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模仿对哲学的威胁

在《模仿》中，卢梭披着苏格拉底的外衣，作为哲人的始祖，提出并捍卫了几条法则——模仿的艺术家“既无益于人的天性，也不适宜人的天性”，因此必须废除（I：1）。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首先寻找模仿的定义：什么是模仿？（I. 1）他的读者必定也会追问，什么是“人的天性”？因为这些法则是以“人的天性”为基础，才被称为“有益的和适宜的”。卢梭用模仿的定义和他对模仿的反对，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在这篇作品中，卢梭从两个相关的视角，对模仿进行谴责：模仿隐瞒真相，这种欺瞒的内容和结果，建构了一个对哲人——追求真知的人，充满敌意的世界。“人的天性”指的是哲学，反对模仿艺术家的法则被称为，“有益和适宜”于哲学。

卢梭把模仿定义为：“真理”的“影像的影像”。他得以做这个定义，是基于把真理假定为，三个层次的模型或影像（卢梭在第二次思想变动时，用稍做修改的形式，提出了类似的真理定义，见本文第五节）。第一个层次适用于真实的存在——不可见、无实体、不变、自在（self-subsistent）、单一（single）、纯理智性的存在。纯理智性指的是，理念来源于自然，或理念作者的智力能够掌握“所有可能的”理念或定义。第二个层次适用于所有“可见事物”。它们是由某位工匠——神或人，制造的所有天然或人工的作品。这些事物都模仿自己的纯粹“理念”，或自己的“模型”或“定义”。而像画家这样的“普通”工匠，制造所有可见事物的影像。他们的作品与诗人的作品同属第三个层次。

卢梭原型包含的两重含义必然引发两个问题，卢梭在这篇作品的剩余部分依次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由于所有“可见事物”都是作品，人属于可见事物，又由于诗人模仿可见事物中行动的人，其结论必然是：人类是第二层次的作品，或是第三层次的工匠和模仿者。如果确实如此，必定有一个人类的制造者。而且，由于所有可见事物背后都有“理念”，那么也必定存在人的“理念”或天性，作为制造人类的判断标准。问题是：制造人类的标准是什么？谁是人类制造者？卢梭进而运用他的三层次原型，评论画家和诗人，以回答这些问题（I：6-9，10-14）。

卢梭笔下的画家和观众，是一群掌握某类知识的人。画家“知道……如何作画”，观众“知道”如何欣赏画中的可见世界（I：8，7）。卢梭对绘画和赏画最根本的批评是：它们导致画家和观众的“道德败坏”，使他们身上养成一种“反哲学”的习性，从而敌视真正的求知者（I：1，28）。

虽然画家可能知道“如何”绘画，绘画作品——如其他可见事物一样，并不是关于绘画的知识。绘画作品是画家的宣言，他不仅掌握绘画的知识。画家借助他的作品宣称：他“知道”可见对象的存在，也“知道”这个对象是什么或者像什么。

绘画作品作为公开的宣言，要由他人观赏和评判。观众根据绘画内容是否符合他们先前关于可见对象的知识——这一标准进行判断：这个画家是否知道“怎样”作画（I：7）。如果观众喜爱这幅作品，画家关于怎样作画和关于可见对象的知识就得到确认。这种确认的内化（internalization）使画家的自我意识在知识层面上转化为现实。画家不仅把怎样作画和作画的对象当作他知识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他把他的知识状态也当作他知识的对象：画家开始认为，他知道自己是有知识的人。

这位自觉的知识人知道的甚至还要更多。画家逐渐发现，他在知识上相对于他人的优越性。他（不是观众）知道怎样作画，他（被观众确认）知道怎样比其他画家画得更好；而且，他既比观众、也比其他画家更好地知道他作画的对象。由于画家知道自己在知识上的优越，他的傲慢之心产生了，他的技艺和知识的对象——可见世界，在他眼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如果要提高关于可见世界的知识和描绘可见世界的知识的地位，可见世界就必须是最真实和最重要的。画家开始认为，画家的生活方式是最高的生活方式。对可见世界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的任何威胁，必定构成对画家的威胁。

