来就不必拘泥于方志、舆图，更何况考虑到近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包括调职、游幕、从商、求学、避乱等因素，从社会群体性活动的角度出发，晚清国人海外旅行写作的地域文化背景才可以得到更为恰当的理解。其次，虽说滨海、内陆地域在近代社会中的文化风气与社会生活之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真正形成近代城市特征的地区不过广州、上海等几个通商口岸城市，浙、闽、粤三省基本上属于缓冲地带，往往兼具不同取向的区域认同。而内陆地区长期以来就有南北之分别，西学东渐虽则是由南而北进入中国，但北京作为满清帝国的政治中心，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做出种种反应。最后，以行政区域作为地域文化分别的标准，“理论上本极不适当”。[32]地域问题既然涉及社会文化的综合特征并且具有可比性，自然不能单纯以某时期的行政区划割裂原有的发展与流动所形成的某些联系，也不能由此而忽视其区域内部所存在的明显分别。[33]
王国维曾言清代学术凡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34]，晚清学术的趋新与时代背景下的世界视野和文明危机感的关系密不可分。然而细看“游记新学”中新知、新语的创生发明，实际上也包含了主体文化传统中的旧学问、旧文体，新、旧因素之间不断有相互影响作用的过程。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设“大滴定”（Grand Titration）[35]一喻，以化学试验中的名词，来形容异质文化因素的渗入与交融，以揭示从点滴积累到骤然发生历史面貌、社会形态的翻覆变化。或如陈寅恪说，“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36]。倘若真能见微知著、建立同情理解，就是本书结构谋划的用心所在了。
[1] 论者在研究中屡屡感到，中国文学传统与作为审美活动（游观、游赏等）或是社会活动（播迁、征伐、游宦、游幕等）的“旅行”具有密切的关系。类似的相关重要研究有：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回溯中国文学传统中“游”的旅行精神与美学蕴涵，从庄、屈的“逍遥”“远游”一直论述到当代社会，并将之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从各民族文化通约性主题上切入思考，阐发旅行所建立的文化交流理论；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谈的是唐代中国水陆交通与文人生活、文人心态及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关系；巫仁恕《晚明的旅游风气与士大夫心态——以江南为讨论中心》（熊月之、熊秉真主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以及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的第三章“游走与播迁”，对晚明旅行风气与文人生活进行研究，巫文关注常态的旅游（类如卜正民《纵乐的困惑》一书所涉及的范围），而赵文着眼在“易代之际”的特殊语境和士风、学风等话题。这些讨论对于本书的选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
[2] “游记新学”这一名称可对应于西方汉学史的“游记汉学”阶段。参看张西平为《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所作的编者序言，第4—5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3]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5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4] 陆九渊：《象山集》，卷二十二《杂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明万历年间人邹元标认为泰西天学（天主教义）“与吾国圣人语不异”，“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同耳”（见《愿学集》卷三，“答西国利马窦”），即属此类；而对于西人之学持有疑问态度的，也多如虞淳熙所言：“群生蠕蠕果核之内，不知有肤，安知有壳，况复肤壳外事。存而不论，是为一道”（“答利西泰”，见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二四六），这与清代朴学家们彻底否定的态度也不相同。
[5] 徐世溥：《与友人》，见周在浚辑《尺牍新钞》，卷二，禁毁四库丛书，集部第36册。
[6]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四，“禅说”部，记利马窦言年岁曰已无五十余年一条。
[7] 李世熊：“与雷扶九”，见《寒支二集》，卷四，禁毁四库丛书，集部第89册。按，徐世溥、李世熊这两条资料，初见于《钱锺书手稿集》，第3册，第749条补，钱有批注：“明季人于西教尚识其真远，远胜清季人之妄诞。”
[8] 黄周星：《天地与日月食论》，见《九烟先生遗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99册。
[9]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外纪之属，南怀仁《坤舆图说》条。
[10] 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卷下批评纪昀将《职方外纪》、《坤舆图说》不入地理反入小说类，作为“卑视西学之证”，他本意可能是想说西书实际被等同于稗官小说家言，而非文献分目的具体问题，但没有说明清楚，后来遭到余嘉锡“如盲人之道墨白”的讥嘲（《四库提要辨证》，第4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1] 胡礼垣：“康说书后”，《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四编，第205—25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 梁启超说：“昔纪文达之撰《提要》，谓《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书，为依仿中国邹衍之说，夸饰变幻，不可究诘；阮文达之作《畴人传》，谓第谷天学，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今夫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知之，若两公固近今之通人也，而其智反出西人学童之下，何也？则书之备与不备也。”（《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2页）
[13] 至晚清时，传统旧学学者对于徐继畲《瀛环志略》的批评依然在于其“轻信夷书”，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4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版。
[14]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外纪之属，图理琛《异域录》（“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条）。
[1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9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提到山西学术在清代一直不盛，祁韵士为西北地理专门之学的创始者，后继有张穆《蒙古游牧记》、《北魏地形志》，从此“晋士始为天下重”。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第57页。
