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 论
在某种程度上，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将中国政治学者带回到了原初的位置，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如何认识中国政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受到了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现在看来，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所做的研究更像病理学的解剖，而不是生理学的分析。在那时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这种局面显然难以为继了。我们需要以更为平和的心态和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政治及其未来前景。
当这一转折来临时，笔者以为比较政治学提供的既有分析工具存在着某种缺陷。(17)民主化理论将研究范围局限在发生了政体转型的国家和地区（以是否存在竞争性选举为基本标准），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所发生的一切变化被排除在民主化研究的视野之外(18)。作为一种学术分工和补偿，比较政治学将中国的政治变化纳入“威权弹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范畴来加以考虑(19)。在研究策略上，前者是排斥，后者是“调适”。在这种学术反应中，我们可以发现库恩所说的故事——主流研究范式在面对“异例”时所采取的保护举措。对此，笔者既表示理解，也有所保留；因为一如刚才所说，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一种更为开放的思考方式。
为此，笔者曾建议构造一个关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变迁的谱系，以便在比较视野中来把握中国政治的变化(20)（参见图5）。
图5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变迁
居于连续谱左极的是“崩溃”，它具有双重含义，既可指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也可指国家的解体，罗马尼亚属于前者，而苏联可谓两者兼具。与“崩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停滞”，顾名思义，属于这类的国家基本上还在原地踏步，朝鲜大概可以归入这一类别。当然，说它停滞并不是说一点变化也没有，而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些变化不那么重要，基本可以忽视。与“崩溃”相对的一极是“转型”，是指以相对和平的方式，从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制国家，成为西方民主俱乐部中的一员。东欧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大致属于这一类别。剩下的最后一个类别，笔者称之为“体制演化”，中国、越南属于此类。中国讲改革，越南说革新，意思差不多。古巴也许介于朝鲜和中国、越南之间，至少它的变化要比朝鲜大，而且改革意向正在逐渐明确起来。
从研究角度看，笔者以为“体制演化”具有较多的优点：第一，它是一个具有很高区别度的术语，能较为充分地显示中国政治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图5所建构的分类比较有力地支持了这一判断。第二，它是一个比较贴切的描述性术语，“演化”强调的是中国政治发展和变化的内生性。中国的改革是问题驱动的，所采取的对策也是问题导向的。在这一过程中，许多重要的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累积的，虽然当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只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轻舟已过万重山”。只要问题存在或不断产生，这一演化过程就持续下去，改革的动力（压力）就始终存在。第三，它是一个具有很高包容度的术语。作为一个描述术语，“体制演化”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或价值方面的负载，从逻辑上说，“体制演化”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可以用图6来加以表示。
图6 体制演化的多元方向
说明：就可能的逻辑形态而言，“体制演化”具有四种可能性：其中“崩溃”不是最终的结局，因为它不是一种常态政治。余下的三种可能（性）便是上文已经讨论的内容。
相比之下，“威权弹性”一词具有很强的价值负载。尽管从逻辑上说，“威权弹性”并不排斥一直“弹”下去的可能，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被封杀了。提出这个概念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1)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比较政治学中的诸多概念都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价值负载有可能成为认知的障碍。对此，笔者认为保持一点适当的警醒是有好处的。
需要强调的是，在笔者看来学术界的多种声音和多元研究取向是一件好事，相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知识准备有胜于无，多胜于少，多元胜于单一。由此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或挑战是，基于不同意识形态和知识语境的研究取向，彼此间如何进行理性的对话和沟通？当学术争论越来越被政治话语包裹时，这个问题变得日益突显出来。
最后，笔者想用下面八个短语来描述和把握当下中国政治的特点，并结束这一简要的讨论：（1）道路是全新的；（2）挑战是多方位的；（3）回应是基于现实的；（4）办法是试错的；（5）过程是渐进的；（6）探索是有风险的；（7）结果是开放的；（8）追求特色是有可能的——在普遍价值的床基上也许会形成两个不同维度的特色：过程特色与制度特色。但这一特色落入哪一个图区，取决于历史进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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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一篇经过长期思考和斟酌形成的文字，在相当程度上，它是笔者对于时代变迁之自我反思的一个记载和梳理。在这次定稿之前，曾先后提交过几次会议：2013年10月，笔者应邀参加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主题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小型学术座谈会。会后主办方建议能否在发言的基础上就“中共是否有可能创制新的政体品种”这一议题写篇东西。在记录文字的基础上，笔者整理和补充出一篇五千字左右的文稿，刊发于《中国与世界观察》（2013年第3/4期，总第31期，第17-22页）。2013年11月下旬，应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的邀请，参加了“比较政治学：全球视野与中国议题”学术研讨会。利用参会机会，对文稿进行了必要的修改，题目改为“何谓中国政治特色的发展道路？逻辑可能性与理论难题”。2015年5月，笔者赴韩国参加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举行的“习近平体制下中国的政治挑战与政治变化展望”学术研讨会，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特征及前景——关于‘中国特色’的一点理论思考”为题，提交了论文的修改版本。2016年10月，这篇文稿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关于‘中国特色’的一点理论思考”为题，提交于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联合主办的“共创亚太新未来（第二届‘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对于上述单位和朋友提供的帮助及提出的批评建议，笔者表示衷心的谢意。这次应邀发表并不表示作者的相关思考已画上句号，而是希望在更大的范围内听取学界同仁的意见。
