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模仿》的权威性

我们只要略加思索，就会重新考虑卢梭《模仿》的地位。这篇作品的主题与它的名称“论戏剧模仿”相符，而“论戏剧模仿”是卢梭自己取的，不是柏拉图取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探究下述假设：在《模仿》中，也许有关于模仿者或关于模仿的学说，这些学说和卢梭模仿行为的地位问题有关。如果这个必须探讨的问题一直盘踞在我们心中，促使我们阅读《模仿》，那么另一个十分相关的思考就会出现。我们将会考虑，整篇《模仿》可以被证实是卢梭自己的学说。

《模仿》中的一个重要学说是：模仿即赞同。例如，“荷马的模仿者”成为诗人，由此表明他们赞同荷马——他们的“原型”：诗人的言说和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对于那些模仿荷马的英雄和某些缔造者，甚至一些哲人的人，情况也同样如此（I：9，12，22，25，26，28-31）。虽然在卢梭的《模仿》中，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谴责荷马和他的诗人们、荷马英雄的模仿

者、甚至模仿本身，卢梭仍然选择把自己作为《模仿》的作者来呈现——以一种模仿者的戏剧形式——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模仿者。在卢梭看来，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认为，模仿意味着赞同。卢梭模仿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他重复并模仿，“模仿即赞同”的学说，并且表现为模仿者，以作为这个学说的例证，由此表明他赞同这个学说的内容，以及他模仿的其他学说的内容。

本文的主旨由另一个关于模仿的学说得到确认。这个学说也比较重要，而且更加具体。卢梭提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介绍他关于模仿的叙述和他的学说——人们应该用如下方式对待“所有的戏剧家”：纠正他们的模仿，使他们的模仿与“真理”的标准，或人们认为“真”的标准一致（I：1）。柏拉图向我们提供了苏格拉底的戏剧化模仿，作为提倡“纠正性”模仿的需要——即使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也需要纠正，至少在那些与真理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因此，如果《模仿》是以简单重复的形式，对它原型的学说的模仿，如果卢梭正确模仿了《模仿》原型关于模仿的学说——“纠正性”模仿是不赞成的标志，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卢梭的整篇《模仿》，由于是完全准确的模仿，实际上是卢梭自己的学说——它赞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学说。因为“纠正性”模仿意味着不赞同，准确的模仿就意味着赞同。

当然，人们也可以恰当运用下述理由，反驳本文的观点：在《模仿》中，卢梭遵循他在“宣传词”中的说法，只不过扼要重述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论模仿的学说。他既没有采取也没有运用《模仿》中模仿学说的内容。人们不需要用卢梭模仿的模仿学说作参考，来解释他模仿行为的地位。然而，如果卢梭的模仿是一个基本准确的模仿，那么，认为人们不能裁决这两个关于《模仿》地位的明显对立的观点，似乎更为恰当。换句话说，如果《模仿》是一个准确的模仿，那么，它既有可能只是不偏不倚的扼要重述，也有可能是卢梭在自己的模仿行为中始终如一地遵循《模仿》中的模仿学说，因此《模仿》有可能是卢梭立场的体现。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模仿》中的学说就永远不能被视为卢梭自己的学说。

卢梭自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的途径——另一层次上戏剧场景与模仿学说的比较。他自己提出了《模仿》的地位问题，引发这个问题的因素吸引读者比较《模仿》和它的原型，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模仿》是一个不准确的模仿，一个“纠正性”的模仿，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实例论证：在《模仿》中，卢梭确实模仿、采纳和运用了《模仿》关于模仿的学说——即，模仿意味着赞同，“纠正性”模仿意味着不赞同，因此整篇文章由卢梭自己的学说组成。

如果我们将卢梭的原型和他的模仿做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卢梭的《模仿》是一个“戏剧化”的模仿，一个实质上不准确的模仿。这个“纠正性”模仿不应该被视作偶然的或肤浅的，而应该视作卢梭的有意之举，并且关系到他最重要的学说。譬如，“人们应该使用‘纠正性’模仿”的说法本身就是“纠正性”模仿的一个例证。尽管卢梭声称，柏拉图让他的苏格拉底说，人应该对他人采用“纠正性”模仿；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关于这一点苏格拉底说的只是，诗歌本身（而不是它的模仿）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作为“纠正的方法”（比较I：1；595B）。在《模仿》中，关于“纠正性”模仿的学说是卢梭自己的学说，他把这个学说应用在他阐述这个学说的行为中。因此，卢梭表明，他在自己的模仿行为中，采纳和运用了《模仿》中关于模仿的学说——模仿意味着赞同，“纠正性”模仿意味着不赞同。整篇《模仿》因而是卢梭自己的学说。

通过不准确地模仿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卢梭不仅宣扬，人们应该采用“纠正性”模仿，而且遵循自己的学说，针对柏拉图式苏格拉底学说的某些最关键方面，进一步使用“纠正性”模仿。在《模仿》的开场和结尾，卢梭不准确地模仿了苏格拉底最著名和最重要的两个学说——关于政治社会的开端和结束。尽管苏格拉底实际上说，他谈到的城邦是“完全正义”的，但是这样的城邦只存在于“言语”之中，朝向它在“天国”中的模型；卢梭笔下的苏格拉底则称，他正考虑或梦想在现实中“建立”一个“理想国”——它“有益于人的天性，或适宜人的天性”，这些关键句子在柏拉图的原文中都没有出现过（比较595a，592b；I：1）。尽管苏格拉底实际上说，“美德”是言语中的城邦的目的，卢梭笔下的苏格拉底则宣扬，卢梭自己在其他语境下宣扬的内容——“秩序和自由”是政治社会的真正目的。原文中的苏格拉底根本没有谈到“自由”（比较608b-c；I：31）。苏格拉底提到，“言语”中理想的城邦朝向“美德”；卢梭则不准确地再现苏格拉底，认为他提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会在未来出现的城邦。这个城邦以秩序和“自由”为目的。如果我们把卢梭的模仿和它的原型仔细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卢梭对苏格拉底“纠正性”模仿的更多重要例证。[6]

就像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以“真理”为基础纠正荷马那样，卢梭在认为苏格拉底错误的时候，纠正他；在认为苏格拉底正确的时候，模仿他，这实际上是正确模仿真正的苏格拉底学说——人更多地得益于“真理”，而不是他的“原型”。为了模仿苏格拉底——他的作品由追逐真理时，对自我的纠正以及对他人的纠正构成，我们就应该甚至纠正苏格拉底（在认为他犯错的时候）。在此处结论就很明显了：当卢梭在《模仿》中准确模仿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某种学说时，他赞同这种学说；当他采取“纠正性”模仿时，他不赞同这种学说。在其他情况下，也有必要认为：卢梭的整篇《模仿》——独立于它的原型，能够也应该被解读为卢梭自己的学说。我们现在有充足的理由，进一步探究卢梭在《模仿》中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