窘境三：科技和经济越来越发达，财富、教育却越来越两极分化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震惊了全球。书中提到，在过去300年间，欧美各国的投资回报率维持在每年4%～5%，而GDP 平均每年增长1%～2%。因此，100多年来，有资本的人的财富增长了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增长了8倍。当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各种形式的资本收入将高于“朝九晚五”挣来的工资收入，而工资收入正是绝大多数人的经济来源。因此，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皮凯蒂将这个理论称为“资本向心论”。

无独有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著作《不平等的代价》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 1/3。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的财富，比世界上最贫穷的35亿人的财富还要多。这表明如今的社会发展似乎更趋向残酷的“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给予富有者更多，夺走贫困者已有的。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指标叫“基尼系数”，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最大为“1”，表示财富分配绝对不平均；最小为“0”，表示财富分配绝对平均。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如果在0.2以下，说明是高度平均的状态，北欧五国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左右。如果基尼系数分别为0.4～0.5，则说明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2018年，世界上几个大国的税后基尼系数为：德国0.299，英国0.343，美国0.395，中国0.469。

当财富分配越来越两极分化时，教育、创新能力也会如此吗？

我们看一看目前的现象：在优秀的中小学附近，房租越来越贵，补习班越来越密集，人们为了一纸文凭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我家位于中关村腹地，周围有中关村一小、二小、四小、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优质中小学校，家长们犹如“拼命三郎”一般，不仅自己当着严格的“陪读郎”“督学”，还大把大把地花“银子”，把孩子塞进各种补习班、“占坑”班中。

虽然有人嘲笑中国的父母太焦虑、太操心，但是我们一次次看到，学习型父母抓住了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让自己的下一代拥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在北大国际MBA 校友群里，时不时热烈地庆祝这家儿子同时被两所美国常春藤名校录取，那家闺女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家长们纷纷求经验分享、建留学群——孩子的教育总是最受关注的话题。

每天晚上八九点走在深圳的深南大道、北京的中关村，看到许多写字楼中仍然灯火辉煌，各种咖啡馆、创业孵化器中人头攒动，在这里，每个角落都散发着“智慧与资本的味道”。

未来，聪明人、创新者将越来越汇聚于大城市，深圳、北京、上海、洛杉矶、伦敦等“智慧城市”将形成更强大的“集群效应”和“虹吸效应”。创新不仅需要一个聪慧的头脑，还需要彼此激荡的创新浓度，以及在资本持续催化下的创新烈度。

眼见着财富、教育、创新都在越来越两极分化，难怪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引发了众多人的共鸣和深思：在上层、中产和底层三个割裂的世界里，我居于何处？个人的努力对于突破阶层有多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