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国际背景与主要模式

（一）职业教育发展的国际背景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经济结构性变革和经济方式的转变。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发达国家改变发展策略，重新确立了实体经济的地位，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国际产业发展出现再工业化的新趋势。随着制造业地位的不断上升，对人才特别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世界各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纷纷出台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并将人才特别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组织也纷纷出台政策促进各国人力资源开发和技能人才培养。

1.国际产业和生产要素转移的新趋势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历了数十年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开始推进再工业化，寻求实体经济的回归。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普遍陷入失业率上升、信贷增长乏力和财政状况恶化的困境。为尽快走出阴影，恢复国内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美国等发达国家先后出台“再工业化”的政策，发出回归实体经济的强烈信号。在“再工业化”浪潮中，发达国家促进工业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实体经济比例，鼓励制造企业“回归”国内，并进一步加强技术、品牌、专利、标准等无形资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发展高附加值新兴产业，淘汰低技术含量、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传统产业，通过信息化推动工业化向高端制造、先进制造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夯实国民经济的基础，重塑国家的竞争优势。

（1）发达国家重振实体经济。为了重振本国经济，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实体经济发展规划，在财政刺激方案中纷纷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援助力度，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如美国在《国家出口计划》中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积极开展对外出口。英国政府改变了“重金融、轻制造”的观念，制定新的战略目标以提振制造业，提出制造业的五大竞争策略。日本制订了《制造基础白皮书》，加强信息家电、环境与能源等制造业领域的技术研究开发。[1]除了扶持制造业的发展以外，发达国家还不断扶持战略新兴产业，将绿色能源、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新兴产业作为再工业化的重中之重，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促进其发展。

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对制造业价值的重新认识表明，制造业是一国综合竞争力的来源和基础，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全球化时代，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可以为国家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其次，技术创新是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钻石”理论认为创造能力是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将高端的、具有技术优势的产业进行全球布局，垄断了世界上70%的技术转让以及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2]。我国要想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必须依靠技术创新，走新型产业发展之路。

（2）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重视高素质人才和产业工人的培养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源泉，发达国家在“再工业化”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不断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如美国投入大量资金作为教育科研投入，重振了美国的科研实力并使劳动生产率增速。英国通过减税政策推动研发和教育事业，提出72项建议，进一步推进技术人员培养、给予制造业教育培训以及研发支持，帮助企业培训员工，提高劳工技能。日本提出了“技术革新战略路线图”，强化推进研发体制创新，同时提出“产业集群计划”，促进“产官学”人力资本网络的形成。[3]为了确保提供充足的受过科学及工程训练的工人，欧盟鼓励学生进入科学和工程领域学习，通过无息贷款等来促使国内学生接受科技教育和培训。政府与企业密切配合，确认新出现的职业技能并有针对性地提供财政激励，鼓励企业为科学技术领域的毕业生提供实习机会。

（3）我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已初见成效，发达国家重新确立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地位，投资不断向新型产业倾斜，教育等问题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发达国家发展方式转变及其带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制造业回流，部分中高端制造业迁回发达国家，我国承接中高端制造业不断放缓，对我国制造业升级造成较大的冲击。2008年我国实际利用对外直接投资（FDI）增长率开始出现下降，2010年我国吸收FDI为1057亿美元，同比增长6.3%；而同年美国增长43.3%。2011年，在我国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高技术行业中，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数出现了负增长。这预示国际制造业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开始下滑，这将延缓我国制造业升级的进程，阻碍我国制造业吸收国外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技术。[4]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制造业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功，也正仿效中国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诸如“老挝制造”、“越南制造”、“印度制造”等正在大规模抢占原“中国制造”的市场。2012年亚洲博鳌论坛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方面，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达2500～3000元。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已经有一大批跨国企业因为劳动力成本向东南亚转移。

在全球制造业角逐的过程中，技能型人才将成为影响各国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现代制造业、技能型人才和职业教育在产业经济日益知识化的过程中成了高度共同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一个国家获取和运用技术及知识的能力，竞争的优势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技术的创新和对知识的充分运用。在这种前提下，制造业劳动力大军在严格训练下的创造力和技能水平决定了各国制造业创新的力度、企业的竞争力和产品的质量。职业教育作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主体将成为带动国家制造业发展的中心力量。可以说，全球产业竞争的实质就是各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一轮角逐。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需要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重视高素质劳动力的培养，加强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尽快将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使我国在世界竞争格局中保持持久、稳定发展。

2.全球人才需求的新变化

（1）全球技能人才出现结构性短缺。技术与全球化重塑了全球各国的经济，各国市场和行业出现了势不可当的变革，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日趋凸显，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失业率居高不下，而雇主却面临着高素质劳动力日益短缺的难题。这种劳动力供应与雇主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才的结构性短缺，特别是技能人才的严重短缺。

根据麦肯锡预测，到2020年全球高端劳动力的潜在缺口为3800万～4000万人，其中发达国家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缺口在1000万～1800万人，中国的缺口在2300万人左右。同时，在发展中国家，中端技能的劳动力也存在大约4500万人的潜在缺口。而另一方面，全球将出现9000万～9500万人的潜在低端劳动力，在发达国家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将超出需求量3200万～3500万人，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过剩的低端劳动力可能增至5800万人。[5]

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短缺，将使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承受劳动力失衡的潜在影响。高素质劳动力的供应不足将延缓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步伐，并制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正日益凸显。

（2）科技创新和产品创新对技能人才素质提出了新要求。21世纪，大量科技创新和产品创新正在涌现，社会变革速度进一步加快，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将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社会发展和生产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少职业岗位技能的内涵和外延处于不断分化与复合、提升与发展的变化之中。新的科技方式的涌现，推动世界技术技能普遍发展，所有的工作都可能数字化、自动化和进行外包，这些变化直接反映了市场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

近年来，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涌现，新材料、数字和纳米制造、先进机器人、3D印刷等革命性技术不断涌现，这一切将加速各种硬技能的发展和变化。产品和科技的日新月异，企业的一切将通过智能软件运行，企业生产对普通一线操作工人的需求减少，而需要具备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人才。

除了上述硬技能加速发展和不断变化外，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软技能越来越成为人的发展的重要技能。为了适应不断变更的职业岗位需求，学会学习的方法，具备自我更新知识结构、补充学科养料和拓展知识视野的强大能力至关重要。随着工作岗位的技术更新，技术复杂性加强，智能化程度提高，大批新职业迅速出现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在知识爆炸和信息迅猛发展的当今，企业越来越青睐能有效整合信息、能准确和创造性地使用信息，并能不断寻找更好的方式方法、不断创新的人才。[6]

