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延安鲁艺音乐发展的历史之维
峥嵘岁月的歌
——忆“鲁艺”河防将士访问团
张鲁
受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委托、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委派，1942年2月3日我们出发去绥德、米脂、佳县一带慰问保卫边区、保卫河防的将士们。另外，大家还担负着一个任务：即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收集民间音乐，包括戏曲、器乐曲、说唱等民间传统音乐，对其进行整理、研究、加工和再创作，目的是繁荣解放区的文艺创作。
成立于1938年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其办学宗旨是服务抗战；培养艺术干部；研究正确的艺术理论；继承中国民族艺术遗产；建立新艺术。所以“鲁艺”一直十分重视对民间音乐遗产的继承，提倡“鲁艺”师生深入生活，去收集、挖掘、整理、研究民歌民乐，并在此基础上加工创作出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的原则，“鲁艺”在音乐系主任吕骥的倡导下设立了“民歌研究会”，开始收集、整理和研究传统民歌的工作。吕骥、安波、郗天风、树连（李凌）、铁铭等同志是这个研究会的元老。1941年民歌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参加者主要有：吕骥、向隅、安波、李焕之、马可、关鹤童、刘炽等同志。“鲁艺”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所以一般每届学员的学制为三个月，学习期满后结合各系各专业的情况，把学员分成若干小组分头下乡实习，或组织流动性的文艺工作团到边区各地边演出边收集整理传统艺术。“河防将士访问团”就是这样成立的。
访问团一行九人，由木刻家马达任团长，音乐家安波为副团长，团员有美术系焦心河、庄言，音乐系关鹤童、刘炽和我，文学系的邢立斌、张潮。出发前吕骥同志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会，强调了收集、整理、研究民间艺术尤其是民间音乐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他说：“中国民歌流传了几千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很丰富多样，它记录了各个时代劳动人民的生活，反映了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劳动、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希望。”他还举例说，1927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各根据地的军民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斗争中，运用民歌的曲调填入革命内容的歌词，给传统民歌注入新的血液和新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揭露地主阶级残酷剥削、歌唱土地革命、宣传妇女解放、鼓励青年参加红军，还是少年儿童放哨、识字学文化等，无不充满了革命激情，而且富于本地域本民族音乐特色，这些新民歌对根据地广大军民巨大的宣传、教育和鼓舞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同样，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晋察冀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也创作了许多反映抗战生活的民歌，这些民歌都是鼓舞人民将抗战进行到底的有力武器。所以他再三嘱咐我们：“一定要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到民众中间去挖掘那些有积极意义的艺术题材，将其创造成对抗战有益的精神食粮贡献给浴血奋战的广大军民。”吕骥同志的讲话让我们感到这次访问之行意义重大。
一、绥德：为王震将军的三五九旅演出