[16] 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第95—9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7] “旅行写作”宜与“旅行小说”（travel fiction）区分开来，后者并不涉及真实的旅行经验，原则上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围。晚清时期的长篇海外旅行小说，以虚构的程度不同而可分成三类：如《五使瀛环略》、《捉拿康梁逆贼演义》、《宦海潮》等，直接引真实历史人物入小说；如《菲猎宾外史》、《文明小史》等，以虚构人物到外国去旅行；至《英雄国》、《狮子血》、《月球殖民地小说》等则甚至出现了虚构的海外地理世界。后文所考辨和分析的《三洲游记》，是本书的一个特例，它大致保存了原来旅行者（英人Stanley）的真实经历，但更换了陈述者的身份（变为虚构的番禺文人丁廉），点缀一些应景的诗文。
[18] 《隋书·经籍志》、《通志·艺文略》皆著录《张骞出关志》一卷，今惟存晋崔豹《中华古今注》“酒杯藤”一条。
[19] 《隋书·经籍志》中，《法显传》在史部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中，《大唐西域记》在子部释氏类；《崇文总目》中，《西域记》转入地理类，亦将《法显传》列入释书类；《郡斋读书志》里，将《西域传》（即《大唐西域记》）、《云南行纪》、《乘轺录》列于“伪史类”；《直斋书录解题》则把《大唐西域记》列入地理类，《乘轺录》、《奉使别录》、《刘氏西行录》列于史部传记类，而《靖康奉使录》等置于杂史类。《宋史·艺文志》以后大体维持此一分布格局。
[20] 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有《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一文，罗列了六朝僧侣行记类著作近10种。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谓此类著作之所以名某某“传”、“行传”者，正因为是私人旅行活动的撰述，以别于正史地理志与外国传。朱东润遗作《八代传叙文学论述》（第12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认为，法显的《行传》不同于《大唐西域记》，前者可见法显的为人，一切叙述充满主观见地，后者不见人事，只有地志，亦可备为一说。
[21] 参看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第9章第5节《论行记与游记的区别》，第435—44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 康有为在目录学上似乎倾向于使用“行记”一词（虽然他自己的作品都是以某国“游记”为题），《日本书目志》（1897年成书）卷四，“图史类”下，列“记行”子目，附叙说：“记行之书盛于宋世，近者吾土游泰西之记载益夥矣，日人所记，亦有足助吾闻见者，记印度天竺事尤详也”，见《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73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3] 民国时期顾燮光又撰《译书经眼录》，也是专门开列“游记”一类。
[24] 这或许可以从一定意义上理解文学革命中这两种文体的缺席，见张宏生：《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2期。
[25]Richard E. Strassberg（宣立敦），Inscribed Landscapes: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Berkeley，1994，“Introduction”，pp.3-5.
[26] 晚清时期在欧美国家传播汉语文学的还有几位比较著名的人物，如戈鲲化、丁敦龄以及陈季同等，但没有找到他们以中文所作的自述性文献，因此未入本文论列。
[27] 当时一般国际惯例把使臣分为四等：第一等是大使，代表国家元首交涉政务，可以出入宫廷，直接觐见君主；第二、三等是公使（派于君主）和驻使，都只代表国家交涉政务，通常只与外交部门接洽，无请求觐见之权；第三等是代办，仅代表本国外交部门派驻另一国而已。晚清朝廷起初一律将其所派遣的各类使臣主任者称作“钦差大臣”，并且解释说即等同于西方的“全权大臣”，实际真正奉有全权者只有光绪四年（1878）使俄的崇厚一人，其他使臣基本都属于公使（又往往有一人兼使数国的情形，则兼使的部分实际属于代办，徒有“公使”名义而已）。参看陈体强：《中国外交行政》，第154—15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
[28]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第217—218页，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此后柯文自己也感到沿海、腹地的二分法还是过于粗疏，遂借用施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系统理论，把19世纪的中国分作9个区域：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第1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9]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第11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30] 程美宝：《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刊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沈登苗：《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兼论世纪之交的学风问题》，刊于《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1期。
[31]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第315—31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32]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第48页。
[33] 同一区域内部往往也会千差万别，如闽南闽北、岭南岭东、皖南皖北、浙东浙西、苏南苏北，都不可一概而论，本书会酌情加以辨析。
[34]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别集”，《王国维遗书》，第4册，第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晚清士风与学风的整体特点在此文中被表述为“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
[35]Joseph Needham，The Grand Titration：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London：Allen & Unwin，1969，p.12.
[36]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第16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