专栏1.1

美国“21世纪技能”教育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和国际教育组织开始讨论21世纪所必需的技能。进入21世纪，这些技能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作为教育强国的美国，2002年在联邦教育部的主持下成立了“21世纪技能合作组织”（以下简称P21），该组织将21世纪应具备的基本技能进行整合，制订了《21世纪技能框架》　（以下简称《框架》），并以合作伙伴的形式将教育界、商业界、社区以及政府领导联合起来，帮助21世纪技能的培养融入中小学教育当中。P21的成立标志着国家提高了对培养21世纪人才的重视。

2007年3月，P21发布了《框架》的更新版本，全面、清晰地将各种技能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出来，并设计了系统的方案来保障计划的实施。

“21世纪技能”的基本内容

21世纪最急需的技能是学习与创新技能，信息、媒介和技术技能，生活与职业技能。围绕这3套技能，将核心学科学习和跨学科的21世纪主题技能学习有机结合起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312/18/1658863_360036773.shtml。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人力资源能力建设要求不断提高，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用人单位已经把软技能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因此，学校在人才培养上，要做到软技能不软、硬技能过硬，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熟练的专业技能、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才能使培养的人才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

3.面对新变化，世界各国人才开发战略

在当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国家间的竞争与财富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产品创新、生产过程创新以及高水平人力资本生产和分配组织的创新，知识和技能的需求愈发重要。发达国家从全球经济科技竞争中发现，要保持经济上的长期竞争优势必须继续投资于教育、研发和创新。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都相继完善和制定新的人才开发战略。

（1）美国的人才开发战略。“美国的竞争优势在课堂”，这是美国对教育在国家竞争力中重要意义的认识，2005年提出的美国《国家创新法》议案，将教育创新作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增加对教育和研究的投入来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法案》授权国防部设立一项竞争性培训补贴计划，为国防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资助，5年内每年投入1110万美元。2009年奥巴马在全美拉裔商会上提出“在全球化经济中，一个人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的知识，教育已经不仅是通往机会和成功的途径，而且也是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今天，那些在教育领域强于我们的国家，明天也必将会在全球竞争中超越我们，……我们应当为所有美国人提供一个完整的、有竞争力的、从摇篮到职业的教育……我们要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7]因此，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也先后出台了有关教育的《复苏计划》和《改革蓝图》，旨在通过加大教育投入，进行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培养创新型人才，以保持美国在世界的竞争优势。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该项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将在教育领域增加1倍投入，总数超过1000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投入总额的12.7%），用于2009～2010学年“紧急资助公立学校和高等院校”，投资项目涵盖了教育领域中的所有方面。提高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在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这项史无前例的联邦政府用于教育投资的计划对于促进美国经济的复苏、推动美国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8]

2011年奥巴马政府公布了《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经济增长与繁荣》，强调创新战略是美国“赢得未来”的关键，是美国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基础，要培养具有21世纪知识和技能的美国人，打造世界一流的劳动力。

美国政府认识到，在知识经济时代，只有解决教育问题、促进教育发展才能继续引领全球。在2010年，美国联邦教育部通过了《改革蓝图》，其目标旨在面向现代化，为全体国民建立完整和具有竞争力的终身教育体系；面向世界，建立世界级水平的课程和学业评估标准；面向未来，在2020年前使美国高等教育培养出世界上最多的毕业生。

（2）英国的人才开发战略。英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改革发展，把发展教育作为提升英国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认为，“今天，我国生活的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与挑战，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空前的诉求”。2008年，英国出台《创新国家》白皮书，指出：“创新对英国未来的经济繁荣和生活质量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提高生产力，培养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以及在有限的环境和地理范围内安居乐业，英国必须在各种创新中技高一筹。”[9]并由创新、大学与技能部门（DIUS）与政府内外的合作伙伴为创新提供全面支持。

为实现提出的“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管理创新企业或公共服务最优秀的国家”的目标，《白皮书》提出了通过投资人力资源和知识、发掘各个层次的人才以及投资研究和知识开发等措施。为推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建设创新型国家，无论在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英国连续出台发展战略报告和改革文件。2010年10月到2011年6月，英国先后公布了基础教育白皮书《教学的重要性》、职业教育战略文件《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技能》和高等教育白皮书《将学生置于系统中心位置》，旨在通过一系列改革，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加强创新人才培养。

金融危机使英国经济遭受重创，也使英国政府更加认识到了技能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2009年颁布的国家技能战略的基础上，2010年11月，英国商务、革新与技能部又发布了“为可持续发展而提高技能”和“为可持续发展而对技能投入”两个技能开发的国家战略性文件。其用意在于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支撑实体经济和现代产业的发展。

（3）日本的创新立国战略。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在继续实施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的基础上，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立国战略，各立国战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都高度重视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特别强调推动科技发展的人才培养和制度改革。特别是2007年6月日本内阁通过的《创新25战略》认为：“在全球大竞争时代不可或缺的是，通过科技和服务创造新价值，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日本现在需要进行创新。”《创新25战略》为日本创新立国制定了具体的政策路线图，主要包括“社会体制改革战略”和“技术革新战略路线图”两部分，主要内容为增加对下一代的投资，培养领军型和多样化人才；进行大学改革，增强大学的研究和教育能力，提升日本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强化进行创新的研发体制；等等。

此后，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其年度的预算案中提出一系列新计划，希望通过增加年轻科学家的资助经费、国际合作经费和教育经费等，全面实施政府的《创新25战略》。以推动科技革命、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为根本宗旨和主要目标的创新立国战略，成为日本新世纪初立国战略体系的核心，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立国战略，也是其他立国战略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在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科技竞争已经成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和焦点。许多国家已经把推进科技创新和发展教育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主要战略，期望通过科技创新和教育革新等引领经济发展。中国要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需要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重视和依靠科技创新，推进教育改革，培养高素质人才。

4.各国将职业教育纳入国家战略

各国在制定人才开发战略的同时，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纷纷出台政策，调整发展战略，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改革与发展作为本国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之成为应对社会经济、人口、环境挑战以及实现高水平、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就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战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积极倡导，职业教育是实施有效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职业教育与培训就是减轻贫困、促进和平、保护环境、提高所有人生活质量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万能钥匙。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战略》提出，每个国家都应制定一个全面的职业教育政策，与国家教育系统中的其他部分紧密衔接。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规划研究所发布《技术和职业技能发展规划》指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已经成为社会应对挑战的重要工具，包括增强经济和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公民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以及减轻社会贫困问题等。[10]

