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朝中后期并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并不见于当时所成形的著作之中，而是见诸近现代以邓拓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著述，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的相关论述。然而这也并不为过，毕竟“资本主义”一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两三百年前的中国是不可能出现这个词的。但是资本主义形态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必要非得纠结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命名，而应该关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与实际运行，如果通过探究发现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模式确实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即使当时成形的著作没有将那个时候的社会生产方式命名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也并不影响对其本质的认定，但问题是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模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吗？

存在雇佣确实意味着剥削，但并不意味着有工人阶级，也不意味着有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模式，更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形态已经出现。在小农经济或手工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商人为了扩大生产经营，赚取更多的利润，确实会雇佣一定数量的民众为其劳作，结果是雇主在剥削之中获得了更大的利润，而被雇佣者在被剥削者之中出卖了自己的劳力从而获得了收入。除了发达的城市，在农村也会出现雇佣他人从事劳作的情形，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会存在一段时间的雇佣关系，例如以前的“长工”和“麦客”就是这种情形。

但存在雇佣关系并不意味着存在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一般都是失去土地或仅靠土地无法生存下去的底层民众，他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并且随着这些人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之后成为一个与资产阶级相对应的人数众多、社会地位相似、生存方式与利益诉求类同的工人阶级，但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地区显然并不是如此，这是因为：（1）“机工”除了向“机户”出卖劳动力之外，目前还难以证明他们没有其他可以维持生存的耕种土地、养殖家禽等劳作方式，而且还要考虑他们的家属有没有自食其力的途径。（2）“机工”们即使人数众多，但并没有以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身份出现，也并没有自发性地组织到一起，提出相似的反映他们阶级诉求的政治纲领。（3）某些个生产作坊规模大，但它所存在的社会体系并不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它的产品销售区域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那么就很难说明作坊生产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说一个社会哪怕其局部区域是资本主义的形态，必须是该区域在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尽管可能很微弱，但已经孕育着一个即将来临的新时代。倘若一个社会的形态在文化符号上、利益诉求的表达方式上、民众心理上、政权结构上、商品流通上等方面都未发生质的变化，依然承袭的是旧的模式，或只是出现了量的变化，那么就算是出现了生产规模扩大、雇佣人数众多、雇佣关系长久等等众多新的生产现象，也不能说这个社会形态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农村也是一样，虽然“长工”或“麦客”在每年农忙之时都会出现，而且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每年都在重复，但并不代表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因为“长工”和“麦客”除了向“东家”出卖劳动力之外，他们还有耕种土地、养殖家禽等其他的生存方式，否则过了农忙时节无人雇佣，他们又何以生存？农民“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从事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因此，商业从来就是作为一种补充经济形态处于从属地位”。

所以，存在雇佣和雇佣关系，并不意味着存在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工人阶级，那么与之对应的资产阶级又何以存在呢？在新的社会形态里，最重要的两个阶级都没有出现，那么围绕着这个阶级而存在的政治格局、经济模式、利益诉求、生活方式都不存在，只出现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雇佣人数的增加，就难以说它是有别于以往社会形态的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之所以有不少人认为明朝中后期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笔者认为应该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进化理论以及斯大林五个社会阶段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再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邓拓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国也应该如此，继而认为尽管中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但也应该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独立地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而已。然而，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与过渡的这一“宿命”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可以借此扩大革命的影响力，号召广大仁人志士投入到革命的阵营之中来。

另外，我国有着西方不可比拟的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当中华文明以井喷式的先进文化傲立世界数千年之后，西方才通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这种“落后跑得快，先进跑得慢”的心里落差时时敲打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让他们一直苦恼为何文化先进的中国没有早一步至少同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就是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再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条社会形态演进之路，即便中间少了哪一个阶段或哪一个阶段发展的残缺不全，但也能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最终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阶段。他们随之认为中国其实是可以独立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只是因为自身的战乱以及外敌入侵而中断了这一过程，但我国本身是有希望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从而使自己的心里达到一种平衡。至于我国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我国从秦朝至清朝是否是封建社会，以及我国秦朝至清朝和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处的欧洲国家所呈现出来的邦国邻立、封建割据是否是同一种社会性质，问题复杂在此暂且不论，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总是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禁得起人类历史发展的检验的。

总之，不能为了弥补我们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的遗憾，就创造出我国在明朝中后期也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存在雇佣和雇佣关系以及规模较大的商品生产，但并不代表这种生产模式就是资本主义的，那么两宋时期小农经济、手工业极其发达，甚至由此形成了规模很大的新兴城市，也出现了代表商业高度发展的纸币“交子”，那能否说两宋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显然不能。要知道两宋的经济比明朝中后期繁荣得多，认定明朝中后期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不认定比明朝中后期经济更为发达的两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和悖论。基于此，笔者认为，明朝中后期虽然江南地区的经济出现了繁荣，生产规模扩大，雇佣人数较多，但它的属性依然是帝制社会形态下的经济繁荣，并不能算是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是说明朝中后期我国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