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社会的合作

跟随昆虫学家特里·欧文（Terry Erwin）进入秘鲁雨林意味着黎明就要起床出发。趁风势尚小，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昆虫学家在一台被称为烟雾机的设备里装进了一种可生物降解的杀虫剂，并把它的喷口对准上方，这样灰蒙蒙的雾气就会缓缓升起，飘入林中。我可以听到轻微的雨声，但没有看到有水滴落下——其实，这只是一些微小的物体落到铺在地面的帐篷布而发出的声音。经过这么多年，欧文已经了解到热带地区的物种是多么丰富。据他估计，每1公顷雨林，就生活有大概300亿个生物，而它们分属于10万个不同的物种。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对生物的多样性敬畏有加。欧文和其他人所提供的数据，能使我们从全球生物多样性这种最广泛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生物都是作为孤独的个体而勉强度日。在秘鲁或其他地方，99%以上的树栖物种都采取这种孤独的生活方式。抛开交配和抚育后代的义务不谈，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一个生物个体必须和其他生物个体保持亲密关系。作为能够从他人的陪伴之中感到快乐的物种，我们人类其实很少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物以类聚，无论是人类还是鸟儿，都可能要争夺相同的资源，包括获取食物、饮水和性交的机会，以及建立一个可称之为家的地方，从而可以和亲人交流并一起抚育孩子。在许多物种当中，个体只是偶尔才聚在一起。即便如此，它们彼此之间也会为争夺食物而打得不可开交，就像许多松鼠抢坚果的情况一样。因此，独自生活不失为一种安全的方法，这至少可以保住自己努力获得的成果。有鉴于此，为了使群体生活有所回报，任何群体——更不用说整个社会——在与贫困成员以及贪婪个体打交道时，必须保证让其有所收获。

一种选择是在情况合适的时候与其他个体合作，然而这种可能性却凸显了把社会与合作联系起来的困难，虽然进行合作的这些个体可以说具有社会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组成了一个社会。在重要著作《对地球的社会征服》（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中，我仰慕崇拜的导师、生态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就观察到：具有社交能力的动物——它们在生活的某个时刻聚到一起，并创造出某些互惠互利的条件——在自然界简直无处不在。

尽管如此，很少有物种在发展过程中采取社会进化的方式。再来看组成社会的两个最基本单位：组成家庭的一对夫妻，以及抚育后代的母亲。但并非所有的动物都需要形成这种社会组合。比如鲑鱼会把卵产进水中受精，而海龟则会把蛋埋在沙里，然后就弃之不顾。新生的海龟和幼小的鱼苗都很脆弱，所以此时给它们提供帮助很有必要。因此在所有鸟类和哺乳动物，以及其他一些动物种类中，母亲在此关键时刻就扮演了照顾者的角色。在少数情况下，就像美洲知更鸟（the American robin）所表现的那样，爸爸也会伸出援手。尽管如此，这种照料行为通常只能在幼鸟父母关系存续期间得以维持。所以，大多数这样的小家庭都是独自经营，而不是作为一个持久社会的构成单位。

此外，盟友关系或亲密友谊，也不是必须借助社会才能得到发展。例如，红毛猩猩不会建立社会，而且大多数时候它们都独自生活，但灵长类动物学家谢丽尔·诺特（Cheryl Knott）告诉我，在青春期就已经彼此熟悉的雌性红毛猩猩，偶尔会一起结伴游玩。或者，我们想到另一个例子：两只及以上的猎豹，尽管并不总是具有兄弟关系，但会团结起来共同捍卫一块领地。然而，据我估计，友谊不同于性伙伴之间的关系，必须在社会中才能发展得最为成功——因为该模式表明，社会成员的稳定身份为形成这种密切关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此外，社会大脑假说的粉丝们对研究这种关系也很感兴趣。