我们到达的第一站是绥德地区，警备区俱乐部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和我们商定了具体的活动日程。既然是慰问，那就必然有演出，我们认真地研究制定演出节目计划。我们九个人中，只有四人是音乐系的，如何组织一场晚会呢？真让我们大费脑筋。最后我们商定，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并分工合作演出，能独唱的独唱，能对唱的对唱，能参加小合唱的参加小合唱，最后九个人来个“大合唱”，尽可能丰富多彩，尽可能多给将士们唱几首歌。
经过两天的精心准备，终于排定了第一场演出的节目单：安波独唱他编写的《夜摸营》等歌曲；刘炽演唱眉户调《张良卖布》；我唱《十二把镰刀》；关鹤童与我对唱《黄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口曲》；安波和我又对唱我们二人创作的《中国共产党怎么样？》；九人合唱《枪口对外》（冼星海曲）、《大刀进行曲》（麦新曲）等。这样晚会估计能进行一个半小时。我们把节目单交给俱乐部主任征求他的意见，他们很满意，并十分高兴地告诉我们：“你们到这里演出很辛苦，为表示将士们的一片谢意，今晚晚会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桶红枣汤。”
这场演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王震同志和三五九旅的领导都要来观看，而且这是“鲁艺”在绥德的第一次露面，必须给河防将士们尤其是威震四方的三五九旅将士们留下一个好印象，为“鲁艺”增光。所以大家既兴奋又紧张，都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决心和信心准备上台。
演出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九人合唱。这个节目很成功，大家精神饱满，声音洪亮，唱得雄壮激昂，全场掌声如雷。第二个节目是安波同志的《夜摸营》。安波是山东人，嗓音粗犷，这首歌歌词幽默风趣，曲调欢快诙谐，而且安波在演唱时用的又是山东方言，唱得妙趣横生，全场掌声、笑声不断，唱完后战士们高声喊着“再来一个！”晚会的气氛十分热烈。我在后台做着上台的准备，因为安波同志唱完后就轮到我了，前几个节目的成功让我感到压力很大，生怕自己唱不好给“鲁艺”丢了脸。而越紧张就越没有信心，只觉得喉痒口干，胸闷气短。这时看到后台一侧放着一只水桶；灯光下桶中的水闪着红红的波光，忽然想起俱乐部主任说要为我们准备红枣汤，心想这可能就是那桶红枣汤吧。为了压压紧张的心跳，润润干涩的嗓子，我急忙拿起桶边的一只饭碗舀了大半碗“红枣汤”，咕咚咕咚就是三大口，当咽第四口时忽然觉得不对劲，一股刺鼻的煤油味扑鼻而来：啊！原来是点灯用的煤油！可这第四口想吐已来不及了，就在明知是煤油的情况下仍把它当“红枣汤”咽了下去。这下我意识到情况危险，当时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哎呀！我要死了吧？这时只听台前报幕员正在大声报幕：“下一个节目，独唱《十二把镰刀》，演唱者，张鲁！”战士们的掌声响了起来，可我却上不了台，嗓子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了。报幕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过来催我上台，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故，连忙重新报幕并让人把我送到舞台后面的窑洞里，又急忙向王震同志报告情况。王震同志一听就急了，忙派人找卫生员，条件所限，卫生员一时来不了，王震同志急得大发脾气，全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后来赶到两位医生、护士，采取紧急措施，让我吐出了煤油，又让我服了泻药，这样不断的上吐下泻，整整折腾了大半夜，第二天才恢复了正常。两位医生和护士也整整护理了我一夜。第二天一大早，王震同志又派秘书来询问我的病情，让我又感激又内疚。一个统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将军这样关心爱护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而我第一次为河防将士们演出就出了这样尴尬的事情，实在是惭愧万分。这件事让我反思了很长时间，这说明自己还不够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资格，还应该不断地磨炼自己，使自己在心理和艺术水平各方面更成熟一些。我决心要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在舞台上要沉着、冷静，不能再发生这种不该发生的事件了。
