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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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主流观点之梳理

传统主流观点认为明朝中后期在我国的江南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较为知名的证据有两个:第一,流传下来的对明朝社会的生产方式的一些描述,经过近现代一些学者的分析,认为当时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例如:《施复夫妇经营丝织业的机房》图画,讲的是明朝嘉靖年间吴江县盛泽镇的施复夫妇发家的故事,据此认为这反映了明朝中后期我国东南部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又如,《明神宗实录》记载江苏巡抚曹时聘在奏疏上说:“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又说:“染坊罢而染工者数千人,机房罢而职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根据这两则材料,历史课本就认为在明朝中后期的江浙一带,纺织业的部分生产区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将“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雇佣劳动的数量和规模状况作为萌芽单一标志的研究方法,其萌芽认定概念本身就是极为片面的”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6页。。恩格斯说“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8页。。尽管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不能认为一旦出现了雇佣关系,就认为存在雇佣劳动这种现象的社会形态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实际上,雇佣劳动的产生应该与人类文明的诞生一样久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找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起源,当然有误入歧途之嫌。”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载《学术界》2003年第4期,第232页。

第二,明清之际出现了一些宣扬“工商皆本”的主张。例如,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者。”据此认为正是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才会出现宣扬“工商皆本”的思想,这既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继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呼声,也带有早期资本主义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想,而这恰恰又是资本主义已经在意识形态萌芽的反映。尽管黄宗羲的这一认识很到位,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颠覆了自“商鞅变法”以来逐渐形成的重农抑商思想,但能否根据当时社会出现了这一种认识,就随之认定整个社会——至少是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地区——已产生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呢?如果该认识不代表普遍性,那么就不能说这已经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共识。

存在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并不代表有了社会化大生产,更不代表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为资本主义哪怕是处在萌芽阶段,需要经济模式、传统文化、国家体制等因素同步跟上,但明朝中后期的我国,在这些因素上与之前帝制社会笔者认为,从秦朝至清朝所实行的社会形态不是“封建社会”,而应该称之为帝制社会。“两千多年来,‘封建’二字在汉语中一直指称西周创建的那种制度,即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描述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与八世纪首先出现于法兰克王国,随后在欧洲流行数百年的那种制度颇为相似”,但秦朝至清朝已经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越往后越是如此,和马克思描写的欧洲邦国林立完全是两种相异的社会形态。吴思:《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418页。的各个时期相比,并无本质上的变化,所以即使有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商品生产,也只能说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出现了繁荣,倘若以此说明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恐怕言过其实了。“从学术史视角进行观察,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就是接续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界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这个论争又与那时中国很有可能出现一次新的现代化运动有关。争论的焦点就是‘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能不能凭借自身的历史动力走向近代’,能不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提供成长环境?”马勇:《现代化起点:以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心的讨论》,载《文化学刊》2015年第4期,第37页。

“现在学术界有人认为,50年代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是由邓拓1955年1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直接推动的。”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52页。但早在1935年,邓拓在其发表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之中对我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有其自体内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邓拓:《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4期。转引自马勇:《现代化起点:以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心的讨论》,载《文化学刊》2015年第4期,第37页。

除此之外,有关我国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以及能否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著名论著之一,便是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他在这篇文章之中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促进了这种发展。”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但经过学者研究,认为“无论是40年代解放出版社的该文单行本,还是晋察冀日报社、中国共产党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在同一部分、同一文章中却没有上述这段论述。因此,要么这一重要的论述为此前出版的著作(或某些著作)所遗漏,要么就是新版中‘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段论述都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52页。。言外之意,毛泽东的该论断在1939年最初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之中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在1952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之中新增加的,但由于他是开国领袖,因此该论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研究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影响深远,并被频繁地作为佐证资本主义萌芽确实出现过的重要证据之一。

毛泽东和邓拓之所以认为我国可能会独立地发展出资本主义,应该都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形态进化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都有从旧制度向新制度发展的固有动力,这一动力即使受到人为阻隔,也只是使社会发展缓慢下来,但却不会停止,自然包括帝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我国也不会例外。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则说明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局部的质变,产生了局部的经济和政治实体”曹守亮:《再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其研究的史学意义——与杨师群先生再商榷》,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44页。。换言之,不能由于我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就认为我国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萌芽。但是,如果明朝中后期我国的经济模式、传统文化、国家体制等因素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那么仅仅是生产模式在区部地区出现了零星的变化,就能够说那个时候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