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形态分析

明朝是继汉唐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但由于评价角度不同，所以评价的结果也难以相同。尽管明朝无两汉之外戚骄横、唐朝之藩镇割据、两宋之岁币之耻，清朝修的《明史》也评价明朝“治隆唐宋、远迈汉唐”，但宦官专权、特务统治、皇帝昏庸却也是登峰造极。总体来说，明朝与之前的大一统王朝相比，各个方面并没有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化发展和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并未出现质的进步，甚至还出现了某些程度的倒退，比如皇帝权力更加集中和专制。

公认的明朝鼎盛时期是在明成祖至仁宗、宣宗时期，所以被后世称之为“永乐盛世”“仁宣之治”，虽然这一时期经济发达，但社会制度并未出现质的变化，依旧是承袭祖制而已。从1449年“土木堡之变”开始，明朝开始中衰，宦官专权和皇帝昏庸轮番上演，甚至同时上演，社会形态并没有质的改变。其间虽有张居正改革，但随着张居正的过世以及明神宗的昏庸，此次改革所带来的形势好转也只是昙花一现。由此便有了一个问题，即在明朝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好的前期，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日渐没落的明朝中后期，又如何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呢？尽管在局部出现了手工业甚至商品经济的繁荣，但能否借此说明明朝当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呢？

第一，从政治制度上看，由于明太祖废除了宰相制度，明朝政治制度较以往各个朝代，皇帝权力更加集中，大臣更加卑微，通过宰相权力对皇帝权力进行制度性的制约变得越来越难，这种窒息性的权力格局难以为新兴的商人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尽管明朝没有宰相，但有首辅，然而首辅与内阁并不是“法定”职位或机构，而是因为皇帝怠政而形成的惯例，首辅与内阁的权力因皇帝的喜好可以进行幅度较大的变更，因此首辅和内阁不足以对皇帝专权形成持久而有力的制约，这种体制自然难以为新兴的阶层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宽松氛围和社会环境。

第二，进入当政阶层的途径未有改变。明朝是科举制度变化最大的一个时代，虽然科举制度比以前更为严密和完善，但对思想的繁荣、文化的勃兴也起到了压制的作用。明朝在沿袭唐宋科举制度的基础之上，不但对考试内容做了圈定，也对答题格式进行规定，这种科举取士将文人“威逼利诱”到了一个读书只求当官，而当官只能通过科举考试的狭隘道路之上，不利于文化的发展以及各种类型人才的涌现。虽然在明朝中后期，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以及手工业在局部区域得到了发展和繁荣，但科举取士的选官机制和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得商人即使富甲一方，也难以依靠其财富光明正大地进入到当政阶层的序列之中，除非也走科举取士这一老路。

第三，完备的产权制度没有出现。只有对私有产权给予充分的保护，民众才有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对于商人更是如此。在产权制度不到位的条件之下，每逢时局动荡，富人最容易受到冲击。在发生饥荒之时，富人最容易遭到流民的哄抢。而且朝廷在需要增加税收之时，富人也最容易受到朝廷的打击和搜刮。在一个王朝建立初期，朝廷往往会强迫各地富人集中迁居到国都，既充实国都的经济实力，又防止富人与反叛势力结合或为反叛势力提供经济支持。之所以有富人勾结或依附官府的情形，其实还是因为产权制度未建立，富人因为没有安全感才去依附官府。据《明史》记载，明太祖时期的富豪沈万三在帮助明朝政府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墙之后，又自告奋勇地想出资犒劳军队，结果戳痛了明太祖作为皇帝的自尊心。朱元璋问：“朕有百万军，汝能遍济之乎？”沈万三说：“每一军犒金一两。”朱元璋说：“此虽汝至意，不须汝也！”富可敌国的沈万三被朱元璋所猜忌，认为他故意炫耀财富，有谋反之心，在马皇后的求情下才免其死罪，但将他流放到云南。像沈万三这样家大业大的富豪，但由于没有完备的产权制度保护其私有财产，往往会因为官方的搜刮而走向没落，这一悲剧并非只出现在朱元璋时期，在整个中国帝制社会也不罕见，当然也包括明朝中后期。