欧盟2011年3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主题为“未来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走向”的国际会议，指出“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欧盟2020目标’都能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得到实现，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目标在没有职业与培训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可持续地实现”。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的研究报告《实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现代化》指出，职业教育与培训在支持经济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证充足的技能供给、保持企业创新能力和生产力发展、消除社会排斥以及增加社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1]因此，要促进欧盟各国制定相关的技能战略，把相关技能和知识纳入到教育与培训体系中。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10月启动一项名为“为了美国未来的技能”的政策行动，强调对职业教育进行投资是对未来长期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2011年，美国哈佛教育研究院发布《走向未来繁荣的路径》指出，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依赖于恰当的技能型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就是满足劳动力需求的重要路径。2012年4月，美国联邦教育部公布《职业生涯与技术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CTE）改革白皮书，强调应确保教育系统提供高质量的就业训练机会，以降低技能短缺，加速商业发展，鼓励新兴投资及聘雇机会，强化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

德国2005年修改的《联邦职业教育法》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是国家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战略，重申了职业教育在德国的法律地位，并力图通过改革与创新，主动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使职业教育既满足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又满足个人对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2010年澳大利亚技能署连续发布了《澳大利亚未来劳动力开发战略》和《澳大利亚未来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方向》两个报告。指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升澳大利亚劳动力的能力，实现一个更加生产性、可持续性和和谐的未来，使企业有能力开发和运用其劳动力的技能，实现对企业和社会发展的最大效益。2011年澳大利亚技能署发布关于国家职业教育在过去20年发展的综合性评估报告：《为了繁荣的技能——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路线图》，报告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满足未来技能需求，改善公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提高企业生产力，促进社会融合。

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把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改革发展作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降低失业率，实现社会和谐与包容的作用，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共同态势。

5.国际机构推动技能人才培养和发展

为了应对高素质人才可能短缺的挑战，需要更加积极有效推进以技能提升为重点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从国际趋势看，在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人力资源素质已成为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开发人力资源的关键领域，除了各国从本国需要出发制定了科技强国战略外，一些国际组织也将人才素质和技能提上议事日程，加强对人才的技能开发政策的研究。如世界银行在2010年10月启动了“迈向就业和生产力的技能测量项目”（STEP：Skills toward Employability and Productivity），目的是提出针对技能开发的综合性框架。

20国集团（G20）2010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峰会，制定《多年发展行动计划》，提出改进对就业技能的开发，使之与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更加匹配，从而提升吸引投资、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提高生产力。

OECD国家2012年5月启动了一个全球性、综合性、跨部门的“技能战略”项目（Skills Strategy），提出“更好的技能，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的口号，旨在促进参与国制定实施更加有效的国家和地方技能发展战略，增强各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灵活性、可转换性、便利性、质量和效益。技能战略提出了一个整体性、政府间的战略框架，为政府与相关利益群体（国家、地方和地区政府、雇主、工人及学习者间等）进行有效合作提供了平台。同时，技能战略强调了实现技能最大化的三个途径是开发技能、激活技能储备和有效使用技能。

欧盟2012年11月启动了“重新思考教育”战略（“Rethinking Education”Strategy），旨在鼓励各成员国迅速采取行动，确保年轻人获得能够满足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技能和能力，同时达到成员国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预期目标。该战略呼唤教育的根本性转变，更加注重学生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等学习成果；该战略更加重视教育的职业维度而非传统的学术纬度，明确提出确保教育更加适合学生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要求各成员国加强教育和雇主的联系，将企业家引入课堂，使年轻人通过更多的工作场所学习来体验职场；鼓励成员国在国家和欧洲层面加强在工作场所学习项目的合作等。[12]

（二）世界部分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和趋势

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趋势分析，目前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四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融合式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第二种是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职业学校与企业合作培养模式；第三种是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不同教育类别衔接与沟通模式；第四种是以亚洲国家为代表的职业教育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式。对这四种模式进行分析和评价，总结世界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趋势，可以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

1.融合式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融合式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美国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普职融合的单轨制教育体系。从组织形式上看，没有独立的体系，不是孤立地游离于普通教育领域之外，而是融合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的课程和项目分布在各个阶段的教育系统中，通过课程植入和强大的学分互认及转换系统，实现对人的职业生涯与技术的终身培训。

（1）美国普职融合的教育模式。普职融合体系将职业技术教育贯穿于各级学校，采用综合中学、专业技术教育学校与培训班、社区学院、综合大学的职业技术课程相结合的灵活多样方式，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纵横交错的职业技术教育网络。即中小学中的职业技术认知教育，公立、私立以及企业办的各种职业技术学校或培训班的职业证书教育，两年制初级学院所进行的大专水平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学校进行的“高、精、尖”技术教育。这些不同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互相结合、互相补充，形成了美国式的普、职高度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13]

美国普职融合的实现方式是通过强大的学分认可和转移系统来实现的。不同层次、不同教育机构的课程学分可以互认。比如：综合高中和社区学院、技术学校学分互认；私立综合高中与公立综合高中学分互认；高中—大学的课程互认，即学生在中学里修的相关课程，可以得到社区学院甚至四年制大学的认可；学生在企业的工作经验也可以转换为有效的学分；不同区域之间学校的学分也可以互认。学分互认造就美国职业教育体系与高等教育体系衔接。因此，学生可以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相应地获得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专业学位，有深造和学历提升的机会与通道。

为实施职业教育法所倡导的学术与职业课程的融合，美国职业教育融合的基本模式包括：融合职业内容的学术型课程、融合学术内容职业型课程、综合型课程、模块型课程等。每一种模式都有自己的鲜明的特点和要求。

专栏1.2

美国职业教育“融合与衔接”理念的发展

为积极响应社会环境的转变及其带来的工作世界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法律做出重要调整，特别强调职业教育学术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相比之前的职业教育法，1984年的珀金斯职业教育法案（一）增加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条款，即更加关注职业教育中学术基础与技能培训的结合，更加注重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以确保职业教育的质量。

1990年的珀金斯职教法案（二）关注的最为重要的内容领域即是学术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它强调职业教育要通过设计一系列课程来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内容整合，以便使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以此为标志，在整个90年代，学术与职业课程的整合都成为美国职业教育改革最为重要的议题。随后的职业教育法进一步表达了对职业教育学术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支持力度，尤其在综合职业能力的达成方面有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1998年的珀金斯职业职教法案（三）要求职业教育通过学术课程的整合促使毕业生获得面向21世纪的基本能力，明确提出要“把参加职业技术教育项目的中等及中等后阶段的学生培养成为学术、专业级技术技能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法案突出强调以下方面：一是要整合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二是扩大职业教育视野，职业教育不应仅仅停留在入门技术的培训上，而是应该更加关注行业企业发展以及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三是通过技术准备教育模式和其他类似教育模式，加强中等及中等后教育之间的衔接。

2006年的珀金斯职教法案（四）更加注重学术教育，更加注重中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明确要求职业教育要培养学生较高水平的学术技能；职业教育的即时目标是让学生获得企业承认的资格证书或者学位证书，长远目标是帮助学生取得职业生涯的成功，要求各州必须开展旨在促进中等及中等后教育机构衔接的学习项目。

与此同时，2006年的帕金斯职业教育法案将职业教育的名称，以法律的形式从“职业与技术教育”正式更名为“职业生涯与技术教育”。这一概念的变化更加强调连贯紧凑的教学内容、较高标准的学术知识、明确的学习成果（资格证书）、预备性的课程以及全面的知识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切实体现了“融合与衔接”的理念。至此，以“融合与衔接”为核心的美国职业教育理念得以进一步明确。

资料来源：根据邓坚.“整合与衔接”理念下美国职业教育改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3）：76-77页相关内容整理.

