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特色”的逻辑解析

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实践在理论层面被冠名为“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它亦已成为官方文件、媒体与知识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也是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中国特色”的对称面是不同的。就政治而言，其对称面是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制。因此，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颜色革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世界一直处于强势的地位，因此对于西方政治模式的拒绝，成为坚持“中国特色”的一个必然选项。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要做出相似的表态。

表1是笔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而成的，它比较清晰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西方自由民主制方面的基本立场。

表1　官方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态度（以党代会报告和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为例）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的党代会报告以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文件中，明确表示拒绝西方政治制度是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开始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构成了改革开放的一个对置指标。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年度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类似的表达是在2009年（时任委员长吴邦国）。如果说早期的否定性表达更多的是对政治危机的反应（苏联和东欧政权的转变以及国内的八九风波），那么人大工作报告的宣称不如说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成功而产生的自信。⁽⁷⁾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恢复以来，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许多学者似乎并没有在学理层面认真对待这一命题。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例如，思想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理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外开放提供了新的符号资源（自由主义启蒙）、八十年代后期执政党内高层存在的深刻分歧、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领导人对意识形态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策略，等等。因此，尽管邓小平及中共领导人一直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但人们更多地将其作为一种临时的政治招牌来看待，尊奉这些原则并不出于真实的内心信仰，而是考虑到政治稳定及改革时机的问题。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学理向人们描绘了一幅从经济自由化到政治民主化的必然道路（八十年代中国学者围绕“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实质不在于要不要西式民主，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西方式民主）。这种目标的模糊或共识的缺乏，也给普通民众这样一种感觉或想象——对当政的领导人怀有的一种幻想：领导人内心也是认同西方价值的，只不过出于现实的考虑不得不采取更为务实的政策。⁽⁸⁾

如果说这种想象曾经有那么一点道理，那么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实践之后，当年的模糊如今正变得日益清晰起来。依笔者之见，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新一代领导人释放出了明确无误的信号：中国将致力于探索一条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发展的现代化道路。⁽⁹⁾

政治认知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既伴随着改革联盟的大重组，也伴随着意识形态对立的极化，以及学术界的大分化。曾经被有意无意加以遮蔽的分歧如今再也无法掩盖或忽视了，面对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的抉择，今天的中国社会再次进入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状态。套用关于中国经济描述的术语，中国政治也进入了一种“新常态”（我们尚不知道如何命名它，但明显感觉到了它的不同于以往的存在）。当年的改革是从体制的边缘开始的，地方先行。九十年代之后，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许多重大的改革举措通常以“不争论”的方式来处置，用实践结果作为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然而，十八大以来这种格局正在改观，新的改革模式业已浮现：从当初的分权改革转向以集权推行改革；从自下而上的试点，转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从什么都可以干，让结果来说话，转向依法改革，遵规守纪和依法治国。

这是一种全新的时代格局。对于许多学者而言（包括笔者），这也是一种之前从未预料的格局。它不但超越了主流政治学理论的分析框架，也超越了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既有道路，由此造成的理论震荡可谓既深且巨。⁽¹⁰⁾

新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政治学者带来了三个依次递进的问题：（1）是否应当严肃对待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抉择？（2）如果给出肯定的答复，那么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能否走得通？（3）如果承认存在这样的逻辑可能性，那么在理论和制度层面哪些议题必须认真加以思考？

如果将这三个问题视为一个渐进的选择序列，那么一些学者在第一个问题上就做出了否定的表态。他们认为执政党的探索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而不值得认真对待。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正在消失的物种之残余标本，中共政权的命运早已被历史注定，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任务或者是（不断地）预测崩溃，或者是等待崩溃。有些学者跨过了这一门槛，迈向第二个问题，但认为自由民主制具有普遍性，中国另搞一套肯定不行。之所以有条件接受执政党当下的政治实践，是因为有些改革举措为今后的民主转型准备了条件或奠定了基础。接近第三个问题的学者人数不多，但他们提出的观点正在得到相应的关注：作为对西方自由民主制的一种抗衡，“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成为标志性的符号，不过实质性的理论建构尚在进行，有待更多的努力（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叙述大多是一种政治宣示）。

在写作本文时，笔者力图将自己从这三种立场中超越出来（至少暂时如此）。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我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基于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实践经验，是否应当客观地、理性地反思一下当年的思考前提（包括知识基础），从而使认识视野更为开放并更具包容性？这一考量构成了笔者撰写此文的一个内在动机，同时也凸显了本文试图解答的一个疑惑：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走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在理论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执政党所强调的“不同”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是在什么层次上、什么脉络内的“不同”？这种对“不同”的强调本身是否已经假设了某种“同”的存在？如果是，这个“同”又是什么？

我相信，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是一个简明的回答所能打发的，而且这注定是一个易发争端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分析的客观性，我们有必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区分，亦即将执政党的政治宣示与这种宣示所包含的（通常是隐含的）学理意义解析开来。为方便叙述，我想用对比的方式来呈现执政党这一观点的内在结构。需要说明的是，在做出这一对比时，我心里关注的问题是政体类型。

