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职业教育发展的国内环境与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在新的历史阶段，由于传统的经济赖以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存在种种弊端，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短缺、成本上升、产能过剩、出口受阻、环境污染、人口红利消失等诸多挑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势在必行。为顺利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实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即“新四化”），在“新四化”发展战略中，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是驱动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双轮。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将导致新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教育和人才的需求发生深刻的变化，需增加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人才的供给，这客观上要求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迫切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水准的职业教育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党的十八大报告适时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就目前而言，我国传统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与经济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总体上还不相适应。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教育和人才的需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实施怎样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战略以及为保障现代职业教育健康发展需要哪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无疑是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年均增速达9.7%，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不断为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我国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2007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3.5万亿美元，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5.9万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3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9.3万亿美元，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有望突破10万亿美元的历史大关，与美国一起成为全球仅有的两个超越10万亿美元规模级别的经济体。与此同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快速提高，已由温饱实现总体小康，并正向全面小康迈进。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747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于2011年跻身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45]。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虽然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巨额投资、大量耗费资源实现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具体而言，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资源消耗巨大。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尽管资源如此短缺，但我国却是世界上单位GDP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原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在2013能源峰会暨第五届中国能源企业高层论坛上透露，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6.2亿吨标煤，消耗全世界20%的能源，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46]。

由于我国的经济总量日益增大，而利用率低下，各种能源资源的消耗十分惊人。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11.6%，但消耗了全世界21.3%的能源、54%的水泥、45%的钢、40%的铜和41%的铝[47]。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得国内的供应已捉襟见肘，越来越依靠进口，导致我国主要矿产品对外依存度从1990年的5%提高到目前的50%左右。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精铜矿等40%甚至50%以上要依靠进口[48]。

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全球经济增长的质量就越糟糕，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几乎是全球最差的。全球目前每年消耗大约110亿吨标准煤当中，中国消耗其中的36亿吨；全球铁矿石大概85%被中国所消耗。如果在2020年前后，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4万亿美元的规模时，全球70%～75%的资源将被中国消耗掉。很显然，这种状况是国际社会所不允许的，也是无法持续的[49]。

（2）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特别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传统的工业和高污染行业均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获得经济效益，我国的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据统计，我国每单位增加值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排放的固体废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2012年，我国废水排放总量684.8亿吨，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2423.7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2.9亿吨[50]，均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13.6亿人口产生了逾100亿吨的碳排放，而整个非洲大陆10亿人口的碳排放仅为中国的10%[51]。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延续，不改变发展方式，到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达到151亿吨，占世界总排放量的40%左右，人均排放11吨。这样的排放中国承受不了，世界也承受不了[52]。

大量的工业废水、废气、废渣往往未经任何处理就排放到外界环境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和西南诸河等十大流域的国控断面中，1～3类、4～5类和劣5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为68.9%、20.9%和10.2%。地下水环境更加令人担忧。2012年全国198个地市级行政区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监测，监测点总数为4929个，其中，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7.3%。在对全国798个村庄的农村环境质量进行的试点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仅为70.3%，这意味着我国农村饮用地下水3成不达标。

我国的大气污染也非常严重。根据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年我国32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只有40.9%的城市空气质量达标，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比例仅为23.9%。特别以北京、天津为首的京津唐地区大气污染尤为严重，PM2.5严重超标，雾霾天气频发[53]。

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早在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报告《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中指出，每年中国因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占GDP的5.8%。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也曾表示，2011年我国的环境损失占中国GDP的比重可能达到5%至6%，大致相当于2.6万亿元人民币（合41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八分之一[54]。

环境污染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可怕的它已经开始威胁人们的基本生存。目前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8个；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全国农村有近3亿人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已经超过247个，涵盖中国大陆27个省份。人民体质普遍下降，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55]。

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并指出“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他提出“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追求经济增长目标挂帅。如今提倡维护生态环境，务必要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包括向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重污染产业开刀，这也正是李克强总理所指的“硬任务”之一。

