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演化逻辑

中国政治发展虽然涉及诸多维度和内容，但核心议题和叙事脉络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主题，一如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从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的著名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始算起，这个话题断断续续已经谈了三十多年了。那么多年下来，如今再涉足这个话题与当初已有不少的差别，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分便是语境和心态的变化。与上一辈人相比，我们面临着两种新的“遗产”：一是我们依然身处其中的虽保持基本稳定但又持续变化的政治现实；二是与这种复杂现实对应的，官方与知识界共同建构出来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语。一如政治现实是矛盾的，包含着巨大的内在张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语也是多元的，彼此竞争乃至相互冲突。作为同一过程的两种遗产，政治现实与政治话语的关系不是隔绝的两张皮，而是辩证能动、相互建构的。

从这一互动视角来看待当下中国学界的争论，便可发现一个重要的转折。大体而言，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路。一种是通过改革来完善这个体制；这一立场假定既有体制的基本结构是合乎中国国情的，并不需要改变，但是在具体制度、运作程序及机制方面，确实存在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甚或创制。质言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优化这一体制、更好地发挥政治功能，而不是放弃或否定这个体制。为便于理解起见，不妨用“完善说”来表征这一立场。

与之对应的则是“转型说”。秉持这一主张的学者认为，这个体制从本质上讲是有问题的，需要做的不是小修小补，而是在基本结构方面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不管是否明言，这种转型的理想目标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而之所以强调渐进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革命的代价过大。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转型说而言，政治体制改革的手段虽然是渐进的，但目标却是革命性的（所谓“从传统到现代”，或“过三峡”）。

在邓小平时期形成的这一张力格局一直延续至今，不过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其呈现出来的具体形态各有所差，这很大程度上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曲线经历有关。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前后变易，颇多曲折，可谓一言难尽，非本文的篇幅所能详细考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相当的区别。简言之，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执政党通过解放思想，突破教条，大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工具加以接受，积极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取得了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通常人们用“从A到B”这一公式来说明这一巨变，其中“A”是计划经济，“B”是市场经济，“从A到B”体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⁴⁾而“从……到……”的表述突出了过程的维度。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体制转型既可以采取休克疗法的手段，也可以采用分阶段过渡的方式。与苏联相比，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了一条渐进的道路，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俗语的一个原因。

在上述公式中，“A”、“B”、“从……到……”三个要素大致是清晰的，它们分别代表了起点、终点和过程。由于作为终点的B在现实世界的参照样本是西方发达国家，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并轨，即通过改革使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在理论层面上，这意味着在两种经济制度的竞争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宣告破产，而市场经济得以胜出。这一观点也许可以视为经济版本的“历史终结论”。

根据现代化理论或民主化理论，不少学者认为，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故事也会在政治领域中得到复制。区别在于，政治领域“从A到B”的公式具有不同的内容。在此，关于“A”有着不同的说法，如“威权体制”（描述改革开放之前的术语是“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等，但对“B”的认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非西方自由民主制莫属。因此，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就在于如何找到一条渐进而平稳的从威权政体到自由民主之路，这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及其相关研究的一个经久主题。

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验没有呼应依据主流理论得出的预测。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观点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性亦是可以讨论的。作为中国改革进程的主导力量，中共的所作所为恰似都江堰水坝的鱼嘴，不断分解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力。事实上，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我们发现一种似乎全然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场景。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逻辑，那么这种分歧的起点在1989年政治风波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间，开始明显分野并得以定格，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八十年代末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以及随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垮台，给中国的执政党以莫大的刺激。当初对政治体制改革充满自信的蓝图设计，被如何维持执政地位的守成心态所替代。不妨对照一下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与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以及前后举措的变化，便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这一意义上，南方谈话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分水岭：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往前推进，并最终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型；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种反向趋势得以呈现：原先已经推出的改革举措先后被收回，一些准备出台的改革方案则胎死腹中。一些制度特征在当初被认为是政治体制的弊端，并采取了相应的改革举措；风波以后领导人的看法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不但此类改革走向终结，而且在实践中这些“弊端”得到了新的加强——其中，“党政分开”议题的前后变化最为明显。与此同时，为了与进入WTO和市场转型这一新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开始转向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诸如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取消或减少行政审批、提升官员素质、行政过程流程再造、依法行政等成为关注的焦点。⁽⁵⁾

历史常常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蜿蜒而进。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摸索碰撞中，这个国家度过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时间，并先后从外部制裁与内部震荡的局面中走了出来，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自那以来，中国不但维持了政治—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并且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如果说开放是“将世界带入中国”，那么2008年的奥运会则是将中国带入了世界（“同一世界同一梦想”这一宣传口号是有象征意义的）。接着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学术界关于“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讨论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讨论是否能够取得共识或得出了哪些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讨论本身的登场，它不但意味着中国的崛起，而且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既有的认知模式提出了挑战：我们是否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是否需要认真反思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命题？

如果说西方学者是从学术角度提出了问题，那么，中国的执政党敏锐地做出了政治反应。这种反应集中体现于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随后添加了文化维度，发展为四个自信）。改革开放的成功无疑增强了执政党的信心，八九年之后一直存在的“如履薄冰”的心态，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在中国崛起的同时，曾经被视为学习和借鉴对象的西方世界却遇到了各自的问题和麻烦，从金融危机、经济增长乏力到福利国家难以为继，不一而足。这种对比无疑构成了执政党自信心的另一个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不再是原先那个中国，作为参照系的西方也不再是原先那个西方。

这种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也体现在执政党对于自身制度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自我评价之中。2014年9月，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八个标准，来“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并且认为中国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⁶⁾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