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各民族共同拥有的自由殖民地

在以前的四百三十五年里，人们跨越大西洋的交通工具千奇百怪。有人用帆船漂洋过海，有人乘飞机飞过大西洋，还有一些游客选择乘坐各式各样的蒸汽轮船。有一次，两三个斯堪的纳维亚人思乡心切，打算用桨划回去，最后他们竟然真的毫发无损地到达了故土。

乔治·福克斯坐的那条小船毫无舒适性可言。小船漏水了，每两个小时船舱就会进16英尺深的水，船上的乘客和船员们必须不停地把水抽出去，这在一定意义上也算是创了纪录。但这样的场面对贵格派教友乔治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这条小船与他曾经待过的脏乱的监狱相比已经很不错了。尽管形势危急，他还是会照样走到甲板上和水手们聊天。只要有一个听众，他就会兴高采烈地发表自己的长篇大论——关于人类灵魂的话题。

史学中有两个话题我通常会避免。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两个话题，而是因为我太喜欢它们了。如果一个人想要为圣方济各或德雷顿的乔治写一本赞美书，那么就没有必要花大篇幅叙述中世纪教皇权力的扩张和17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徒运动的烦琐细节。这两个人的故事独自就能成书。说他们是生活的艺术家也好，说他们光荣高尚也好，你喜欢什么样，他们就是什么样的。但无论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极强的自信和永不磨灭的热情都在短时间内为世界的进步做出了实质性的巨大贡献，甚至超过了百分之九十的圣人。只有这些圣人的画像才会被展示在神圣的大殿里（教友乔治曾大不敬地把大殿称为“尖顶屋”），而这些大殿的大门往往并不对凡夫俗子敞开。

我不想过多地谈论这些。现在，天主教殖民地以“马里兰自由州”为人所知，在各方面都优于新英格兰海岸边的那些加尔文教殖民地。使天主教殖民地在帕塔普斯科河沿岸声名显著的是它的一种包容精神，这种包容精神正是源于殖民地创建者乔治·卡尔弗特的高尚品行。但至于翁布里亚山区的善良的哲学家对他产生了多少影响，这些包容精神又对国家政策产生了多少影响，很难去判断。

但是有了乔治·福克斯，故事就不一样了。

当所有的宗教运动还只是在精神层面进行，还没有演变出僵化教条的制度时，我们的最大困难就是，我们根本无法精确地判断出这些宗教运动对当时社会事件的发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有组织的针对奴隶制度的反对运动，首先是在宾夕法尼亚露出苗头的。但这就意味着威廉·佩恩的追随者们挑起了内战吗？我并不清楚。现在我们都知道第一批坚持监狱改革的人正是那些贵格派的教友们，他们在旧英格兰瘟疫肆虐的监狱里待过很长时间。不过，是乔治·福克斯教我们把罪犯当成病人而不是坏人来看待，还是当时的人普遍都这么想，重申一遍，我不清楚。

如果研究过佩恩为自己的美洲殖民地制定的“租界经营特权”，就会发现它的内容和几年之后托马斯·杰斐逊写在羊皮纸上的关于个人和民族自由的观点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因此我们猜测，这位来自阿尔伯马尔县著名的怀疑论者其实本质上有可能是一名贵格派教友。

历史的相似之处，使我们对一些发生概率很小的事件产生思维定势，轻易就能臆断出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却不会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得到证实。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如果威廉·佩恩能够将他的社会实验多延续几年，如果他的继任者们和他一样有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贵格派如果能取代清教徒成为美洲大陆的主宰，那么我们国家的历史必定会少了很多暴力，而且我们的民族一定会比现在更为和睦幸福。

佩恩提出的政权制度在美国并没有持续很久，最多五十年。但就在这短短的五十年里，贵格派教友们一直高举正义的火炬，从不停歇，努力照亮新大陆上每一处黑暗、隐秘的角落。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做这么多，却从来没有过分地吹嘘自己的高尚，也没有认为自己就比别人优秀，甚至都没有想过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和原则。

这对于一众教徒来说，是相当好的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任由地方小官员宰割，或是被绞死，或是被分尸，或是被鞭打至死，这些人并没有犯其他的罪，不过是有一些“异端”的观点。人们认为他们的观点危及了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利益和清教牧师们的尊严，也危及了一众虔诚的清教徒，这些人正为自己不断受苦而颇有优越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择的子民”。

这些异教徒奇怪但又有趣，他们始终严肃认真地对待圣经里的每一句话，有连续两代人走上了鞭刑台，走上了绞刑架，但他们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直到一位意料之外的、有能力的保护者出现，他们才免受迫害。