相反，如果观众喜欢上了一幅绘画作品，这是因为产生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瞬间“认同”的东西（I：7）。这幅作品看起来与他们已经知道的某种事物相仿。绘画作品采用的必要的局部空间视角，在观众的想象中形成真实事物的“整个”影像——与他们先前关于整个真实事物（可见对象）的视觉知识一致（I：6，7）。因此，观众通过观赏绘画作品，也认识到自己“知道”。绘画作品告诉他们，他们是有知识的人——知道画作描绘的真实对象。结果，他们也通过绘画作品成为自觉的有知识的人。他们“知道”真实的世界，并且在欣赏画作之后知道自己知道。观众学会用新的方式思考：他们学会思考他们知道自己知道。

与画家相同，观众知道的东西还要更多。毕竟，画家需要把画作呈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评判。而且，尽管画家可能知道怎样绘画，他描绘的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影像——以可见世界为标准，而可见世界是观众已经知道的事物（I；7）。观众逐渐认为，他们在可见对象的知识方面要高于画家。他们开始为自己的知识感到骄傲（I；7）。他们也必须赋予可见世界真实性和重要性，因为可见世界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知识的基础。任何对可见世界——他们生活于其中，并且知道的世界的威胁，必定对他们的知识构成挑战。画家和观众都必须盲目地抓住可见世界——这个他们引以为傲的知识的基础，并且防止任何对它稳固性的威胁，由此捍卫自己作为知识人的地位。

但是，根据卢梭的原型，最真实的事物是不可见的、纯理智性的事物，它们定义了可见的事物。哲学的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以这个模型（或影像）为基础，这种生活方式追求关于真理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不可见的、纯粹概念性的。如果最真实的事物是纯粹概念，如果可见事物和它们的影像是对真理的有缺陷的模仿，那么关于绘画和绘画作品的知识就丧失了它们的地位，关于可见世界的知识就成为幻觉。致力于知道不可见的纯粹概念，而不是知道怎样绘画和知道可见世界，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鉴于卢梭的原型，哲学应该既高于绘画，也高于公民对可见世界的“知识”。真正的画家，要么不可能严肃对待卢梭的哲人，要么把哲人视作画家生活方式的最严重威胁。由于哲人是画家的敌人，画家必须成为哲人的敌人。卢梭戏剧化了这种紧张关系：在卢梭的笔下，画家把知识追求者（哲人），当作他的对象。画家过于“人性化”（all-too-human）的倾向是：虚假地刻画哲人，竭尽揶揄嘲弄之能事，还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I：8）。画家和他们的观众，作为自大的可见事物知识的拥有者，被那些认为哲学是威胁的人所欢迎。他们是谴责苏格拉底的人的天然同盟。

卢梭在《模仿》中作为哲学创始人，捍卫对“人的天性有益和适宜”的法则。这个法则首先就要求废除画家。我们现在可以指出，“人的天性”——法则标准的具体内容。

人类受天性的驱使追逐知识，但是他们分化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极少数真正追求知识的人。这类人出于对知识的热爱，而不是出于傲慢追求知识。其他人追求知识则因为，当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知道自己知道，他们实际知道的比自己认识到的还要多时，他们会感到洋洋自得。这类人为自己掌握的知识感到骄傲，并且滋生出高于他人的优越感。哲人由于热爱真理，反对傲慢的、虚假的知识，构成对这类人的威胁。这类人因此成为哲学的敌人。卢梭把模仿的艺术家逐出城邦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真理弄虚作假，还洋洋自得，认为自己拥有知识，并且导致城邦的公民同他们一样行事。因此，他们是哲人——“人的天性”最高体现者的敌人。卢梭之所以要废除艺术，是为真理和追求真理的人——哲人的利益考虑。

卢梭继而转向诗人和他们的领袖荷马。诗人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敌人”（I：10，1）。诗人和画家一样，是掌握某种知识的人。画家知道如何作画，诗人也知道如何通过言语来模仿。诗歌如同绘画作品，是对事物的描述，尽管绘画作品的对象是确定的可见事物，诗歌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诗人通过讲述人和神的行为、语言、激情来表现人和神（I：10，28，30）。因此，诗人被认为，或必须假定为拥有关于他模仿事物的知识。由于其他人既模仿作为诗人的荷马，也模仿他讲述的英雄们的行为、激情和言语，以作为正确的生活方式，那么诗人也可以被看作传授知识的人。在卢梭笔下，诗人可以被看作有知识的人、传授知识的人和模仿者（I：10-12，18，28，30）。

