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鲁艺”音乐系里的“广东仔”
向延生
在百年来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中，广东籍的音乐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受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历时6年，于1994年编辑出版的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共四卷）[1]，收录的314位音乐家里就有50余位广东籍的音乐家（我作为此书的主编与他们多有当面的接触与交谈）。现在大家说到经济、房价等方面的资讯时，经常排序说“北、上、广”（北京居于首位，广州位列末尾），但如果论述百年来各地的音乐家对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贡献，我认为应该是“广、上、北”，广州就要居于首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杰出的广东籍音乐家
中国最伟大的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就是广东中山人，1901—1919年他先后去日本、德国留学。1905年他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与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高官为伍，如果要走从政之路必然是飞黄腾达。但是从1920年回国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甘于清贫，孜孜不倦，在北京、上海全身心致力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早期的专业音乐家。[2]
黄自也是中国伟大的音乐教育家，培养出许多著名音乐家。他1929年底从美国学成回国，8年后英年早逝，任教的时间较短（我无缘见到萧友梅、黄自，但是我的父母亲都是他们的学生）。
广东海丰人陈洪从法国留学回国，1930年起与马思聪创办广州音乐院。1937年陈洪被萧友梅聘请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教务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致力于师范类音乐教育事业，也是重要的广东籍音乐教育家。
祖籍广东番禺的冼星海是中国伟大的作曲家，其享誉世界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冼星海离开延安时我还未满一岁，我的父母亲在上海和延安曾经与冼星海两度共事）。
广东海丰人马思聪则是中国伟大的小提琴家，又是杰出的作曲家。1960—1965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院长正是马思聪。
英年早逝的杰出指挥家郑志声也是广东中山人，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的作曲和指挥专业，同年曾经指挥该院的交响乐团公开演出，是1949年以前唯一指挥过该团演出的中国音乐家。
20世纪初，经过何柳堂、吕文成等人改进的“广东音乐”，旋律优美亮丽，节奏轻快鲜明，中西结合，曾经风靡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地区和南洋地区。
二、延安“鲁艺”音乐系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数万热血青年从各地跋山涉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由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等领导人倡议，1938年春天在延安成立了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鲁艺培养出众多的音乐人才，创作了许多传唱至今的杰出音乐作品，被称为“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
鲁艺在中国音乐界的重要地位，仅举两个事例即可见一斑：
1.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来自中宣部等12个延安文艺单位共100位参加者里，有63人（约三分之二）与鲁艺有关——49人是鲁艺当时的教员，14人曾经在鲁艺工作或学习过（《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麦新，因为当时担任鲁艺音乐系中共党支部书记的行政职务未被邀请出席座谈会，安波、马可也因故未能出席）。座谈会结束7天后毛泽东又亲临鲁艺，向全院的300余位教职员工直接宣讲座谈会的精神。
2.中国音乐家协会从1949年成立至今的六十多年里，前后五位主席——吕骥、李焕之、傅庚辰直接来自鲁艺；赵季平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该学院首任院长刘恒之是鲁艺人；叶小纲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时的老师杜鸣心，则是鲁艺人贺绿汀、李凌的传人。
鲁艺成立时开始只有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第二期才增设了文学系），三个系的设立都很顺利。因为在鲁迅领导下1930年在上海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其成员人才济济，创作成果众多；同年组成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在田汉等人的领导下，8年间培养了许多编剧、导演、演员、舞台工作人员；同样是1930年在上海组成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在鲁迅的关怀下开展创作、出版、展览等活动，成绩卓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到延安，成为了鲁艺创办文学系、戏剧系、美术系的基础。
但是，左翼音乐家的人数却相对很少，1934年才由田汉领导在左翼戏剧家联盟里成立了仅有数人的“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且一直没有发展新成员。1938年筹建“鲁艺”音乐系时，其成员聂耳1935年于日本英年早逝，任光1937年初去了法国，张曙、冼星海任职于武汉政治部三厅；其他的音乐家如贺绿汀加入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前往山西，孙慎、麦新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奔赴广西，何士德、孟波率领上海歌咏界宣传团去了江西，周巍峙跟随李公朴去了华北，刘雪庵、江定仙、夏之秋在武汉组织合唱团。
当时吕骥只身从绥远、太原来到延安，孤掌难鸣。教授音乐学科的作曲理论、歌唱方法、乐器演奏等课程的技能，都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专业培训。这时，本要出国留学的国立音专的湖南籍学生向隅（1932年入学）、唐荣枚（1933年入学）夫妇因战火而延阻，被八路军驻湖南代表徐特立（向隅岳父的同事和结拜兄弟）动员，相继来到了延安（吕骥因此说“向隅是第一个来到延安的专业音乐家”[3]），鲁艺音乐系才能够建立，并招收了安波、郑律成等第一期学员。课业的分配是：吕骥教授音乐理论、合唱及指挥，向隅教授作曲理论、中西乐器，唐荣枚教授声乐、视唱练耳，而且第一、第二期都只有这三名教员。