(2)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3) 事实上，人类对未来的想象一直影响着当下的现实生活，有的甚至是结构性的（例如宗教）；然而在政治生活领域，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让我们感受到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对于现实选择的重要性。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点一线中，现实正深受历史和未来的双重夹击：现实不但是由历史塑造的（完成时），而且也是由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并由此导致的行动塑造的（进行时）。
(4) 樊纲的《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一文对此提供了很好的说明，参见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08-06-14/5553.html。
(5) 学界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只有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便与这一历史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6)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7) 中共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达形式，从反面拒绝转向正面叙述。例如，张德江委员长在2014年的工作报告中说道：“在对外交往中，我们利用不同场合、采取多种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以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为契机，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光辉历程、显著成就和实践经验，深入宣传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坚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自信，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在2015年的工作报告中，张德江委员长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信”。“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人大故事。增进对方对中国发展道路、基本国情、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同。”同一话题，前后两照，令人感叹。
(8) 有趣的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不但有国内学者，也包括海外中国政治研究者。笔者交往过一位美国学者，他曾问及：中国领导人在海外讲民主时，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也是赞成（西方）民主的，只不过由于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不能即时推行；而领导人在国内讲民主时，又强调中国的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差异。对此他表示困惑，中国领导人究竟是怎样想的，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9)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约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呈现出一种难得的众人皆喜的局面，人们以自己的方式来阐释中央文件的符号意义。然后半年之后，局势渐趋明朗，泡沫破裂了。
(10) 它提出了一个具有方向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这究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蜿蜒曲折，抑或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turning point）？本质上说，这是一个需要未来的历史进程来加以证明的（开放性/建构性）话题，但悖论在于，当下的人们必须做出选择，所谓明知有风险，偏向风险行；而且这种具有风险性的选择又将对未来的历史进程产生超越选择者的影响。
(11) 关于不同政体生存能力的预测在比较民主化研究中有“下赌”的比喻。例如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与独裁政权的惰性相比，民主制度拥有巨大的优势：自我纠错的能力和适应危机的灵活性。任何想要在全球政权生存能力上押宝的人，将赌注压在民主上才是明智之举。”参见其《今日之民主第三波》，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32页。对此本文倾向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之道：将不同政体的生存能力视为一个开放性问题，并赋予不同可能性以相等的逻辑分值。在此基础上，主张以多元理论储备来应对未来的复杂性和开放性。鉴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政治理论已经相当成熟，因此笔者以为适度集中资源致力于其他维度（可能性）的理论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不同理论的相互交往和理性博弈应当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12) 严格地说，即使以“西化”为目标的“转型说”也必然涉及“过程特色”，因为各国的条件不同，迈向同一目标的道路注定是差异的。
(13) 上述讨论的中国政治发展的三种逻辑可能性，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上便转化为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竞争，以及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博弈。显然，不同道路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政治后果（如果将政治后果与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考虑的话，问题会更加复杂）。从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来看，随着经济问题的逐渐解决，人们的关注点会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政治问题上来。最近几年来的变化已经程度不同地显示了这一转向，以前被经济改革遮蔽或刻意边缘化（例如“不争论”）的分歧和争论，现在正开始走向舞台中心，成为聚光灯下众目睽睽的标的。与此同时，争论内容也在发生悄然而重大的变化：起初人们争论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有哪些内容，哪里是突破口，应当先改什么，后改什么；今天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是问题，到底要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如何理解政治体制改革。