在卢梭看来，如果人们知道了正确的生活方式，就会践行它，而不仅仅是言说它。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某人的行为（至少和通过他的言语一样多地）发现，什么是他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一个人讲述他拥有的知识，并且把他拥有的知识，通过身体力行（与通过“言语”同样多地）传授给他人。此外，卢梭坚持，如果正确的生活方式是可知的，一旦有人知道了最好的生活方式，他就应该能用理性的言语把它描述出来，同时也能用理性的言语捍卫这种真正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必须为他的听众呈现一个世界的景观：在这个世界中，人可以被认识，同时知道真正的生活方式，并且通过理性的言语捍卫自己的知识。人通过理性的言语，也通过身体力行表明自己拥有知识，并把知识传授给他人。

卢梭以关于人的单一或“独一”理念或“模型”为前提，并以这个前提为基础，推出无论正确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它必定是统一的、没有矛盾的、单一的或一元的（比较I：13，12，2-4，5，14）。因此，掌握这个真理的人，必定能以一种单一的方式生活，同时传授这种生活方式（I：12）。所以，真正具有“人”的知识并且能够传授“人”的知识的人，能够践行他所说的，同时讲述他所做的——通过理性的言语描绘他自己（I：13，12）。

卢梭认为，诗人不能通过这些考验。诗人没有践行任何他讲述的行为。那么，他怎么能够具有这些行为的知识，并且认为这些行为是正确的呢？诗人是空谈家，不是做实事的人。虽然在他的言语中，他赞扬做实事，认为做实事优于空谈，但是他并没有践行他称赞的正义的生活方式。他所做的就是空谈，并且假定，空谈（而不是做实事）是正义的生活方式。他传授给别人的也是这套看法。诗人是自相矛盾的，向他人提供的学说也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言语中告诉别人，做实事是正义的生活方式；他又通过成为诗人而不是实干家向别人暗示：做诗是正义的生活方式（I：11，12）。而且，诗人从来不会用理性的言语来描述他所讲述的事物的知识。因为，这样的描述包括对一个世界的再现：在这个世界中，人是可知的；在这个世界中，存在人的理念或天性。诗人应该知道这个理念，并且用理性的言语捍卫这个理念。否则，听众只能相信荷马关于人的描述，以及他关于人的知识的来源。根据卢梭的双重标准，诗人既不具备人的知识，也不能正确传授人的知识。

卢梭运用检测荷马的相同标准，进而检测某些创立者的资格：他们是否具备人的知识，是否能传授人的知识？有些创立者比诗人做得要好，因为，他们至少在言语中试图捍卫他们提倡的生活方式——他们为他人创立了这种生活方式。但是，卢梭也发现了这些创立者的缺陷。他们和诗人一样，虽然为他人创立了一套生活方式，并且在言语中捍卫这种生活方式，他们却采取不同的行动，或根据不同的原则行事。他们没有践行他们为别人创立同时传授给别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捍卫的是他们创立的、而不是他们践行的生活方式。他们通过实践暗示，“创立”是正义的生活方式。在“言语”中，他们却宜扬，他们为别人创立的生活方式是正义的生活方式（I：11，12）。

诗人和创立者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都向别人传授自相矛盾的生活方式。诗人不仅宣扬，做诗和做事都是正义的，而且宣扬，如果所有人都遵循做事的模型，就没有人为子孙后代记录这些丰功伟绩；如果所有的人都成为诗人，就不可能有值得诗歌描述的丰功伟绩（I：11，12）。创立者不仅宣扬，创立行为和他们创立的生活方式都是正义的，而且宣扬，如果创立者创立的只是另一个创立者，就不是成功的创立，成功的创立就是要防止未来的创立。根据定义，正义的方式就是以一种方式生活，同时传授这种方式，因此诗人和创立者就既不能拥有关于人的知识，也不能传授关于人的知识。