三、冼星海与“鲁艺”音乐系
第三期时冼星海来到延安鲁艺任教，大大加强了鲁艺音乐系的教学力量。此后，杜矢甲、张贞黻、马可、瞿维、李元庆、麦新、贺绿汀、何士德、孟波、周巍峙、寄明、潘奇等人也陆续来到鲁艺音乐系任教。
冼星海不仅是伟大的作曲家，也是杰出的音乐教育家。他归国后在上海时，就培养了外国洋行里的小职员麦新、国货公司的会计孙慎（作有歌曲《救亡进行曲》）、誊印社的店员孟波（作有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读书出版社的编辑周巍峙（后来作有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这样一些“业余”的音乐家；在武汉时又培养了马可、舒模、严良堃等音乐家，并协助周恩来、田汉组建了10支著名的抗敌演剧队，其中的五队和七队1946年夏天在广州“复员”，该队里的丁波、吴狄舟、林韵、徐洗尘、李门等人后来成为了华南文工团、广东省文艺界的骨干。[4]
1938年秋冬武汉失守前，周恩来安排冼星海来到鲁艺音乐系任教（次年，冼星海即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音乐系主任）。冼星海于当年11月来到鲁艺音乐系时第二期学员即将结业，他从中挑选了李焕之、李凌、梁玉衡、李鹰航等10人组成“高级班”，进一步学习作曲理论和指挥技艺。1939年初开学的第三期是冼星海主要任教的班级，学员有王莘、卢肃、时乐濛、罗浪、韦虹、陈强、刘炽、李群、莎莱等60余人。1940年初招收的第四期学员有张鲁、张棣昌、周国瑾、李尼、边军、黄准、朱荣辉等40余人。同年5月，因为上级的工作安排，冼星海离开了延安。所以鲁艺音乐系第二期高级班、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学员，直接承受了冼星海的教泽。[5]
延安当时的生活条件艰苦，各种物资供应缺乏。院内外的领导人对冼星海这位留学归来的南国之子非常关照，送给他延安很少见的大米、饼干、白糖、香烟、咖啡，每月发给他12元津贴（其他教员只有8元）。院里还特别在冼星海住的窑洞隔壁，给他增设了一孔窑洞作为创作室，并特意安排了会演奏多种中外乐器并能演唱粤剧的广东开平籍学员梁玉衡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梁玉衡平时有空或写作业时都待在冼星海的创作室里。
四、“广东仔”与延安“鲁艺”
鲁艺音乐系当时有许多来自广东的学员，他们自称为“广东仔”。广东人比较怕冷，院里给冼星海的创作室配置有火炉。冼星海喜欢热闹，喜欢结交朋友，许多学生常聚集在这里一起取暖、交流、读书、议事，有时还能与冼星海共享在延安很难吃到的羊肉等食物。[6]这些“广东仔”里很多人都会演奏中外乐器，他们成为冼星海指挥演出《黄河大合唱》时混合伴奏乐队与延安最高水平的交谊舞会伴奏乐队的主体。广东台山人李鹰航会演奏多种中外乐器，还在延安文化俱乐部里发起组成了一个国乐社，吸引了许多业余的国乐爱好者加入。
由于共同的出生地、乡情、乡音和特殊的文化，鲁艺音乐系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冼星海为核心，说广东话的“广东仔”集群。冼星海曾经寄语他们：“你们一定要认真地学习，（抗战）胜利后回到广东建立一个正规的广东音乐院。”[7]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些“广东仔”对中国音乐，特别是广东省音乐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这个“广东仔”集群里的台山人李凌，1939年以后被派去“大后方”重庆等地开展“新音乐”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又在上海、粤港创办中华音乐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中央歌舞团及中央乐团团长，编写、出版过多本广东音乐的书谱。1963年他提出“以轻（广东音乐）代黄（黄色音乐）”“百货中百客”等主张，《光明日报》和《人民音乐》为此刊发了数十篇文章对此进行批判。“文革”末期，他被文化部安置到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史组工作，我作为副组长竟然成了他的“顶头上司”。[8]“文革”后李凌曾担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和顾问等职务。祖籍福建厦门的李焕之，由于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既会说广东话又会说国语，成了鲁艺音乐系这些“广东仔”与外人交流的翻译和桥梁。李焕之曾经在上海入学国立音专，从鲁艺第二期高级班结业后冼星海把他留在音乐系任教。冼星海离开后李焕之接手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了秧歌运动，1949年后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团长、中央歌舞团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创作了许多杰出的声乐与器乐作品。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里，他指挥的“北京青年民歌合唱团”（团长唐荣枚）获得合唱比赛的金质奖章。1985—2000年他被选举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第二任主席。
罗浪是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华侨，也讲广东话。在鲁艺音乐系三期学习时，冼星海在指挥课上注重挖掘音乐作品的深邃内涵，这使他获益匪浅。1939年夏天他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后来担任抗敌剧社及军区军乐队指挥时，陆续接收了日军、国民党军队的铜管乐器，组成了“华北军区军乐队”。1949年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时，罗浪作为联合军乐团总指挥，首次指挥吹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曾任解放军总政军乐团的首任团长。
广东中山人韦虹生于洋行高级职员家庭，早年在武汉、上海读书，受到良好教育。1938年春天在武汉合唱团里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底被派去延安入鲁艺音乐系第二、第三期学习。冼星海要求学员热爱与熟悉民歌，提倡适应战时需要的“5分钟作曲法”。次年夏天韦虹随吕骥奔赴晋察冀抗战前线，1949年后在广州、沈阳、吉林等地工作，1978年调至北京担任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
广东人朱荣辉也是冼星海指挥演唱《黄河大合唱》时伴奏乐队的成员，后来曾在昆明担任云南省文艺学校的校长。
五、“广东仔”在广东
广州解放后，先由冼星海的学生孟波担任广州市文化局局长。后来他调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时，主持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因此被称之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之父”。