以往在延安时，我们每周都去杨家岭或王家坪为首长们的周末舞会伴奏，在舞会休息间为大家唱几首歌，和中央机关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一起过欢快的周末。我那时是“鲁艺”音乐系学员，所以常去为舞会伴奏。这次来到绥德，我们也和俱乐部一起为首长们举办了一次联欢会，好让三五九旅的河防将士们休息休息，娱乐娱乐。联欢会上，除了我们的节目，还有警备区宣传队的节目，还增加了交谊舞等节目，这就使联欢会显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那天王震同志早早就到场了，马达团长带我们去见王将军。当介绍到我时，王震同志亲切地握住我的手仔细询问我的身体情况，询问喝煤油有没有给我带来大的伤害。我红着脸向王震同志表示感谢，并告诉他今晚我要专门为首长演唱《十二把镰刀》，请首长指教。
联欢会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我的《十二把镰刀》，受到了全场的热烈欢迎，这也为我找回了自信心。从此以后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场合，我都没有再紧张过。接下来是宣传队的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他们自己创作的节目；业余艺术团则表演了大秧歌、旱船等传统节目，最后是交谊舞会。在舞会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和关鹤童还演唱了《河边对口曲》（1938年我去晋东南慰问八路军，1939年我返回延安“鲁艺”给星海当秘书时，给他唱了不少民歌，他觉得很有味道，当演唱《黄河大合唱》时，他觉得唱《河边对口曲》的演员不能准确地表现他的创作意图，特意换上了我和关鹤童，从此这首歌就在黄河两岸流传开来）。在这个舞会上，我们两人再一次用真挚的感情诠释了这首歌的内在精神，因而得到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慰问演出和联欢会结束后，我们就开始深入到群众中去收集和整理民歌，这是出发前吕骥同志反复交代的任务，也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在联欢会上我们结识了业余文工团和三五九旅宣传队的许多朋友，我想通过他们学习到更多来自民间的音乐。所以联欢会结束后，根据访问团成员不同的专业和任务，我们决定分组分头工作。马达团长他们收集民间文学和美术方面的作品，我们四个人负责收集民歌和民间音乐。为了更有效地工作，安波同志专门召集我们研究每个人的具体任务。我提出过去接触部队的机会较少，昨晚联欢会上认识了宣传队长，并从他那里了解到部队内有许多会唱民歌的人才，所以想与宣传队一起留在部队，在部队中进行收集。安波同意我留在部队，而且给我增加了一项任务，就是给宣传队进行艺术指导，帮助他们提高歌唱水平，并说这是应宣传队之邀。我欣然受命，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信任与考验。其他三位同志的分工是：安波除收集民歌外还要搞社会调查，收集英雄模范人物的素材；刘炽到业余文工团；关鹤童在附近农村进行收集。
我们四人兵分几路，到各自分工的地方去收集整理民间音乐。说来奇怪，我要去宣传队的消息不知怎么很快传到宣传队。早晨出发之前，宣传队长和班长就早早来我们的住处接我，让我又感激又惭愧，还有些不安。因为我那时只有二十几岁，即将从“鲁艺”音乐系第四期毕业，自认为工作经验还很不足。虽然在1938年曾和安波随“鲁艺”实验剧团到晋东南慰问过八路军，但这次是收集整理民歌、慰问部队再加上指导宣传队几项任务，我感到这点经验远远不够。但我转而一想，这次到宣传队来指导对我不仅是一次考验，也是个很好的实践锻炼的机会，不但可以在实践中提高认识、积累经验，而且还能向部队里的民歌手们学到许多东西。这样一想心里就踏实多了。因而我抱着向同志们学习的心态来到了宣传队。我决心从“鲁艺”的学生变为实际生活中的学生，要从头学起。可是他们却把我看作来自“鲁艺”的文艺“专家”、远道而来的客人，对我十分热情，处处给予周到的照顾，这让我感到很是不安。于是我找队长，向他说明我到部队的目的是深入生活，向大家学习民歌，希望大家把我看成部队的一员，看成一个新兵、一个学生，千万不要把我当客人。队长和指导员解释说，他们知道在第一次演出时我发生了那件事故（指喝煤油），没有听到我唱歌，大家感到很遗憾，这次联欢会上，听了我的《十二把镰刀》，觉得唱得实在太好了，所以向安波同志提出要求，请我来宣传队作指导，大家是真诚地欢迎我。我说：“你们那天的演唱水平确实不错，声音洪亮，吐字清楚，情绪饱满，感情充沛，而且部队里有许多会唱民歌的人，我是从心底里想做你们的学生，拜你们为师啊！”队长、指导员看我一片真诚，渐渐也就不再把我当客人了。