一些创立者和哲人用自己的生活方式践行他们在言语中捍卫的生活方式，以使自己更能成为“一”。但是，卢梭发现他们也是有缺陷的。诚然，他们一方面在言语中捍卫某些被认为是正义的行为，一方面按照他们称之为正义的方式行事。但是，当他们行动的时候，他们没有在言语中捍卫他们的行为；当他们在言语中捍卫这些行为的时候，他们又没有在行动。卢梭认为，要成为人的天性或理念要求的“一”，“行为”和“对行为的描述”必须能够“同时”出现（I：12）。

卢梭的标准——如果要认识人，就必须有一个关于人的单一模型，理念或天性，和一个统一的正义的生活方式。这个“统一”的方式必须既包括对这种方式的“身体力行”，也包括对这个方式可知性的“描述”。这个标准导致，任何行为的方式都不能称之为正义的方式（I：12）。

演说家或许能够达到卢梭的标准。在言语中称赞，以演说为正义生活方式的人，似乎能成为“一”。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身体力行”就是演说。对此，我们可以根据卢梭的第一个标准作出结论：演说家认为，演说就是正义的生活方式。而且演说家“演说”的内容就是：演说是正义的生活方式。所以，这种人能够宣称，他同时做了他所说的，又说了他所做的，因此达到语言和行为的统一。但是，称赞演说的言语并不是理性的言语，理性的言语知道演说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并且把它表述出来。如果一个人能够把他所知的演说表述为正义的，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宣扬这种对演说的认识而非演说本身是正义的。

要达到卢梭的标准，要成为同时具备“言语描述”和“身体力行”的“一”，就应该采用下述方法，把“生活方式”纳入“描述”之中。追求知识的人通过理性的言语证明他无知，又通过理性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追求知识是可能的。这种人也许比其他人更能成为“一”。要成为“一”，求知者的“生活方式”必须表现为，他认为真正正义的生活方式，而且他的“描述”必须包括他“生活方式”的实例。对求知者“生活方式”的“描述”，证明求知者的生活方式是：他无知，因此必须追求知识。卢梭指出，哲学的生活方式最接近“一”，最不矛盾，因而是正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模仿人的理念和模型的时候，最大程度地表现为“一”。卢梭认为哲人，而不是诗人或创立者，才真正具有人的知识，才能传授人的知识（I：12，18）。

但是，哲人对诗人的威胁，比对画家的威胁更大。哲人的主张和争论，既损害了荷马式生活方式的尊严，也损害了英雄式生活方式的尊严。获得知识或追求知识，而不是模仿或言说或做事，才是最高的生活方式。如果从哲学的视角进行审视，诗人不能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正义的，也不能证明自己描述的人类“行为”是正义的。事实上，所有的人类行为都不过是对真正理念或人的“天性”有缺陷的模仿。正如画家和他知识的地位靠可见世界维系那样，诗人和他的英雄的地位靠人类“行为”维系。但是哲学，而不是人类行为，才是最高的生活方式。思索对真理的追求，讲述对真理的追求才是正义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行动（或描述行动，或演说）。因为，哲人对诗人构成了威胁，诗人把哲人视为敌人，并且具有反哲学的情结。因此，卢梭作为哲学的创始人，将诗人和诗人描述的行动的英雄们逐出城邦，因为他们与画家一道受哲学威胁，并构成对哲学的威胁。

卢梭的结论是，废除画家、诗人和创立者。他的这一创见至少是奇怪的。这是一个否定性的创造，排斥他物的创造。除非卢梭的城邦完全由一个哲人或几个哲人组成，否则它必定包括哲人的始祖卢梭、非哲人的公民，一个或几个哲人。城邦中没有画家、诗人、其他创立者、行动的英雄，可供非哲人的公民模仿，非哲人的公民也不能成为这些人。笔者在此提出一些问题，为本节作结：对于非哲人的公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制造人类的标准又是什么？后一个问题卢梭在《模仿》的第二节提到，前一个问题在《模仿》第三节的结尾处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