贵格派教友们不相信英国国教，不相信其他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教派。他们习惯于自己人聚在一起做礼拜，他们的礼拜很平和。贵格派不赞成暴力，他们对一切政治生活敬而远之。地方小官员们知道他们的习惯。对这些小官员们来说，在那个好时代，官司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收入：当商业萧条的时候，抓一个贵格派教友到法庭上，然后给他扣上没有给法官行脱帽礼的罪名从而罚些钱。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而且，这些奇怪的教友们不相信律师，因此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对这种非法逮捕的行为进行上诉。

这个现象很奇怪，历史上大多数热情的改革家们都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偶然的机会他们接触到了现实世界的残酷，此后他们震惊不已，心有余悸，于是便一直想着改变这个社会，至死方休。

佛祖释迦牟尼是这样的，圣方济各是这样的，乔治·福克斯也是这样的。现在轮到一位叫威廉·佩恩的年轻人了。

某天，科克镇当地的宪兵们决定实施一次小规模的突袭，从附近的礼堂里抓了尽可能多的贵格派教友。按照惯常流程，这些教友们将会被押送到警察局关几天，然后等法官审他们。想象一下，如果宪兵头儿在这群犯人当中发现了一位贵族公子，该有多害怕。宪兵头儿可怜兮兮地道歉。当然他可以说抓错人了，但这位年轻人会忘记自己悲惨的遭遇然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回家吗？

不，他不会。我们知道，正是因为这件事这位年轻人威廉·佩恩走上了贵格派运动的道路，他有了新的信仰，和被压迫的、脏兮兮的可怜民众站到了一起。

年轻的威廉一直对宗教或多或少有些兴趣。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坚定地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获得救赎。后来因为不去做礼拜，被学校开除了。但是作为威廉·佩恩爵士（埃塞克斯郡万斯蒂德家族，海军上将）的儿子，他人生的前二十年都是在那个并不适合公开表现自己情绪的社交圈里度过的，他没有勇气完全脱离开来。

然而，决定性的一步一旦迈出之后，他就不能半途而废了。他丢弃了自己的军装，宣布放弃从军，开始写小册子向所有嘲弄他的人解释他的信仰。他还成了一个著名官司的主角。在这个官司里，陪审团驳回了大审判官的指示，认为被告无罪。这一官司开创了司法先例，此后，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审判时都会参考这起官司。

然而这不是他唯一一次和当权者打交道。佩恩一直到处宣讲，无数次被送进监狱，又无数次被放出来。不断反复，直到他做了一些转变，整体的形势才有所缓和，甚至还有一些可笑。他想去美洲荒原建立一片属于贵格派的殖民地，这看上去虽然有些滑稽，但一度对他恼羞成怒的家人们为他能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高兴。

贵格派教友们对美洲大陆很是了解。他们就像早期的方济各会成员一样，总是去进行各种各样的探险活动。他们拜访过土耳其的苏丹王，见过俄国的沙皇，还与阿尔及利亚总督不期而遇。因为他们是一群单纯、真诚、自然的平凡人，没有通常那些布道者惹人厌的习性，所以他们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只要他们去的不是基督教国家，那么他们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被关了很久的玛丽·菲斯克从约克郡的监狱中被释放后，专门来到亚得里亚堡向土耳其苏丹求助。苏丹感到十分震惊，但他还是礼貌严肃地听完玛丽的遭遇，然后在土耳其境内许以她自由并给她配了个私人侍卫。

意外的是，俄国人和摩尔人也表现得很有礼貌。这些情绪高涨的教友去拜访他们，告诉他们如果人们不再争吵、不再偷盗、相亲相爱，这个世界将会变得非常美好。他们都认真地表示赞同，之后还邀请这些奇怪的访客稍作停留，共进晚餐。

但是在美洲，这些教友们遭受的待遇就大不相同了。贵格派的大多数人都被绞死了，剩下的也都要遭受鞭刑。而女教友们一直受到新英格兰牧师们的控制，只要是年轻貌美的女子的案件，他们都会添油加醋把案件升级成为女巫案，然后他们便可以抓住机会大肆迫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其他所有的教派都对美洲大陆避之不及。然而贵格派教友们却是另类，不得不承认，他们似乎很享受与命运做斗争。他们对土著人的幸福生活持有近乎孩童般幼稚的兴趣，他们想要寻找一个向全世界（尤其是新英格兰人）证明自己的机会，证明有比传统的用枪炮和威士忌酒更行之有效的解决土著人问题的方法。