（3）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品附加值停留在低水平。许多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其实更确切地讲，中国是世界加工厂。中国的制造业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未掌握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只是在全球生产链的最后一道环节上组装产品。在全球营销方面，大部分中国产品既没有自己的营销渠道，更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根据台湾施振荣先生的“微笑曲线”理论，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地体现在微笑曲线的两端：设计和营销，中间的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一台苹果电脑虽然在中国组装，但由于其知识产权是别人的，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也没有定价权，最后所得的利润却不超过10%，甚至更低[56]。因此，“中国制造”是全球产业链中流血流汗最多的一环，也是利润最微薄的一环，在国际竞争中处在很不利的地位。

（4）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没有显著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比重一般是第一产业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比重从最大转为最小，第二产业比重会有较大幅度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则不断上升，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中三次产业的结构取得了一定的改善。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2年的10.1%，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47.9%上升到2012年的45.3%，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23.9%上升到2012年的44.6%[57]。

但与国际上上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仍存在着明显的失衡问题。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统计，国际上上中等收入国家三次产业结构为7∶36∶57。将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与上中等收入国家三次产业结构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则明显偏低。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仅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57%的水平，而且还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50%的水平。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不发达，就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便捷、高效、质优、价廉的服务，就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影响竞争力的提高，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益。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发展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即现有发展模式存在的重大缺陷将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实现“关键一跳”。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产业格局再调整的背景下，全球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庞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的市场空间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我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消化严重过剩产能的巨大挑战。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给中国外贸出口带来很大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同时，我国的周边环境还很不稳定，存在诸多威胁。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许多外部压力，包括经济和政治等方面。

第二，内部体制出现障碍。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主要依靠的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旧模式中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把中国带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但是现在这三大红利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2012年中国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减少，正以历史最快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劳动力成本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呈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达到了高峰。此外，如前所述，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峻的生态形势也一直是棘手的问题，使得一直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制度性疲劳”和障碍。

第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会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发展势头转变轨迹，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现是20世纪后半期若干拉美国家[58]。201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700多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靠劳动力以及土地、能源、资源、环境等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经济转型已刻不容缓，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二）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面对传统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以及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制约因素，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顺利完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可以说，从“粗放型”发展转向“科学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的效果决定着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转变发展方式”的具体内涵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其发展水平是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随着我国发展环境、比较优势和内部动力机制的深刻变化，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应抓住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探索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强调通过全方位的协同推进和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与我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相比，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主要表现在：

（1）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时序方面，传统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顺序相反。传统工业化是在完成工业化任务之后才推进信息化的，世界多数国家都是这样处理工业化和信息化关系的；而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工业化的任务远未完成。如果在完成工业化任务之后再发展信息化，将难以追上世界经济前进的脚步；同时，近年来我国信息化发展很快，我们完全可以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2）在处理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方面，传统工业化是“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而新型工业化则是实现良性互动。传统工业化是以大量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走的是“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路子；而新型工业化则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在工业化过程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注重资源节约、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高工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努力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做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新型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

（3）在城乡发展方面，传统工业化是强化城乡分割，造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新型工业化是坚持城乡协调发展。传统工业化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为目的，以城市为产业聚集中心。在聚集效应的作用下，大量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抑制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拉大了城乡发展差距。同时，国家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为城市的工业积累资金，这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分割和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而新型工业化是强调城乡统筹发展，走一条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尽可能协调发展的道路，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增长和市场空间可以无限扩张的工业和服务业中，从根本上解决众多人口争夺有限农业自然资源和市场的矛盾，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条件。

（4）在处理工业化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方面，传统工业化是忽视发展服务业，而新型工业化则大力发展服务业。传统工业化对发展服务业不太重视，具体表现在：一是内部结构落后，传统服务业比重过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和不足；二是服务领域狭小，服务水平不高，品种少，手段落后；三是总量不足，比重过低。新型工业化的推进离不开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而工业部门的发展也为第三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新型工业化走的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路子，这将引起工业部门对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强烈需求。通信、信息、计算机网络服务、综合技术、文化创意和设计、保险、商务、科技等服务业，充当工业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将是新型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59]。