（2）美国职业与技术教育改革。如前所述，美国“再工业化”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制造业，而是构造技术创新的制造业推动机制。该战略强调高度重视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学校和企业之间互动。因此，新经济模式下，高技能劳动力成为主要需求对象。因此，后危机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管理人才，更多的是直接面对生产的技能工人。而这些人员不再是九年制的初中毕业生和12年制的高中毕业生，而是具备一定学术成就的高技能人才。因此，美国知识经济型发展模式呼唤“技能+学历”的复合型人才。

为应对美国经济对人才需求的转变，美国教育部门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为美国的未来投资——职业生涯与技术教育改革蓝图”。改革蓝图明确提出要发展结构严谨、要求严格、内容相关、目标明确的高质量职业教育。结构严谨就是要求中等教育机构和中等后教育机构之间的衔接全面畅通，不仅课程设置要科学有效，学分转换也要简便易行；要求严格就是要制定较高的学术及专业标准，并严格地依据标准进行评估；内容相关就是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要切实为学生升学及开创职业生涯服务，要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出及时调整；目标明确就是职业教育的目标要直指升学及职业生涯准备，既帮助学生在学习结束之后获取行业认证、资格证书以及中等后教育证书或学位，又要帮助学生为进入快速发展变化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

为保证职业教育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2012年的改革蓝图提出了四条改革原则，并针对当前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一是统筹协调。职业教育的发展要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相协调。各级教育机构必须与行业企业以及经济发展机构共同开展职业教育项目，帮助学生掌握技能并进入迅速发展的行业领域，承担人才紧缺的专业岗位。新法案要求各州与经济发展部门共同确定快速发展行业以及紧缺岗位，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教育项目。

二是多方合作。加强中等教育机构、中等后教育机构以及行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保证学术知识及专业技能的相关性及高标准，保证人才培养目标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协调一致。合作的模式主要是组成职业教育办学联合体，并明确法案中对于行业、企业及劳动力机构参与合作的要求。

三是有效评估。统一评估要求明确执行标准，通过有效评估提高学生学术水平，帮助他们掌握专业及就业技能。为保证新法案下的评估制度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及保证职业教育公平，职业教育评估将各州内的拨款方式由格式化向优选化转变。在竞争的基础上，把款项优先拨给能有效衔接劳动力市场需求，有效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有力促进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职业教育项目。

四是鼓励创新。重视各州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创新举措，支持并推广各地开展职业教育过程中的有效做法。[14]

改革蓝图旨在保障所有希望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有学上、上好学。通过提高学术要求，整合学术与专业教学，培养学生在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学习项目等培养模式”，加强中等与中等后教育之间的衔接；通过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促使职业教育的设计与发展进一步与现实需要相一致；通过提高各州办学的自主性，明确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责，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的管理效率。[15]

2.职业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发展模式

职业学校与企业合作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发展模式以欧洲国家为典型代表，无论是德国和瑞士的“双元制”模式，还是英国的现代学徒制模式以及法国的工学交替模式都是通过职业学校与企业合作来培养技能型人才。本部分主要以德国的双元制和英国的现代学徒制为基础，阐述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和改革趋势。

（1）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德国职业教育发展是德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其成功源于其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双元制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行业协会为主体的管理机制和综合交叉的职业教育网络。

双元制是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特色，是指在国家法律框架下，由职业学校和企业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人才培养的一种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双元制不仅仅是一套教育模式，更是一个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教育体制。[16]双元制的实质在于双主体中以企业为办学主体的体制，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培训模式以及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运行机制。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特点：

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德国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立法工作，自职业教育形成阶段就制定了相关的法规，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与职业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形成了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为德国技能型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如1969年的《职业教育法》，赋予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这一正式名称，1981年又颁布了《职业教育促进法》。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经济结构性变革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应对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挑战，强化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要素的职业教育的作用，德国更加重视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一方面从国际视野出发，力图保持被视作职业教育楷模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力图确保国家层面赋予职业教育已有的法律地位。[17]

为职业教育构建一个有益于其发展的外部框架，一直是德国职业教育法制建设的主要诉求，也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基于这一诉求，21世纪的头10年，德国的《联邦职业教育法》进行了两次修改。第一次是2005年的新修订的《联邦职业教育法》，将盈利性的企业转变为一个为教育做贡献的育人性的“教育企业”，实行教育企业与职业学校相结合；随着教育企业的出现，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也由传统的教育部门管理学校的模式（强调其教育性）扩张到经济部门管理企业的模式（强调其经济性），实现教育部门与经济部门的合作管理模式。2007年，德国基于全球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对新的《联邦职业教育法》再次做了修改，从战术性的技术问题入手，对现有的职业教育数据调查表格进行了重新处理，并且对教育企业与受教育者之间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细节数据进行了补充。《联邦职业教育法》的再次修订，更好地处理了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法律既要考虑在宏观层面为事业发展确立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又要在微观层面为事业运作提供一些细节性的指导[18]，整体与细节的集成，使职业教育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会更加有机化和人性化。

纵横交错的职业教育网络。从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内部来看，形成了“初中阶段—高中阶段—高等教育阶段”三级递进的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在各个层级都设有各类的职业学校，每所学校针对不同的专业，制定了较为弹性的教育期限，较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以较低的职业教育为基础，各级学校之间实现了贯通。中等职业教育通过开设综合性职业基础课程，培养学生跨专业的综合能力，为培养高技能型人才创造条件，也为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做好准备；而高等职业教育，强调学生“双元制”的教育经历或职业培训经历，提供多样的学习方式以满足学生的多元需求。