在宣传队的工作是愉快而充实的。我们互为师生，互相学习，相处得十分融洽。我在指导他们唱歌之余还为宣传队写了《小八路》《新少年》两首歌曲，亲自教他们唱，演出后效果很好，尤其是《新少年》，这首歌曲是二部合唱，每次演唱都引起战士们的掌声喝彩，因此宣传队就将这首歌作为他们的队歌。这对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而我在与宣传队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中收获更大，向他们学到了许多东西。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从宣传队的一位陕北小姑娘那里听到的一首很动人的歌，歌名叫作《黑狸猫》。小姑娘年方十八，音域并不太宽，但却是个女中音的材料，歌声醇厚，感情深沉，我向她学了三次才学会了这首歌，并记录下来，至今难以忘怀。
谱例
黑狸猫
这是一首爱情歌曲，在陕北当地，老百姓称这类歌为“酸曲儿”。但我觉得这首歌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愤怒控诉。在根据地建立之前，这里的青年男女婚姻一直不自由，十几岁的姑娘嫁给六七十岁的老头子是寻常的事，而相爱的青年男女却不能结合也是司空见惯的。所以人们就用民歌来表达他们对这种残酷封建礼教的控诉和他们争取婚姻自主的美好愿望。这首民歌就是一首充满了哀怨、愤怒和渴望的歌。虽然曲调简单，但内在感情却很深厚，而且旋律也很优美。后来回到延安，生产大运动时，贺敬之同志听了我记录的这首歌，认为它很有再创作的价值，于是在旋律上用了变奏手法，把节奏加快，略加装饰，填上新词，把它改编成一首新歌《秋收》：“九月里九重阳，秋呀秋收忙，谷子呀那个糜子呀上呀上了场……”这首歌由我唱出后很快就在延安流传开来，群众在田间、场院里劳动时就常唱这首歌。
在宣传队里有一个南方来的老崔，他是炊事班长。老崔会唱南方民歌，我常利用帮厨的机会向他学唱江南民歌。在宣传队的这段时间虽然不长，生活也比较艰苦，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音乐上都有很大的收获。将士们不怕苦不怕死的斗志、宣传队员们热情高涨的乐观主义精神，都让我感到我们的事业是必胜的。在向部队里的民歌手学唱民歌的过程中，我愈加认识到民歌是民族音乐的一个宝库，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不努力去挖掘、研究和继承，我们的民族音乐就会失去发展的基础。想起在音乐系学习时，吕骥同志让我利用假期到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向老艺人李卜学习，我认真地跟他学习了《张良卖布》《五更鸟》和眉户调，向史雷学习了《十二把镰刀》，这些都为我后来成为作曲者和歌唱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次在部队的学习更加坚定了我搞民族音乐的信念。
二、米脂：《哀乐》祭英灵
圆满地完成了在绥德的慰问、指导和收集民间艺术的任务后，我们决定到米脂去。本来准备打起背包徒步出发，但俱乐部主任告诉我们，王震将军要派车送我们到米脂，这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将军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爱护。这样我们高高兴兴地坐上汽车，用了两三个小时就到了米脂。
很早就听说米脂号称“乡乐之地”[1]，而且民歌流传很广。据曾刚同志在他《心声录》中记载：“乡乐，在米脂源远流长，誉满全国。它出自米脂果印斗区常石畔村。传说吹奏能手层出不穷。清末时，常聚财、常义财兄弟二人为迎接某学台大人，一口气吹奏40华里，深受学台赞赏，当即启奏‘圣上’封为官吹，从此米脂吹手子弟均可参加科举考试。”还听说米脂中学的师生们喜欢演唱民歌，所以我们到了米脂等于到了民间音乐之乡，对我们收集民歌一定会大有帮助。
到达米脂后我们马上开始工作，当然首先仍是对河防将士们进行慰问。当地驻军和米脂中学十分欢迎我们。我们决定和米脂中学联合起来为将士们演出。所以到米脂后第二天我们便开始紧张地排练节目。我在这次演出中改唱《五更鸟》。演出同样大获成功。让我欣喜异常的是，通过这次演出我发现了不少民歌演唱人才，那就是米脂中学的学生们。他们年纪不过十三四岁，但歌唱得十分有功底。尤其是女声独唱，声音清脆，感情激越，歌声悠扬，印象深刻的有杜锦玉、田家凤、王亚梅、刘荆兰几个女孩子。后来这些女孩都被鲁艺工作团选中参加了1943年春节秧歌队，并成为有名的陕北民歌手。她们还为我们口授民歌。
慰问演出之后，我们又分头进行采访和收集工作。这里不愧是民歌之乡，我们每个人都收集了许多当地民歌。最可喜的是县民政科负责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著名吹奏艺人常峁儿。我和关鹤童决定重点采访他。经过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总算来到了有名的吹奏之乡佳县果印斗区常石畔村，见到了陕北闻名的吹手常峁儿。