但是，与其他同类在一起——即使并非出于养育后代或建立友谊的目的，而只是维持一段短暂的关系——也可能会给动物们带来好处。以合唱的鸟儿为例，它们来了又去，有聚有散，就像喧嚣的青少年参加晚会的情况一样。它们这样时聚时散其实相当于在履行社会事务，不但可以吸引附近人们的注意，保护它们免受天敌的侵害，而且也便于它们寻找配偶，或者惊动地下的虫子，供自己食用。一些鸟类在迁徙时，如果排成V字形飞行，会比单独飞行消耗更少的能量。与此类似，沙丁鱼群和羚羊群也会给个体成员带来好处，即使其中的参与者没有尽心尽力，也同样能获得积极的回报。 除了实现这种共同利益之外，动物中也有利他主义的例子出现，即动物以自己付出某种代价来帮助别的个体。比如，鲦鱼群中总会有几条鱼儿游向前去探看掠食者的情况。这样一来，鱼群显然能从掠食者反应的激烈程度中了解自己面临的形势有多危险。 当涉及动物之间的亲属关系时，它们表现出的这种慷慨行为就遵循了一种特殊的进化逻辑，因为动物个体可以通过帮助自己的亲戚来提升自身的基因。比如，一对知更鸟抚养后代的基本方法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

正如我在大学期间第一次进行热带探险时所观察到的那样，建立亲属关系纯属一种自私考虑，因为这有利于保证后代数量的增加。在哥斯达黎加，我加入了鳞翅目昆虫学家艾伦·杨（Allen Young）的考察小组，他要求我记录双翼透明的橙斑虎蝶毛虫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这种呆萌的幼虫会在食用杂草叶子后休息，接下来就成群结队地爬动。蜘蛛和黄蜂是威胁它们生存的两大天敌，而那些位于队伍外部的毛虫就成了这些掠食者首先猎杀的对象。我据此得出结论：橙斑虎蝶毛虫的生存本能就是挤在一起，相互推推搡搡，从而把弱小的同类挤到外边，推向灭亡。记下这些结论之后，我发现著名生物学家W. D.汉密尔顿已经为鱼类以及哺乳动物等生物群体总结出这种向心运动的行为特征，并指出：它们是自私的群体。 然而，尽管这些毛虫自私自利，它们也有互相帮助的时候，即使这只是偶然现象。如果独自行动，它们很难割破坚硬多毛的叶子表皮，从而胡吃海喝、大快朵颐；但作为一个群体，它们则表现得更好，因为第一只成功撬开叶子表皮的毛虫相当于为后面的每个同伴打开了享受食物的大门。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我观察的这些毛虫——像鱼群、鹅群，以及那些筑巢的知更鸟一样——虽然出现了合作现象，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社会。这些毛虫，只要体型相当，当我把它们放在一起时，似乎就可以相处得很好。其他因不得已而聚在一起的动物的情况也与之相似。例如，有另一个物种，叫作帐篷毛虫（tent caterpillar），它们会联合起来编织一个更大的丝质帐篷，从而可以更好地抵御寒冷的天气。 同样，一种被称为“社交编织者”的非洲鸟儿，将自己的窝和其他许多鸟巢安插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公共建筑群，从而能为所有居民提供空调效果。这些鸟儿可以在公共聚居地随意进出，尽管这种情况只持续几个月而已，不像其他许多成群的鸟儿一样，总是待在一起。虽然这样聚居在一起之后，一些鸟儿会逐渐彼此了解，但整个聚居群体仍像一般鸟群一样，不会把外来者拒之门外。相反，任何新来的鸟儿只要能找到筑巢之处，就可以被群体接纳。

简而言之，那些将社会等同于合作的人弄错了社会与合作之间的关系。一个典型的社会包括各种各样的关系，有的积极，有的消极，有的友好和睦，有的充满敌意。鉴于合作既可以在社会内部，又可以在社会之间蓬勃发展，甚至在根本没有社会的地方也可以出现，那我们最好不要把社会视为合作者组成的集体，而是应当将其当作一种群体，其中每位个体成员都深深感受到一种因持久的共同身份而产生的成员意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社会成员身份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问题，很少出现模糊不清的情况。可能对许多物种而言，无论是出于友谊、家庭关系，还是社会义务而组建联盟，都是代替社会获得利益的最佳方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个没有家庭且对全体人类嗤之以鼻的厌世者，仍然可能和你一样，属于国家的公民。不管他是选择离群索居、不食人间烟火，还是大隐隐于市，像社会的寄生虫一样生活，都摆脱不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一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而被绑在一起，并且这种情况不会因为他们是否经常打交道或是否愿意互相帮助而得以改变——尽管共同的成员身份可以为他们实现上述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照此说来，这又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对此，你是选择成员身份还是合作关系？如果社会要发展，是否不仅仅需要最低程度的合作？还是在形成任何长期合作关系之前必须先建立成员身份？遗憾的是，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无论最初的情况到底如何，下一章将介绍在自然界中，社会为我们的脊椎动物“表亲”所提供的诸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