同时，德国职业教育体系还实现了与普通教育的横向融通。普通中学通过开设经济和技术等相关课程，定期组织学生到企业或工厂参观实习，帮助学生联系劳动就业部门等措施为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入门教育，为进入“双元制”职业教育做好准备。文理中学初中阶段的毕业生可以选择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文理中学高中阶段的毕业生在完成要求的实习课程后也可以选择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学习，为进入职场做好准备。而实科中学的毕业生，可以选择进入文理中学的高中阶段、技术高中等，为进入综合大学打好基础。

行业协会为主体的管理机构。根据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的规定：所有的德国企业都是所属行业协会的会员。德国的行业协会如手工业协会、农业协会、工商业协会等，是相关职业教育领域的主管机构。行业协会通过设立职业教育委员会对职业教育进行自我管理，其职责是管理和协调行业内举办职业教育的重大事项。职业教育委员会成员通常为18名，由企业、工会和职业学校的代表组成，各方代表的人数均占总人数的1/3，其中企业和工会代表拥有决定性的投票权，而职业学校教师代表仅拥有咨询性投票权。同时，在州政府层面，各州的教育部及州职业教育委员会（由国家层面行业协会的代表、各州的企业代表、州级的工会代表和州职业教育管理部门的代表组成）负责管理和协调州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形成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各州与各州之间、行业协会和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之间纵向统筹横向协调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19]

（2）英国的现代学徒制。英国现代职业教育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政府和社会教育机构的大力推动下，到21世纪初，英国职业教育一改其落后面貌，形成了被国际职业教育界推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已经成为帮助英国开拓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量。[20]英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国家职业认证制和现代学徒制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借鉴的成功经验。

现代学徒制教育体系是英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他为14岁至26岁的青年提供了一种边学习、边工作，既获得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又获得一定工作报酬的学习方式。[21]现代学徒制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传统学徒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英国的公司企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传统学徒制已不适应现代生产方式规模化的发展。为此，英国政府于1993年出台了“现代学徒制”（Modern Apprenticeship）计划，1994年正式在14个行业实施该计划，1995年在全英54个行业推广。现代学徒制把建立在传统手工业基础上的职业培训制度向一些新兴行业（如IT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扩展，把学徒培训与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结合起来，使学徒培训的质量评价有了可靠的依据。现代学徒制的建立为英国职业技术教育的进步注入了新的动力。[22]

在现代学徒制中，学徒具有双重身份，作为学生，他们每周的前1/3或者1/2在学校学习理论课程；作为学徒，他们在每周的后2/3或1/2在企业与雇员们一起进行实践操作。通常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为2∶8或3∶7。[23]现代学徒制的目标是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除了为雇主训练职业人才，使学徒掌握技能之外，还鼓励学生从最基础的技能开始，通过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的互通桥梁，前往高等院校接受继续教育。

为推进现代学徒制的发展，近年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如建立“国家学徒制培训服务中心”，制定学徒制培训的规格标准，确定学徒制纳入公益性政府资助范畴以及常设高等层次学徒基金项目等。

英国的现代学徒制作为适应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科技需要的产物，在世界产生了领先和示范作用，国家把学徒堪称是国家行为，而不只是个人行为和行业行为，建立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并行的体制，打通了中低端学徒向中高端学徒的上升通道，[24]值得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学习和借鉴。

国家职业资格制度。英国的职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其职业资格制度上，无论是高中阶段还是高中后阶段的职业教育，都以获取相应的资格证书为教育教学的目标之一。[25]英国的职业资格制度包括国家资格框架（NQF）、国家职业资格证书（NVQ）、资格与学分框架（QCF）。

国家资格框架体系（NQF）是英国国家层面建立的一个囊括所有资格以及证书的大体系，该体系把对学员要求一致的资格等级放在一起，同一等级包含很多学科领域的证书。国家资格框架还体现了同等资格如何转换以及低等资格如何向高等资格上升，国家资格框架中的所有资格证书都必须经过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管理机构认证，才能由相关授权机构颁发。[26]国家资格框架体系包括入门级和1级到8级，对各级资格的基本要求、应该实现的目标以及知识、技能和能力的要求做了具体的说明。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NVQ）。在英国国家资格框架体系下，存在许多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均以国家资格框架体系为基础，开展相关职业教育和培训，颁发相关证书。其中职业资格证书主要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是与工作相关、以能力为本位的资格证书，它基于国家职业标准，规定了某一职业的合格表现，界定了当前的最佳工作方式，适应未来要求的能力以及具备胜任工作的知识和理解力。[27]它根据接受职业教育的不同层次分为5个等级，英国政府通过教育法案明确职业教育资格证书与相应等级的普通学历证书具有同等地位，等值互通。任何获得NVQ3以上职业资格认证的青年都可以凭此参加普通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从而继续完成高等学历教育。这为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建立了立交桥，为青年人成长成材提供了更加广泛、灵活的选择。

资格与学分框架（QCF）。英国的职业资格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围绕着整合与衔接两个主题进行完善，职业资格制度在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提高技能人才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职业资格在培养技能型人才方面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职业资格的制定没有充分体现行业企业的需求，资格的获取方式不灵活，不利于在职人员申请等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为此，一场继续围绕着整合与衔接两大主题的职业资格制度改革又针对性地展开。2006年，英国政府开始了英国职业资格改革工程，旨在通过推行资格与学分框架（QCF），通过加强行业技能委员会的职能以及通过改革资助政策来建立一个能有效体现学习者和企业需求、提高技能水平及资格效益，改善英国经济竞争力、帮助学习者个人充分发挥潜力的职业资格体系。资格与学分框架内的资格被分解为若干学习模块或单元，每一单元规定学分制，学习者通过学习这些模块或单元取得相应的学分。框架内设资格认定、资格证书和学位文凭三种层次的资格，所有资格都界定了入门级到8级的不同要求。[28]自从资格与学分框架推行以来，原有的国家资格框架体系（NQF）的资格逐渐转移到这一框架之中。

英国的职业资格制度在国际国内都享有盛誉，它以优质灵活的特征成为英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英国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完善其职业资格制度。但在其改革与发展中也面临一些主要问题，如大量年轻人获得的职业资格并未能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许多行业企业认同且十分重视的职业资格得不到政府的审核和资助等。[29]尽管英国职业资格制度还存在诸多不足，但其“衔接性、灵活性、大众化、标准化”等特征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3.不同教育类别之间衔接和沟通模式

不同教育类别之间的衔接和沟通模式以澳大利亚最为典型，其不同教育类别之间的衔接和沟通主要是通过建立国家统一的证书、文凭和学位框架，使职业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发展与完善，成功构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职业教育TAFE模式——技术与继续教育模式（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TAFE模式涵盖了职业教育、培训和继续教育，整合贯通了劳动力培训、职业资格标准、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衔接以及终身教育等各环节，成为备受世界关注的一种职业教育典范。[30]