其后延安鲁艺音乐系里的“广东仔”陆续在广东登场：
冼星海在鲁艺时的学生李鹰航，解放战争期间任职于东北的多个文艺团体和高等院校。1956年省级成立音乐家协会时，他从哈尔滨调回家乡担任广东省音乐家协会首任主席，领导创办了广东省音乐专科学校，实现了冼星海的夙愿。不久他被打成“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后再次被选举担任广东省音协主席。他曾经陪伴我去看望也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何安东，协商撰写其传记的事情。
广州人周国瑾1938年到延安考入抗日军政大学，1940年由冼星海批准免试转入鲁艺音乐系第四期学习，后来他参加秧歌运动，任职于中央管弦乐团。李鹰航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时任广东省音乐专科学校校长的周国瑾于1958年继任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的第二任主席，1962年周国瑾还主持创办了名扬全国的“羊城音乐花会”。1980年李鹰航再次担任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后，周国瑾升任为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文革”后，并几次邀请我去广州观摩了“羊城音乐花会”。
由于在延安时梁玉衡负责照顾冼星海，使得梁玉衡得到了冼星海更多的言传身教。冼星海离开延安前，还以古诗《木兰辞》里“寒光照铁衣”一句，特意给学生梁玉衡取了个“寒光”的笔名，后来梁玉衡一直使用“梁寒光”这一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梁寒光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音乐部主任、上海歌剧院副院长，作有《蓝花花》（合作）、《赤叶河》《王贵与李香香》等歌剧。1981年他调任广州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后曾任深圳市文联副主席兼音乐家协会主席。
广东梅县人张棣昌是著名电影作曲家，曾经给《赵一曼》《党的女儿》《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甲午海战》等30余部影片作曲，1985年从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团长调任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主持了“星海园”的落成与冼星海骨灰的安放。我也参加了这场仪式，“星海园”与番禺冼星海纪念馆里展览的冼星海照片，都是由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承担制作的。
1990年以后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的两任主席，分别是我的学长赵宋光（1960年我从附属中学升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时，他已经毕业留校在该系担任助教）和郑秋枫（1962—1965年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时，曾经与我住在同一个寝室）。
还有以下两位重要的广东籍音乐家较少被人述及，应该予以关注：
广东梅县人李树化，1919年赴法国留学，1925年归国后担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教师（系主任萧友梅，冼星海同年在此校开始了专业音乐生涯）。1929年后李树化担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音乐教授，1933年该校建立音乐系后任系主任，培养了我们音乐研究所的创办人李元庆、中央歌剧院的指挥黎国荃、著名歌唱家盛家伦和张权等音乐人才。抗战期间李树化曾经由萧友梅介绍任教于福建音乐专科学校，1949年后任浙江大学教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1959年他与法国籍妻女离开了中国。
李树化在北京任教时的学生老志诚是广东顺德人，是20世纪30年代起活跃在北京、天津的著名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曾经为刘天华音乐会上的二胡演奏担任钢琴伴奏。他写作的钢琴曲《牧童之乐》，1934年获得齐尔品在上海举办的“有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的二等奖。1949年以后曾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
广州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对外开放通商的港口之一，同时也成为了西方思想、文化输入中国的窗口。在广东爆发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戊戌变法”，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统治。百余年来萧友梅、冼星海、马思聪等广东籍音乐家和延安“鲁艺”音乐系里的“广东仔”，对中国和广东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名垂史册的巨大贡献。
笔者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在广州举办的“首届南国音乐花会”期间，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承办的理论研讨会主题是“百年来广东音乐家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本文根据2016年11月26日笔者在此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补充而成。
本文原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注 释
[1].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
[2].廖辅叔：《萧友梅传》，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年。
[3].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在广播电影电视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1982年联合召开的“音乐家向隅同志纪念会”上的讲话。
[4].向延生：《周恩来建立与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抗敌演剧队的音乐活动综述》，《音乐研究》1997年第3期。
[5].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编：《延安鲁迅文艺学院校友录》，1995年内部发行。
[6].冼星海在延安时的日记，转引自《冼星海全集》（第1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87页、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