图1至图3分别显示了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不同可能性（就逻辑意义而言）。⁽¹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将其看作一种类型变化的连续谱系。

“转型说”体现了一种比较简明的思考，即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尽管西方是一个内部包含诸多差异的概念），它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从A到B）具有同构性。“接轨”是另一种表达方式。考虑到这一图式的内容已被纳入“常识”的范畴，此处不复赘言。

图2可称为“特色转型说”，它试图超越“转型”的简单立场，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重视“中国特色”。“特色转型说”涉及三个基本特点或内容：（1）相对于原有的起点A，终点位置的政体经历了某种性质的转型，亦即从A型过渡到了B型；（2）但是这种过渡不是简单的转型，而是创新性的转变（或许可借用“创造性转化”的术语来表示），结果在既有的西方政府类型之外，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品种（图2分别用B1和B2来表征这一差别）；（3）转型的特色既表现在过程维度，也表现在制度维度，前者可称为“过程特色”，后者可称为“制度特色”。⁽¹²⁾

相比之下，图3显示了一种高阶版本的中国特色，笔者称之为“中国特色说（完善说）”。在这一版本中，既有政体也经历了某种重要的变化，但是是从A1转向A2，而不是从A转向B。与图2的区别在于，虽然“特色转型说”也肯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相对于西方制度的特殊性，但它们依然处于同一大的政治类型之中。把握两者的区别需要对既有的政府分类做出必要的调整，但很大程度上，这种调整发生在（重构的）同一大类型的内部。可以说，这一发展可能丰富了我们对既有民主政体的理解（通过增加民主政体中的亚类型），但并不否定民主政体的一般分类逻辑。而“中国特色说（完善说）”在肯定变化的同时，依然保持了既有体制的本质特征。打个比喻，如果说毛泽东时期的党政体制是1.0版，邓小平时期的党政体制是2.0版，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现在追求的则是党政体制的3.0版。因此，对图3的理解要求发挥超常的想象力，突破既有理论的框架，尤其是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

这三种逻辑可能性不但涉及不同的意识形态⁽¹³⁾，在知识生产方面也面临着程度不同的压力。大体而言，问题序列的先后位置与理论需要修改的程度成反比关系。其中图3可以说是对主流理论的一种颠覆，它提出了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民主（尤其是选举）是否是区分不同政体的唯一标准？A和B之间除了政体性质的差异，是否还存在着相同的属性？如果比较政治学需要建构新的政体分类，是否可以通过扩展或修改民主概念的内涵来解决问题？等等。这些思考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学界既有的关于政体理论的讨论。与此相对的实践层面的问题则是，在一个信奉“民主和平论”的世界，不同性质的政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显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图3模式所产生的震荡效应是非常巨大的，至少在目前超越了许多学者的心理接受能力。

有趣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政治研究专家沃玛克（Brantly Womack）教授在阐释中共“三个代表”理论时，曾系统地讨论了这种可能性。⁽¹⁴⁾在沃玛克看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西方民主政体将从现在的普遍性范畴降解为一种地方性制度。由此需要对西方主流民主理论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构，以便包容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中国版本（沃玛克称之为Party-state democracy，中文可译为“党国民主”。在尚未有更好的名称之前，我们不妨暂时使用这一术语）。这种新的分类体系以及概念等级结构的调整可大致描述如下：

不难想象，一旦这种理论所表达的可能转化为政治现实，比较政治学中不可避免的范式革命将带来多大的冲击和震撼。

在上述论及的三种逻辑可能性中，历史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现在只有老天知道。对于凡人而言，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未知世界。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觉得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也许是合适的。所谓开放的态度，不但要思考不同的逻辑可能性，而且要祛除历史终结的心态。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形成了全球性的普遍（或普世）价值，这一过程并未终结（历史地看，普遍价值还在经历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在普遍价值这个火锅里增添中国的食材。与此同时，在体现普遍价值的制度层次，我一直主张多样性，也就是特殊性。有学者提出一个有趣的命题，叫作“有普遍价值，但无普适制度”。⁽¹⁵⁾对于这一表达，我颇为赞同。近代的民主政体大概是从英国开始的，在英格兰的土地上长成了一个威斯敏斯特模式。作为（过去式）一个日不落帝国，在输出商品的同时，大英帝国对外也输出了它的议会内阁制模式。曾几何时，人们能够想象的民主政府大抵也就如此了，直到美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民主政体的另一种版本：总统制。事实上，第三波民主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对于民主政体的巩固而言，是采取总统制好，还是采取议会内阁制更适宜？

因此，关于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提出问题：第一，在价值维度，我们能否提供新的要素？或改变不同价值要素之间的排序方式？或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要素的组合方式？第二，在制度维度，体现普遍价值的制度形式是否业已终结，以至于我们只能在西方政体的超市中去选择制成品？如果历史没有终结，那么在理论上，中国是否有可能创制出一个新的形式来？不管今后的历史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在今天具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显然是非常重要的。⁽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