（1）形成了完善的国家学历资格框架体系（AQF），有利于不同教育部门间更有效地转换。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体系（AQF）（见表1-1）于1995年1月起开始实施，2000年在全澳洲全面实行。澳大利亚资格框架能够证明人们通过学习、培训、工作和生活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能帮助所有学习者、雇主、教育与培训机构进入资格体系。

AQF中的职业资格由高中、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三部分组成，彼此相互衔接。相同级别的资格能够将不同种类的教育进行连接，允许人们从一种教育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换。同一类型的资格证书具有不同的层级，为人们职业生涯的发展提供了通道。

如在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生就可以自由地选择证书Ⅰ和证书Ⅱ要求的职业教育课程；高中毕业进入TAFE学院后，在高中教育阶段所得的职业教育课程的学分得到承认，不必从头学起，可直接学习后续的课程模块。学生从TAFE学院毕业后，也可以进入大学学习，其在TAFE学院学习的相关专业的课程全部（若大学的专业实践性较强）或部分（若大学的专业理论性较强）得到承认。这为TAFE学院毕业生进一步深造取得大学学位创造了条件。[31]

2005年前，AQF职业教育资格证书只有六级，即一至四级职业证书、加上文凭和高级文凭两级证书。2005年后，该职业资格证书框架内加上了职业研究生证书和职业研究生文凭两级资格证书。这两级证书与普通高等教育的研究生证书和文凭处于同一级别。[32]

澳大利亚政府在AQF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中加上职业研究生证书和职业研究生文凭两级资格的目的是要延伸职业教育的学习通道，并增加AQF内相同层级资格间的更多选择性。

（2）适应变化的质量新原则，保障培训包满足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培训包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材料开发的指导性文件，由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培训包国家计划”提供经费，委托国家行业培训指导委员会（ITABs）制定，经国家培训局批准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培训包主要包括三部分：国家能力标准、评估指南和国家资格框架。

培训包是国家培训框架的主题，详细规定了国家统一的资格、行业能力标准和评估指南，并提供相应的辅助材料。能力标准是对学生进行质量评价的尺度，规定了本行业不同岗位的从业人员所应该具备的文化知识、实践技能和思想素质，全面考核学生的工作能力、管理能力、协调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资格证书即澳大利亚AQF中共有5种证书和3种文凭，文凭在证书所具有的较强动手能力的基础上，还需具有一定的技术分析和设计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评估指南是对能力标准的评估考核方法及其考核条件，主要在学生的质量评价、能力评估和考核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培训包反映了特定行业对特定岗位所要求的技能水平，是行业期望的人才技能标准，因此可以视为行业人才的“订单”。各个培训机构可以据此开发标准的课程设置，并授予学生相应的文凭。培训包由行业制定又为行业服务，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培训目标，实现了培训与就业的“无缝对接”。

目前，澳大利亚已批准和公布了81个培训包，覆盖该国90%的行业及101个专业。为了保证人才培养能够满足行业的动态需求，培训包每三年进行评估和修订。国家培训质量保障委员会（NTQC）定期督促检查培训包的制定程序，使之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兴技术和新兴行业的需要。[33]

（3）建立健全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发挥政府的导向和宏观调控作用。从各级政府的主管部门到各高校直至社区，已形成完备的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培训体系，保证了澳大利亚全国的培训工作快速、有序发展。澳大利亚通过政府、国家培训总局、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和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等层级对职业教育进行管理，形成了独特而有效的管理网络。联邦政府负责制定有关教育的大政方针，确定全国学历结构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制定证书和文凭的国家标准。联邦政府下设国家培训总局，主要职能是代理联邦政府管理职业教育。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是职业教育研究和统计调查机构，每年向政府提供各职业教育培训学生就业率统计和教学质量信息反馈报告。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为职业培训提供行业需求分析，参与制定行业培训计划、教学大纲、培训规范和考核标准。[34]健全的管理体系很好地发挥了政府导向和宏观调控作用，对职业教育改革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4）产学合作和行业企业参与，协调了人才培养和使用的关系。职业教育与产业界、劳动力市场的密切配合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企业、职业教育机构和学生形成开放的系统，企业保证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和现实性，并根据市场变化和要求确定接受职业教育学生应该具有的素质和技能，教育机构则把这些要求细化为可操作的教学模式。

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政策为保障，促使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澳大利亚政府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拿出相当于各自总额2%的资金用于培训，提高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关注与参与度。在组织上，各级行业顾问委员会、学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行业代表组成，通过培训政策的制定、行业标准认证框架、拨款等措施，确保职业教育学院的培训内容、形式和质量等能够最大限度满足行业的发展需要。

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另一途径是新学徒制。新学徒制规定，提供学徒培训的雇主与学徒之间签订培训合同，由雇主结合自己的工作需要和学徒的实际水平选择培训机构，雇主每雇用一名学徒工，政府向其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被选中的培训机构也可获得政府拨付的培训费，从而有效地提高了行业对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关注与参与。

（5）加大投入，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社会的能力。澳大利亚具有专门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发展资金，政府举办的技术与继续教育主要由政府提供资金，97%的资金由政府拨给，3%的资金由学校自筹。政府拨款中，联邦政府拨给1/3左右，州政府拨给2/3左右。[35]但澳大利亚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并不是直接划拨经费，而是采用“购买”教育培训的方式，如某TAFE学院有40名学生申请获得三级证书，按规定获得三级证书必须授课400小时，而每小时授课经费为10澳元，则政府应拨给学院的教育培训经费为16万澳元。如学院未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则要将相应的资金退还给政府。教育经费的“购买”方式采取公开投标的市场运作，使职业技术教育在竞争中发展，保证了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36]

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投入来看，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无论经济上行还是下行，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总是有增无减。从澳大利亚GDP增速与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增速的对比可以看出，无论是总投入还是政府投入，职业教育获得的经费增速都高于GDP增速。特别是2009年，当经济发展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GDP增速明显放缓，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经费投入却大幅增加，比上年增长超过10%。稳定且不断增长的经费投入，体现着国家意志，使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高了职业教育培训与服务社会的能力。

4.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单独成为体系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单独成为体系的模式主要以亚洲地区为代表，如中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实行这一教育体系。一般从高中阶段后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大系列，如日本中等职业教育主要为高中阶段的职业高中，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有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等。台湾地区职业教育包括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有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高级职业学校属于高中阶段职业技术教育，专科学校属大专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有二年制专科和五年制专科，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属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生职业技术本科毕业后，可进入研究所攻读应用型硕士，并可继续攻读应用型博士。