初见常峁儿我们感到很惊讶，原以为他会是个饱经风霜的老艺人，没想到他竟是个四十来岁高大健壮、质朴和善的陕北大汉，听说我们来向他学习民乐，他憨厚地笑着迎接我们。村民听说延安“鲁艺”的读书人专门来向常峁儿学吹奏，也都奔走相告，一大早就都聚在常峁儿家的院子里。据他讲，他家的土地并不多，主要是靠给十里八乡的群众办红白喜事，以吹奏养家糊口。这时一位来看我们的老者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说：“常峁儿可是米脂县吹手的第一把交椅，他一口气能吹二十多里地哩！你们好好向他学吧！”一边说一边伸出大拇指，一脸的自豪与真诚。常峁儿说他的先辈都是以此为生的，他从小就跟父亲学吹唢呐，吃的苦就别提了，每天天亮就开始吹，吃完饭吹，睡觉前还要吹，吹不对就挨打。我们从他朴素直白的叙述中了解了吹手成长的艰辛，对他更加敬佩，就要求他给我们吹几首曲子。他熟练地操起唢呐十分投入地吹了起来。常峁儿是个真正优秀的吹手。他一举手就是一个优美的吹奏手的姿态。再听他的吹奏吧，每一个音节，每一段旋律都充满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其感情之真，音色之美，乐感之醇都是我从未领略过的。我们三个人都被他的唢呐声陶醉了。
常峁儿一口气为我们吹了《将军令》《大摆队》等十几首曲牌，之后又陆续吹奏了其他曲牌，我们从他这里共收集了三十多个曲牌。这些曲子在他的口中吹奏出来风格各异，高亢的如行云流水，低沉的如细雨缠绵，欢快如珠撒玉盘，舒缓似春蚕吐丝，喜悦时令人心旷神怡，悲伤时让人鼻酸难耐。无论喜怒哀乐，听后都让人回味无穷，颇有绕梁三日之感。尤其让我们动情的是那首丧礼用乐曲[2]，常峁儿最初吹这首曲子时，并没有说明它的曲牌名，当他突然吹出这首如泣如诉的乐曲时，我们都几乎要掉眼泪了，于是就记下了这首乐曲的谱子，这便是现在全国通用的《哀乐》。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李焕之同志的回忆，还这首曲子产生的历史真面目。
常峁儿吹出这首悲曲之后，我们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和强烈的感染，于是关鹤童就记录下了这首乐曲的曲谱，后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将它收入1945年4月油印出版的民间音乐研究资料丛刊之四《器乐曲选》。那么《哀乐》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要从志丹墓的移灵说起。
1943年春，按照刘志丹同志家乡人民的要求，党中央决定将刘志丹同志的灵柩从山西移回陕北志丹县。志丹陵园建成时要选一首祭奠英灵的曲子。“鲁艺”音乐系的教员向隅同志找到这首悲曲的曲谱，让我和李焕之、刘炽、关鹤童共同讨论看能不能用于志丹墓的移灵。我和关鹤童曾经亲耳听过常峁儿吹奏这首乐曲，当然没有意见，并向大家介绍了收集这首曲子的经过，于是决定一个音符也不改，完全照用。为了加强演奏效果，刘炽同志建议在乐曲结尾处增加一个“fa”音，但大家反复推敲后没有采用刘炽的建议，仍用原来的结尾。
曲子选定后，“鲁艺”组织了迎送灵柩的乐队，由向隅同志任队长兼小提琴，队员有李焕之（手风琴），我（三弦），彭琰（板胡），时乐、程瑞徵（小提琴），王元方（低胡），徐徐（打击乐）等大约十来人左右（刘炽同志并未参加志丹灵柩的移灵乐队）。
从延安出发前，“鲁艺”组织学生都去抗大参加迎灵大会。中央派林伯渠、刘景范同志乘汽车前去迎灵，我们随同前往，一路上哀乐低沉，山川为之动容。当灵柩来到清凉山下时，很多群众自发地拦车举行公祭，我们就停下来演奏《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哀乐》。后来沿途不断有群众拦车公祭，但为了赶时间，一般就不再停车，只奏《哀乐》来表达我们与群众的共同心声。但老百姓对志丹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实在令人感动，六七十岁的老人、几岁的小孩子都从山坡上来到灵车经过的沟底，有的跪在地上焚香拜祭，有的拿着几个鸡蛋作为供品表达哀悼之情。他们用最传统最真挚的方式来祭奠英灵。就这样我们从延安到志丹陵走了三天，小毛驴驮着行李，而我们自己背着乐器，只要见到群众公祭就要演奏。当把灵柩迎送到志丹县城时，停留在半山上，我们都累得精疲力尽了，但是这时是祭奠英灵最庄严最隆重的时刻，我们丝毫也不敢松劲，有时一人要吹弹两种乐器，比如焕之同志除了拉手风琴还要吹笛子（后来有文章说刘炽吹笛子，与事实不符）。