对于执政党而言，自由主义（曾经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盟友）正成为建构“中国梦”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而且在现实政治中常常被认为是社会治理的麻烦制造者。2013年上半年发生的关于宪政的争论，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改革开放以来，在反左与反右的动态平衡中，中共的工作重心正在从以反左为主（为市场经济转型而解放思想），开始转为以反右为主（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并抵御自由主义）。作为“对手”的自由主义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发展迅猛，尤其是在知识界；而且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在社会生活中也取得了非常大的实际影响力。当执政党对其采取“清理”、“抵御”和“排斥”方式时，自由主义将如何回应？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政争”能否摆脱近代以来邹谠所说的全输全赢的模式？令人不无操心。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我们一直在回答一个问题，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现在的争论仍然没有摆脱这一问题，只不过采取了新的话语方式：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
(14) 参见Brantly Womack, “Party-State Democracy and the Three Represent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conference paper, 2004, Beijing，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编印《“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3）：社会转型的政治空间》，2004年6月，北京）。事实上，早在1989年，沃玛克就开始讨论这一问题了，参见Brantly Womack, “Party-State Democracy: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ssues and Studies, Vol.25, No.3, 1989, pp.37-57.这是到目前为止，笔者见到的对这一问题最为系统的讨论。
(15) 这一表达来源于中国政法大学柯华庆教授。在2013年10月的一次天则双周讲座讨论会上，他提出了这个观点。
(16) 当然逻辑或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性是一回事，能否在政治生活中实际出现，则是另一回事情。就学理分析而言，执政党所主张的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考虑或回答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一元与多元能否兼容以及如何兼容？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全球化过程的深入，中国的社会阶层（阶级）、财富分配、利益结构、城乡关系、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政治上的一元如何能够维持和巩固？它如何吸纳、包容和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如何反映和整合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在互联网信息的冲击下，如何维持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质言之，政治一元性和社会多元性之间有没有稳态结构，还是只是一个临时的发展阶段（状态）？
政治学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多元化与政治领域的多元化是相互匹配的。复旦大学陈明明教授对此有颇为系统的论述，他将这一观点描述为社会结构的“对称性”：“所谓对称性是指系统内各次级系统遵循的规则和运行的要素在整个系统的层面上不是相互抵触的，而是相互支持的，不是相互背离的，而是相互一致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次级系统（如经济系统）奉行竞争的原则，而另一个次级系统（如政治系统）奉行垄断的原则，却能够在整体系统的意义上达致系统功能的平衡，达致系统与环境的良性的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参见陈明明《革命党·统治党·执政党——关于政党及其革新的一项词语梳理》，载于《中大政治学评论》，2005年第5期）。基于市场经济、多元社会和分化利益，政治学做出了不同维度的逻辑推论：（1）不同的利益需要表达；为了使得这种表达有力量，就必须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化的利益在公共政策领域中呈现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政权争夺中则表现为不同的政党；（2）有序的市场经济需要尊重产权，保护合法利益，而法治能够以最佳的方式来提供这类公共产品。由此，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法治被认为是只能批发不能零售的系列产品。如果中国要走自身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那就必须在理论上说明上述要素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可以不同原则和方式组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一元与多元如何结合的切实方案。这显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从头到尾充满了挑战性。在政策（政治实践）层面，这一挑战的实质是，如何使执政党提出的“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否则意愿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缝隙是无法弥补的，逻辑上的可能性无法在政治生活中转化为现实性。而对这一话题的深入研讨已经远远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17) 笔者在《民主化理论的中国阐释——关于一种新的可能性之探索》一文中，曾就这一话题进行了分析（参见徐斯勤、余逊达主编：《民主、民主化与治理绩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69-91页）。
(18) 当然也存在例外。美国斯坦福大学费什金（Jim Fishkin）教授数次前来中国，宣讲他的审议民主理论（deliberative democracy）和操作技术，并在中国寻找实践的机会。在笔者与他的一次交谈中，他认为即使在所谓的威权国家也可以推行审议民主。当问及非西方民主国家是否有可能在审议民主方面做得更好时，他表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19)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2003年发表“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一文，从四个方面解释为何中国威权政体不崩溃。参见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4, Number 1, January 2003, pp.6-17.
(20) 景跃进：《中国的“文件政治”》，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编《公意的边界》（“人文与社会”跨学科系列讲座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162页。
(21) 2009年黎安友在《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China Since Tiananmen: Authoritarian Imperman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0, No.3, 2009, pp.37-40。他将威权政体的生存比喻为走钢丝，认为由于缺乏政治合法性，它总有一天会从钢丝绳上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