众所周知，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我国新型城镇化走的是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它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通过改革释放城镇化发展潜力。与传统的城镇化相比，我国的新型城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新型城镇化是城乡统筹的城镇化。传统的城镇化实行城市偏向政策，甚至不惜牺牲农村、农民利益发展城市，导致发达的城市与凋敝的乡村并存。新型城镇化则要求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2）新型城镇化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传统的城镇化以“摊大饼”、高消耗、城市要素供给不可持续为特征。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数日的雾霾天气给这种城镇化敲响了警钟。为此，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由“外延式扩张”转为“内涵式发展”，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3）新型城镇化是更大限度撬动内需的城镇化。传统的城镇化重物轻人，广大农民被排除在城市体系之外，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消费。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也引发我国经济进入实质转型期和个位数增长阶段。这就决定了扩大内需已成为保障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根本大计[60]。

国际经验显示，在城镇化比率达到65%～70%之前，城镇化的速度几乎是线性的。因此，未来几年中国新增城镇化人口仍将以每年两千万左右的规模递增。而最近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三个一亿人”（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一亿人脱离棚户区、一亿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的目标是对这种趋势的一种政策肯定，也有助于消化中西部部分城市住房供应过剩的问题。新型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以城镇化为主要载体扩大内需，充分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是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和战略重点。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对孪生子，以城市化推进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助推器，只有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才能创造城镇化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动力。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必然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一个空间和服务平台，同时，新型工业化又能成为新兴城镇化推进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工业化为主动力、信息化为融合器、城镇化为大平台、农业现代化为根本支撑，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发展，构成了当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其中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三）新时期人才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客观上要求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都需要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来支撑，而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需要合理的教育结构帮助实现。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区域发展战略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的逐步实施，产业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和人才的需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普遍提高

在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尤其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成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及精髓。在工业化进程中引入信息化，不仅大大丰富了工业化的内容，而且势必改变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推动业务流程重组、生产要素重组，进而推动传统经济的转型。

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不断提高劳动手段的机械化、电气化、强速化、精密化和自动化，极大地推进了生产、经营、流通等各领域实现装备智能化、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经营管理网络化，从而广泛利用信息设备、产品和信息技术，要求广大的生产操作人员和服务人员成为“技能型”甚至是“多种技能复合型”和“知识技能型”的新型员工；同时要求经济生产组织的现代化，推进生产实现高度集中化、专业化、协作化和联合化，以实现精密加工和有效控制，使之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当今产业技术向生产、流通等现场一线大量的下移渗透，带动了技术工人岗位急剧增长。新型工业化与职工素质的现代化紧密相随，要求拥有大量素质高、技术熟练的生产工人、科技人员与管理人员。

2.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愈加强烈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和优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和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产业从劳动密集向技术密集转变，归根结底要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先进的科研成果要转化为有竞争力的产品，技术工人是关键因素。

当今韩国制造业的起飞、转型和升级得益于其有一个很好的人才链，科学家出思想、高级工程师出设计、高级技师把设计方案变成优质产品。而在我国，工艺制造环节常常成为技术创新、产品换代的瓶颈，其中技术工人不足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的短缺是重要原因。

截至2011年底，全国2.25亿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总量仅为1.19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约3117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比例达26%，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比例通常超过35%，与之相比，差距十分显著。2011年中组部、人社部发布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显示，到2020年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要达到1.4亿人，其中高级工以上的高技能人才要达到39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28%左右，高技能人才需净增约800万人。

没有一支掌握精湛技能的人才队伍，再先进的科技和机器设备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近年来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东南亚、南美、非洲国家的趋势，更是在提醒我们要加快转型升级。要实现转型升级，必须培养大批高技能人才。这一需求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1）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要实现产业提升，掌控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亟待加快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通过运用先进实用技术和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提升；同时需进一步加大重点行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加快新兴科技与传统产业的有机融合，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的发展。这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和技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必要建立以技能人才为主体的职工队伍，不断壮大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培育一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目前我国各地，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连续几年出现“技工荒”现象。技能型工人招工难，反映的是转型升级过程中中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有学者指出：“经过多年来改革和发展，一些产业和企业生产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或者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之下，生产一线劳动者人力资本质量提高较慢，与固定资本技术水平较高的情况不相适应。”[61]这在全国各地是一个较为突出而普遍的现象。以天津为例，天津是现代制造业基地，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极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大飞机、大火箭、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等多项重大项目的逐步推进，各类人才缺口很大，其中机械、电子、冶金、化工、汽车、能源、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八大类专业人才需求量最大。天津历届市领导都反复强调：“高端人才可以引进，但百万产业大军无法引进，要靠职业教育来培养。”[62]