当志丹灵柩由山上迁移到志丹陵举行典礼时，这首《哀乐》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哀乐》也由此成了中国人民悼念故去领导首长的专用乐曲。也就是说，《哀乐》从根本上是一首传统的民间器乐曲，不是某一个人创作的，因为它代表了人世间最真挚、最朴素的情感，从而千百年来被民间广泛传奏，它的流传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而音乐家只是真实地记录了人民群众发自心底的感情而已。所以谁也没有资格将它据为己有。我们在宣传某一位艺术家的历史贡献时也要尊重客观史实，不能虚构、夸张，更不能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1999年11月5日《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叫作《哀乐送刘炽》，文中感情深沉地写道：“《哀乐》送走了它的作者”，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从常石畔村满载而归让我们情绪振奋，便更加辛勤地到各村各乡去收集民歌。乡亲们不但热情地欢迎我们，而且还非常主动地配合我们的工作。记得我们的一次民歌收集活动就变成了炕头联欢会，那天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我们没有出去，没想到晚上来了七八个民歌手，其中有两个妇女和一个姑娘，她们有些害羞，说什么也不肯开口唱，于是我们就先唱，以期抛砖引玉。果然，几个歌手争先恐后地唱了起来，一首接一首，而且唱到动情处就在窑洞里扭起了秧歌。我们记完歌谱后，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载歌载舞，热闹欢快。虽然没有更多的乐器伴奏（我拉板胡，刘炽吹笛子），都是按照刚记录下的谱子伴奏的，倒也新颖。收集活动变成了一场联欢会，直到大半夜大家才尽欢而散。这次联欢会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挖掘民歌素材。比如那位姑娘不好意思唱，这在以往的收集中遇到过多次，失去了许多收集优秀民歌的机会，而我们采取“诱唱”的办法，不但让她开口唱歌，而且制造了一个融洽欢乐的气氛，在欢乐的氛围中不仅收集到了民歌，也进一步加深了与群众的感情和关系。
三、佳县：《黄河九十九道弯》
佳县驻军办事处早已知道我们要来，已做了准备，所以我们一到马上就安排得十分周到。日程的第一项任务仍是慰问河防将士们，我们沿着黄河渡口到驻军的各个哨所进行慰问演出。这次我们九个人没有分工，一齐出动。县政府为我们准备了一头小毛驴驮行李。与前两县不同的是，在佳县的演出十分艰难，一是没有与我们共同演出的单位（如宣传队、文工团或中学生歌手），只能由我们九个人演出，而实际上只有八个人能唱。马达团长五音不全，嗓音不好，他的广东方言很重，吐字也不清晰，不要说独唱，合唱都困难。二是佳县驻军的各哨所十分分散，不集中，演出条件极差。我们就只好挨个到各个哨所去慰问。我们觉得，让每一位河防将士都听到我们的歌，这是我们的责任，再辛苦也要做好演出。于是我们把齐唱歌曲作为主要节目，独唱歌曲也增加。安波是我们四个音乐工作者中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一个，他的节目最多。我除了独唱《十二把镰刀》《五更鸟》，还和关鹤童对唱《河边对口曲》，刘炽唱蒙古调和陕北民歌。加起来也不下两个小时。每到一处我们就热情地为大家演唱，将士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守卫边区、保卫黄河，很少有机会听到这么多新颖、活泼、有趣的演唱，因而对我们的演出给予了最热烈的欢迎。战士们的掌声、笑声和“再来一个”的呼喊声让我们忘记了连日奔波演唱的疲劳，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慰问演出告一段落后，又开始了民歌的收集整理工作。佳县之行我们收集整理出了一首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民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至今仍能从广播、电视或街头巷尾听到这首豪迈有力的歌。