本部分主要以日本和我国台湾为代表，对这一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以及改革趋势进行分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思考。

（1）日本职业教育的发展。日本的职业技术教育起源于明治维新时期，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职业教育发达国家之一，形成了特色鲜明、多样开放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先进的现代职业教育为日本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各级各类技术管理人才和熟练劳动力，使日本由一个贫弱小国跃升为世界强国，也使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37]

日本的职业教育是由学校内实施的职业教育和学校外实施的社会公共训练两部分（包括职业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职业训练）构成的适应经济发展、开放贯通、形式灵活的多层次、多类型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在日本不同的社会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国家教育主导作用下，结合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与企业培训、社会公共训练，三者之间相互补充，不断发展完善而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低迷状态，传统的企业终身雇佣制度也逐渐打破，同时高等教育的高度普及化以及青年不稳定就业和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的深刻化，这些不仅给学校教育带来了结构性变革，也推动了日本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做出相应变革。

职业高中从规模发展到改革调整，高中职业教育逐渐多样化。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的普职比为60∶40，到20世纪90年代职业高中的在校生比例下降到20%，面对高中职业教育的衰退局面，紧跟社会需要的变化，日本理科教育及产业教育审议会提出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比如在专业设置方面，强调专业性的教育，扩大专业设置范围，专业设置从以往的产业主体扩大到人们生活和社会整体发展直接相关的领域，打破了原有公立职业高中以一产、二产类专业为主、私立专门学校以三产为主的办学格局，适应了经济服务化、信息化、国际化的需要。为了明确职业高中在专业教育中的定位，1993年职业高中更名为专业高中，通过突出职业教育的专业性和基础性，确定职业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着力于培养未来技术专家的基础和基本教育，在实践教育方面强调与产业界的联系，实施体验式就业教育，并把它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为了搞活职业教育，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同时，作为应对职业高中萎缩和推进高中教育多样化的重要举措，日本在1994年设立综合高中，扩大和拓展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范围和内涵，综合高中以选修制为特征综合实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38]

延伸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毕业生出路多样化。日本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主要有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等。为了推进职业高中与大学衔接，满足职业高中毕业生的升学需要，各地在职业高中设置专攻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职业高中的转型和升格，职业高中毕业生的升学比例不断扩大，在客观上打破了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毕业生升学或就业两分化的局面。同时，在短期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内也设立专攻科，为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及拥有同等学历的人员开设更为高深的教育和研究课程，修完规定课程且满足一定要求可以获得学士学位，专攻科为学生的进一步深造提供了机会。③同时日本通过设计与普通高校学位相衔接的高职教育学位制度，从1991年开始，授予两年制短期大学和五年制初中起点的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生以“准学士”学位，1995年开始授予修完专门课程者“专门士”学位，2005年将短期大学士准学士称号改为“短期大学士”学位，又增设“高度专门士”，这些政策和措施为高职学生继续深造提供了向上的渠道，架起了各类教育、各级学位之间的立交桥，而且在应聘国家公务员等方面赋予同等待遇，提高了高职学生的社会地位。

探索建立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由于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日本中低端制造业的海外转移，产业结构逐渐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集中，产业空洞化使得大量吸收就业的企业逐渐减少，引起日本失业率增高，而员工终身受雇于一个企业的模式也逐渐淡出。这一变化无疑对日本企业职业教育产生重大影响，触发日本职业教育体系改革。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技术革新与信息化的推进等导致的产业社会的高移、就业形态的多样以及由此带来的就业结构的变化，使日本职业教育积极寻求变革。文部科学省指导下的学校职业教育以及职业观、人生观的养成教育，更重视职业人培育的基础与基本教育，与职业实践相对分离，由厚生劳务省所管辖的职业培训，重视特定职业的职业培训，与职业实践相对较为紧密。注重实践的企业职业教育与注重人文学科学校职业教育的“双轨制”并行，已不能适应日本产业社会与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期待，经济与产业的变革对学生的素质能力要求的变化，触发了日本模式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改革探索。[39]

日本模式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改革在于日本社会认识到，必须改革传统的职业教育企业与学校分离的状况，只有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才能开发与培养能应对未来挑战的年轻人的职业能力，这需要社会多部门之间的共同合作，因此，日本文部科学、厚生劳动、经济产业和经济财政政策等四大臣，于2003年共同制定了《青年自立和挑战计划》，这一计划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探索建立日本模式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为适应企业需求等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将企业学习与教育培训进行组合，面向年轻人导入“实务与教育联接的人才培养制度”。

这一重大改革，集中体现了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日本职业教育的改革愿景，一是致力于建立一个新型的职业教育制度，培养具有竞争力的未来技能专家。通过学校与产业界的相互合作，建立职业教育的合作伙伴关系，更好地培养地方产业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二是建立一个真实的职业体验情境，伴随着“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实施，学校与企业伙伴关系的建立，为职业体验提供了更加真实的职业环境，夯实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学生通过长期的企业实习，在掌握实际的、实践性专业知识和技能技术与培训的过程中提升素质和能力，也促进其劳动观和职业观的认识与培养。三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能力评价标准，无论是职业学校等教育机构主导的双元制还是企业主导的双元制，其共同特点是在企业内实施岗位培训的同时，在合作学校实行集中培训的理论教育。[40]在培训结束后，学生接受相应的能力评价，从而保证职业教育的培训质量。

建立职业段位制度。日本是亚洲实施职业资格制度较早、成效较高的国家之一，其职业资格根据实施主体分为国家资格、民间资格和公共资格三大类。但近年来，由于日本企业人才培养技能下降，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企业职业能力培养体制薄弱，因此，日本政府在2010年4月进行的雇佣战略对话中要求建立职业能力培养和评价体制。2010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新成长战略——“活力日本”复兴方案》的第三章《21世纪日本复兴的21项国家战略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借鉴英国的职业资格制度，结合日本现有的职业资格制度，开发并实施新的日本职业资格制度——职业段位制度。[41]职业段位制度的能力评价等级分为七个等级，包括初级水平、中级水平和专业水平。

职业段位制度是日本统一的公共资格制度，也是一项新的职业能力评价制度，提高了专业能力评价标准的通用性、透明性和可比性，促进了劳动力市场上职业资格证书的互认，打破了原有职业资格制度对劳动力流动造成的障碍，对提高劳动者实践能力，推动终身学习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进一步缩小日本与世界职业技能水平认证之间的差距，提高劳动者实践能力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2）我国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台湾地区职业教育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是台湾地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的发展被认为是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台湾地区职业教育体系完备，自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技术学院到科技大学一贯衔接，自成系统，是与普通教育并驾齐驱的另一教育车道。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职业教育相比，台湾地区职业教育不仅在纵深方面最深，学校从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到技术学院、科技大学皆有设立，而技术学院与科技大学还包括硕士、博士阶段教育，其在学历上可以和普通高等教育对等。立交桥式的技术及职业教育体系结构是台湾地区教育体系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模式，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普职互通的终身学习教育环境。