1670年，他们的机会来了。

威廉·佩恩爵士去世了，把斯图亚特王朝给他打的一张八万美元的欠条留给了自己的儿子。斯图亚特王朝是正统的皇家借款方，但每当还款日临近，他们就突然变得像他们的祖先——那些最刻薄的格拉斯哥借款人一样吝啬。他们在金融方面还是有一定技巧的，喜欢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来偿还债务。所以关于这八万美元的债，经过好几年的协商，他们决定用一张地契来代偿。这片土地以佩恩爵士的名字命名，为“宾夕法尼亚”，位于特拉华和马里兰之间，可以向北或者向南延伸，随便你延伸到什么地方。

1682年12月1日佩恩从英国出发，坐着“欢迎”号向自己的新领地驶去。这是美国独立之前一次意义重大的移民活动。

新殖民地并不会像以前那些殖民地一样为大洋彼岸的董事们所有、管理和开发。不仅如此，佩恩是一个很会喊口号的人，他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称自己的领地是“为所有人类而建的自由殖民地”。

但是他想得太简单了，以至于离自己的目标渐行渐远。他坚持称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也同样是人。这样放肆的言论一说出口，其他殖民者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了——一个愚蠢的空想家，满脑袋都是不切实际、危险的想法。对于殖民者来说，这些印第安人无非分两类：要么是娱乐工具，用杜松子酒和彩色玻璃珠就可以逗他们玩；要么是魔鬼创造出来的邪物，被安排在美洲海岸，为的是从“上帝选择的子民”手中骗取财产。因此，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教徒都应该配备一把好枪。

贵格派教友违背了基督徒们遵循的规矩，他们“与印第安人和谐相处”，不欺骗印第安人，也不会带着枪和棍棒去教堂，甚至在去做礼拜之前把孩子交给印第安女邻居照顾。其他殖民者们认为佩恩和魔鬼之间一定做了什么秘密交易，于是他们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领地，反抗佩恩的这套邪恶愚蠢的“仁慈”政策。他们急急忙忙地布置下更多的火药以备不测。

除这些行为之外，1696年，贵格派教友在年会上宣布，奴隶制度与《新约》的教义相违背。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那些体面的人们认为，这种荒诞的殖民地治理手段不会有好的结果。不幸的是，他们说对了。

那些想要把耶稣的话付诸实践并为之努力的人似乎都有着相同的命运。起初那几年，乔治·福克斯、威廉·佩恩和圣方济各在这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我们不能说“他们终于成功了！这个世界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上帝可以拯救人们于苦难之中。虽然孩童们还是会出麻疹，老人们还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世，但日常生活中愚蠢的忌妒与怨恨都被当作是无用的东西，被人们丢弃了”。

不久，人们的激情慢慢消散，人们发现那些人并不是上帝的化身，他们是没有能力瞬间将整个世界从贫穷和瘟疫之中拯救出来的。于是大家哭号起来，说他们是可恶的骗子，是伪善的人，应该被绞死在高高的刑架上。可怜的佩恩，他把自己继承的所有遗产都奉献给了自己的殖民地，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的教友，为他们谋求幸福，为此无数次地进出监狱。可是现在，回报他的是一堆倒霉的事。他的孩子们有的死了，有的变成了酒鬼，还有一个在一座叫费城的城市变成了臭名昭著的恶霸。他最信任的朋友们都开始欺骗他，他的私人秘书想从他手里骗取六万美元，当他拒绝这种勒索时，他的秘书便以债务问题将他送进了监狱。与此同时，其他的殖民地，因为其“亲近土著人”的政策而对其发起了战争，这使贵格派的处境越发艰难。

1712年，佩恩中风了。显然，他也没有了日常的烦恼。接下来的几年，佩恩只能在自己乡下小屋附近的小路上活动。之后佩恩去世了，乔治·福克斯的美梦也随之消散了。

但这不是全部。

伟大的人像埃及的洪水一样，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奉献自己的力量，使这个国家越发幸福，越发繁盛，越发富饶。

作为一个教派，贵格派也遵循着一定的法则，这个法则规范着所有的社会组织。贵格派很快便丢失了教派创始人留给他们的最宝贵的财富——顺应精神。尽管如此，他们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慈爱、善良和包容，正是这些优点使他们比邻居加尔文派教徒和圣公会教徒更优秀。他们在自己的殖民地中，保持着个人自由的处事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宾夕法尼亚都显得与众不同。

毋庸置疑，我知道所有反对贵格派的言论，说他们贫穷、吝啬以及对任何事都严肃得可怕；说他们从不去剧院，不关注音乐，一直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是这样的！但他们有着最大的一个优点，那就是他们执着于自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