因此，在一个皇帝专权甚至专制的时代里，“一个人能不能拥有财富，不取决于他的经营财富的能力；他拥有财产的多少，不是取决于经营财产能力的大小，而是取决于经济能力之外的封建特权的拥有。……在封建社会，私人财产不能算作‘资本经济’的运动，而是‘特权经济’的再分配、再运动”。这种观点有点过激，但本质上还是符合事实的。明朝之前各代，尽管不一定是诸法合体，但民事性质的立法相对简陋，而商事方面完备的产权制度却从未建立，明朝中后期依然如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商人的财富得不到有力的保障，自然会影响其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即便有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活动，但难以据此就认为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第四，重农轻商的传统并未改变。从“商鞅变法”尤其是秦朝建立起，我国就开始有了重农轻商的文化传统。重农轻商的提出和实施，原本是一种统治策略，目的是为了将民众禁锢在土地之上，便于征收赋税，同时也为了限制商人囤积居奇，但这一策略却很快和我国农业社会的这一现实达成契合，因此逐渐地由一种统治策略演变成为民众的心理认同，当然它作为一项被历朝历代所采取的统治策略也被延续了下来。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深入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加上帝制社会持久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人们长时期处于一个虽然在经济上富裕但在政治上却卑微的尴尬境地，这大大地阻碍了商人阶层的壮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重农轻商这一传统在宋朝得以松动，商人地位较之以前有所提升，使我国的小农经济、手工业经济空前鼎盛，但这一传统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观。到了明朝，商人地位反而不如宋朝时期，商品经济繁荣程度也远不及宋朝，商人地位依然低下，明朝中后期的商人都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改变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歧视的能力，指望他们独立地登上变革社会形态的舞台，难免有些不现实。明清城镇的经济是繁荣过，但却始终没有出现根本性或质的变化，对此有学者总结了三点原因：“第一，社会的惯性使商业资本继续封建化；第二，商业利润高于产业利润，商人只能继续经营商业；第三，城市中牙行的存在，成为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的障碍。”

第五，我国农业社会的本质没有改变，并未给商业尤其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发展和壮大提供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我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国必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和农业社会，在明朝中后期，我国的版图除了在东北之外，在其他方向上并未有大的变化，当时的人口虽然较明朝初年有较大规模的增长，但依然未超出当时我国土地和资源的承受能力，民众没有创新原有生产模式从而使生活资料得以大规模增长的动力，因此当时我国的经济形态在整体上依然是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一个平凡的道理常常被人们忽视：在前工业时代，工商业的兴盛，必须有农业经济的长足发展，有足够量的农产品剩余，才可能会出现稳定的市场，脱离农业的工商业人口才能有基本的生存保障。”因此，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特征也就意味着农业产品被不断增长的人口所消耗，难以有存余来支持工商业的发展。而且，我国海权意识淡漠，我国民众的海域开拓意识不足，除了唐、宋、元三代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而致使海洋贸易较为发达之外，其他时期民间的海上贸易，朝廷并不支持甚至还进行压制。虽然明朝前期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但本质上还是为了炫耀国力，并不是为了扩大海外贸易，而且还极大地消耗了国力，而这一部分财力的损失，必然是政府从民众那里搜刮，间接地导致了民间财富的流失，这反过来又对重税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也就是郑和下西洋最后戛然而止的根本原因。

第六，从政府到民间，对于科技依然很轻视。由于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虽然在某些时期或某些区域，自然经济或手工业比较繁荣，但在整体上无法改变我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事实，这使得我国对于改进农具还比较重视，但由于商业活动较为局限，相应的，我国积极改进商品生产工具的氛围自然不足。古代社会对于读书识字极为重视，并将通过参加科举谋求当官从而实现人生理想作为第一追求，而对于潜心研究技艺的行为往往嗤之以鼻，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清流派”们依然嘲笑西方列强精巧的技艺是雕虫小技、奇技淫巧。所以，由于我国古代对于科技经常重视不足，而这不利于对商品生产工具进行改进，从而提高商品的生产率，明朝中后期也是如此。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明朝中后期我国的社会形态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并没有为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政治上依然是君主专制，较之以往朝代更加严重。经济模式仍然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扩大商品生产规模的社会条件并不存在，改进商品生产工具的氛围也存在缺失。重农轻商的社会氛围并未出现根本扭转，通过科举取士而不是经营商业依然是绝大多数人的首选之路。总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条件的社会化大生产、保护私产的产权制度、尊重商业的社会氛围，以及商人影响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等等这些因素都不存在。因此，纵然在某些时期或某些区域存在着小农经济或者手工业经济的繁荣发展，但也仅限于此，难以算得上是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资本主义是生产方式，同时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表现为政治、经济制度，也表现为某些普遍的观念；意味着市场货币关系，也意味着契约关系、法律关系”，它是一个体系或系统，而不仅仅只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雇佣人数的增长。

至于明清之际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为代表的大思想家，他们确实批判了君主专制对社会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但他们以及他们具有深刻哲理的言论也仅仅只可能出现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因为这段时期，明朝已经灭亡，清朝虽然已经建立但却忙于巩固政权，还没有腾出手来强化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在这个时间的夹缝之中王夫之他们才有机会“横空出世”，然而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以及高压的文化政策开始实施，尤其是一连串“文字狱”事件的爆发，社会舆论环境进一步收紧，别说抨击帝制社会的罪恶，就是普通的文学创作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思想家们后继无人，再也没有出现像他们一样激烈批判君主专制的后起之秀了。更重要的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还只是停留在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上，并未对新的社会制度做出切合实际的构想。思想家们的光辉思想，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绝响，这也说明了他们的思想并未得到思想界和民众的认可，因此难以说得上他们的思想是一场启蒙运动，因为只有他们少数几个人对君主专制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未形成一种传承久远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