（2）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具有明显的知识经济特征，联系度广、渗透性强，能带动一、二、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是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依托。以下这样一些现代服务业的人才需求尤其应该受到重视。

——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的现代服务业

如金融业的发展需要金融财务、保险核保、理财服务等方面的应用技能型人才；信息服务及外包业需要信息传输、信息技术、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运行维护、测试评估、数据处理与运营服务等方面的职业技能型人才；现代物流业需要物流系统设计、物流信息集成等方面的专业技能型人才；电子商务等多种商业业态需要电子商务平台、客户服务等方面的业务技能型人才。

——适应人口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如目前我国医生与护士配比不合理，医护比例仅为1∶0.99，每千人护士数中仅为1.85人，农村更低，仅为1.09人。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1998年绝大多数国家每千人护士数达到3人以上；合理的医护比应达到1∶2，一些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了1∶6[63]。随着诊疗技术的发展和医学分科的不断细化，疾病防控和医疗护理正向着专业化、高技术化、个性化发展，将形成多层次、多规格的人才需求格局，疾病防控和保健护理类技能人才需求旺盛。

——适应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服务和管理的现代服务业

当前，我国社会工作者人员短缺、专业化水平低的问题十分突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目前上海仅占0.35%，全国更低。国家规划到2015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50万人，到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将增加到145万人[64]。该类人力资源开发的潜在需求巨大，涉及公共管理、心理辅导、法律咨询、文体等多种专业人才的需求。

（3）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必须从目前高消耗的粗放生产模式中转型升级。根据全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推进农业，依靠培养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农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提升科技含量、拓展延伸农业产业链和扩大规模经营，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但农村人口素质亟待改善。2010年，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一半，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量的36.7%。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16岁及以上的农业人口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18%，初中文化程度占52.67%，高中文化程度占7.4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68%。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农业人力资源的转型，农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技能亟待提升。

现代农业对技能人才的主要需求是：①为适应运用现代种业技术和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优良特色和多元、多环节生产经营的要求，需要普遍提高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相关专业技术能力。②形成一支能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提高生产率、实现农村致富的专业技能和实用人才队伍；形成一支支持优良农作物、畜禽水产种业培育繁殖及其新品种新技术转化、推广应用，以及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抗灾减灾等关键技术集成应用的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大力发展涉农产品的深加工产业，涉农产品深加工的技能人才以及加工包装和冷链储运等现代物流技能人才。

3.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亟待提高

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每年都有大批农村转移人口，或外出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这些人即是所谓的“农民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接近2.7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本地农民工1.03亿人。很显然，中国已经成为“农民工大国”。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民工的整体素质明显偏低，受教育水平仍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里面有一半的人没有接受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这部分群体往往一没有专业技术，二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即使有过短期的技术培训，进城后还是要从事建筑业、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初级岗位工作，以满足大城市对于低层次劳动岗位的需求。这些劳动岗位主要有装修工、建筑工、修理工、装卸工、家政、餐饮服务员等。进城的许多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工，都渴望可以通过打拼扎根于城市。可是没有良好的职业培训，又没有专业技术，他们的收入一般较低，工作也不够稳定持久，很难深层次融入城市的生活。可以说，农民工素质的提高将主要依靠职业技术教育，通过职业技术教育，让他们有一技之长，这样既可以解决技工荒，又能改善他们的就业环境和生活条件。

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低素质劳动力既无法保障安全生产，也无法支撑亟待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更遑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农村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

（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新时期一项十分迫切的重要命题

国内外经验表明，发展经济必须抓职业教育，改善民生必须抓职业教育，促进公平必须抓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也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高度重视，大力推进。

现代职业教育是面向现代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培养生产服务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类型。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再到2014年6月全国职教工作会议的隆重召开，表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迫切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水准的职业教育更加有力的支撑。

党中央之所以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传统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与经济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总体上还不相适应。总体而言，我国传统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问题：①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②职业教育的结构、质量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③投入不足，办学条件较差；④“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⑤农村职业教育薄弱；⑥行业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为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对新时期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及其所需的制度创新进行深入研究，显然有其现实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