这首歌是在佳县的一个靠近黄河边的小村庄里收集到的。村名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这个小村上不过十几户人家，大都住在半山腰的窑洞里，靠撑渡拉纤度日，我就是在船夫艄公的窑洞里跟他们学会的这首歌并整理成曲谱。这是一支反映劳动生活的民歌，内容并不复杂，旋律也简单，且重复咏唱，但却生动地反映了黄河船工们生活的艰辛。从音乐角度讲，它的节奏不是劳动号子，而是在深沉的旋律中表现一种内在的沉重而又稳健有力的风格，我从这首歌里听到了黄河船工沉重的叹息和呼喊，也感受到了劳动的激情和欢愉。在一问一答两段唱词中，似乎看到了船工古铜色的胸膛上晶莹的汗珠，饱经风霜的脸上一道道皱纹，这难道不是中国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吗？所以我最初听到这首歌时就立刻被它感动了。简单的旋律更集中地反映着生活，体现着音乐形象。在学唱中分析曲调也就是探索民歌各种形式的规律和特点，分析演唱者的感情、表情、微小的动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必须注意他们演唱同样旋律而歌词不同时的处理手法和规律，如调式与语言的关系，应用模进、装饰变奏、乐句的使用等手法，正是这些，才有效地丰富了民间劳动歌曲及其他形式的旋律。
民歌曲调发展的手法是多样的，是促成民间音乐高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采用乐句重复与变奏的手法，是这首《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的最大特点。因而我一下子就理解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我们深入实际，向工农兵学习的重要意义。以往我们记录民歌，往往是先记谱后学唱，但这次听了这首船工曲，我却是先学会唱然后再整理成曲谱，因为我觉得生活是音乐最生动、最丰富的源泉，只有先理解了生活，才能更好地理解音乐。曲谱往往是生硬的，而船工的歌是他心中的血和泪铸出来的，才是活生生的。这种内在情感在呆板的乐谱中是表现不出来的。所以现在从一些录音带上听某些流行歌手用一种懒洋洋、拿腔提调的风格唱这首歌，我就不由得叹息，糟蹋了这首好歌了！
关于“酒曲”，就是在酒席上唱的歌。在米脂、佳县、绥德一带流行喝酒划拳的风俗，办喜事时更为流行，席间划拳时，输的一方便要唱一首歌然后再饮酒，酒席上所唱的歌就叫“酒曲”。我第一次听到这首“酒曲”就是在一家人的喜宴上，第一天我们到这个小村采风，正遇一家办喜事，因为没有准备礼物，不好意思入席，就在一旁观看，于是听到其中一个壮汉唱了这首歌，晚上闹洞房结束后，曲终人散了，我们找到那个唱酒曲的人并采访了他。他会唱的酒曲真不少，不同种类的酒曲大概有十多首，当天晚上我们记录了大概五六首，谁记的谱现在想不起来了，好像不是安波就是关鹤童。而我则虚心地向船夫艄公们又去学习如何演唱《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了。在学唱的过程中体会他们的内在情感，因而对这首歌的理解也就更加深刻。回到延安后，安波把曲谱交给我，由我在各种场合上演唱。
四、回延安
带着河防将士们的深情厚意，带着收集到的二百多首民歌的丰硕成果，河防将士访问团于1942年5月下旬返回延安，这时的延安已是杨柳依依了，我们受到“鲁艺”师生们的欢迎。
5月30日，我们聆听了毛主席介绍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重要讲话，对照毛主席提出的深入实际、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我感到这三个多月的生活实在太重要了，对我的一生都是巨大的受益。
6月6日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延安音乐晚会，延安各文艺团体都参加了演出，“鲁艺”的重头戏就是我们河防将士访问团的节目。安波唱了两首“酒曲”，我和关鹤童唱了《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我自己唱了《黑狸猫》，刘炽唱了一首蒙古族民歌。我们的节目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这些节目实际上都是我们三个多月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这些节目向领导和延安人民汇报自己的成绩，而观众们的掌声正是对我们成绩的赞赏和鼓励。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多少往事都随着岁月的流逝烟消云散了，但在我的心目中，“鲁艺”河防将士访问团这段经历永远不会消逝。它是峥嵘岁月里的一首青春之歌啊！现在，访问团中四个从事音乐的人中三位战友都已作古，只有我还在为自己喜爱的民族音乐事业尽着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我觉得我有责任将这段经历写出来，也算是对三位已故战友的怀念吧！
本文原载：《音乐研究》2001年第2期。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