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台湾地区各个阶段的职业教育发展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紧密相连，随着产业升级的不断变化，职业教育体系不断予以调整完善。20世纪50～70年代，是台湾地区经济由技术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期，由技术密集的轻工业经济向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经济迅速前进，教育出现了专科学校，实现了台湾地区职业教育体系的初步构架，由于经济以轻工业为主，因此工业类高级职业学校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为配合产业界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了高级职业中学毕业生就读大专的机会，建立专科层次的专科学校。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台湾地区高附加值产业的兴起，经济步入工业产业化进程，出口贸易急速发展，产业升级对职业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层次态势，中等层次人才需求与高中阶段的农业、工业高级职业学校继续发展，商业类高级职业教育发展更为迅速，培养专门高技能人才的专科学校快速增加，职业教育的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根据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正式建立。[42]90年代以来，随着创意产业的兴起，以咨询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在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同时，进一步鼓励传统工业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提升了产业界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技职教育开始全面调整专业设置，以满足产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加大了商贸和服务类专业的开发力度，工业和商贸服务类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比例逐年上升，农、林、牧、渔类职业教育明显减少。

台湾地区职业教育改革面临的问题。台湾地区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存在职业教育定位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技术及职业教育的定位偏差，随着职业教育不断向纵深发展，学校办学定位模糊，特别是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追求学术化，人才培养定位与普通高校趋同，特别是课程内容的理论化和大学化，与产业需求和职业能力需求脱节，与技能教育为产业服务的初衷背离，丧失了职业教育赖以生存的基础，虽然升格的渠道畅通却淡化了职业教育的特色，存在职业教育被泛化的危险。随着职业类院校的迅速升格和规模扩张，缺乏科学的产业需求与人才类型之间的分析和统筹，导致职业教育类培养的技能型人才与普通教育培养的研究型人才比例失衡，导致人才培养偏差，影响相关产业发展，最终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

台湾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就职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在不断进行变革和反思，2010年制定了“技职教育再造方案”，试图解决技职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技职教育再造方案”确立了“强化务实致用特色发展”和“落实培育技术人力角色”的技职教育定位，以彰显并强化“技职教育特色”为指导，制定了五大面向、十大策略，[43]全方位涵盖技职教育的教学、评价、产学合作机制等改革，力图通过实施专门计划，由点及面改造职业教育。“技职教育再造方案”着眼于台湾地区经济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对于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强化特色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台湾对“技职教育再造方案”的资助力度也是空前的，被看作是重塑职业形象、强化专才培育特色，推动六大新兴产业发展，重振台湾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

5.世界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及启示

从以上各种不同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世界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总体趋势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强调职业教育体系的沟通、衔接和渗透。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各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支持实现一个综合性的终身学习目标，促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创建一个有效的渗透性、开放的教育体系，在职业教育与培训和普通教育之间建立一个沟通与衔接的桥梁，促进学生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过渡，成为各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无论是美国融合式的职业教育体系，还是基于国家资格框架之下的英国和澳大利亚职业教育，都体现出这一特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整合和衔接的特点更加明显，成为世界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共同需求。技能和学术的结合能够满足各国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符合世界各国人才培养和开发的趋势。

（2）加强校企合作。在职业教育中加强与企业、行业的合作，加强社会相关利益群体的参与，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社会适应性，直接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服务，是各国职业教育共同强调的重要改革措施。

美国在“为了美国未来的技能”的政策行动中，将加强行业与社区学院的伙伴关系，确保社区学院学生能够获得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作为直接目的。根据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所赋予的职能，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与德国经济领域里的行会、协会以及工会领域的职业教育合作，对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行研究和改革，并对职业教育所开设的专业目录进行修订。澳大利亚在教学中进一步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密切合作，扩大与工作整合的学习，提高所培养人才的适应能力，并把学习者和企业放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核心位置。[44]

（3）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为抢占发展的制高点，各国都进一步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大教育科技投入，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教育类型，越来越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国纷纷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帮助成百上千万的青年以及大量的失业人员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奥巴马政府决定在未来10年中给予社区学院投资120亿美元。德国在《德雷斯顿宣言》中提出要增加对教育和研究的投入，到2015年该投入达到GDP的10%，其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是重要内容。澳大利亚政府投资9400万澳元，保证澳大利亚的年轻人获得绿色工作所需要的培训和技能。

（4）职业教育终身化。近年来，为适应工作领域的不断变化，世界各国将职业教育体系中职前与职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一个终身教育的完整连续统一体已成为世界性趋势。而职业教育也不再被看作是终结性教育而是一种阶段性教育。世界各国以发展综合性的资格框架为重点举措，不仅融合了所有教育类型（包括职业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实现职业教育与其他国民教育体系的衔接，还注重在国家资格框架下纵向延伸职业教育的层次，建立相对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包括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如澳大利亚、英国和欧盟的职业资格框架以及日本的职业段位制度。

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职后培训。如澳大利亚通过建立开放的培训市场，经过注册、符合政府标准的机构都可以参加职业培训。注册的培训机构包括成人和社区教育机构、社区组织、行业技能中心、企业以及私人机构等。这些机构都有权利获得政府的财政资助，政府根据各个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时数给付财政资金。法国除了职业教育系统外，还有一个自成一体的学徒培训中心，由地方政府、工商行会、企业或者企业协会举办的半工半读的职业教育教育，招收16～25岁的企业学徒。日本的企业内职业培训是日本职业教育的一大特色，是日本企业提高员工素质、保持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日本企业职工按照工作性质可分为普通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三类，每一类人员都有相应的培训内容和具体要求，企业职工从录用到退休的整个职业生涯始终在接受企业化的职业训练和教育，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员培训和终身培训。此外，日本还有社会办的公共职业训练，主要对谋职人员进行职业技能训练或对转岗人员进行职业能力开发和技能提升训练。它与学校教育和企业教育相互补充配合，为日本国民的终身教育提供了重要保障。

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的趋势来看，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一方面要加强职业教育的纵向衔接和横向贯通，构建有效衔接和渗透的职业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完善职业教育的投入机制，提高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效益，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同时要加强职业教育的职后培训，将职业教育的职前和职后有机结合起来，构建终身学习的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