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而盲目的批评家

（文学或戏剧）批评家常采用两种颇为独特的理由。一是断然宣称批评的对象是不可言说的，因而批评是无用的。二是自认太愚蠢，没有理解声誉卓著的哲学著作的禀赋，第二个理由也是时不时地重现出来。因此，勒斐弗尔（Henri Lefebvre）论及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15]在我们最好的批评家（我不是指那些公开声明愚蠢者）之中，已经引发了对低能的假意恐惧（其目的显然是将勒斐弗尔降到纯粹理智活动的可笑境地，好让他声誉受损）。

然则批评家为何不时地宣称自身的无能为力或缺乏理解力呢？这必定不是出自谦逊：没有比批评家宣称不能理解存在主义更轻松自在的了，没有比其他人极为尴尬地承认他没能幸运地初步了解卓绝的哲学更具反讽意味，因而也更确实可靠的了；也没有比为不可言传的诗性而再三论证更像个军人的了。

这些其实都意味着人们相信自身拥有如此确切无疑的智力，因而承认不能理解，就是由于作者表达得不清晰，而不是因为他本人的思维有问题：他表现出无知的样子，以便让公众更好地站在他的立场上进行抗议，这样，就方便地把心照不宣的无能为力引向心照不宣的理解力。众所周知，这是韦久菡夫人（Verdurin）（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的沙龙操作术：“我的职责是具有智慧，却对此毫不理解：既然你也对此毫不理解，那么，这意味着你像我一样具有智慧。”

这种因时而异且缺乏涵养的声明的真相，乃是蒙昧主义者的古老神话，根据这一神话，观念倘若不受“常识”和“意见”的控制则是有害的。知识即损害，它们长在同一棵树上：只要不时宣称学识目的的虚浮及其力量的限度，学识方可存在（就此问题也可参见格雷厄姆·格林先生关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看法）；理想的学识应仅仅是美妙的修辞表露，是运用词语表现灵魂瞬间滋润的艺术。然而心和脑这古老而浪漫的一对，在灵智主义起源含糊的图像里，在那些鸦片般的哲学里，最终总是成为强权政体的辅助工具，从中让智力稍稍留意情感和不可言喻之物，借此清除掉智力，只有这样，心和脑才具现实性。在文化中保存的，其实都是恐怖主义的观点。以批评为业且宣称一点也不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因为碰巧特别是这两种哲学人们承认无法理解），这是将其盲目或失语提升到领悟的普遍规律的境地，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从世上排除掉：“我都不能理解，可见你们统统是白痴。”

然而要是如此惧怕或蔑视一部著作的哲学基石，如此强烈地要求不理解和不评说的权利，则为何要自称为批评家？理解、阐明，无论如何是你的职责。你当然可以据常识评判哲学；让人苦恼的却是“常识”和“意见”一点也理解不了哲学，而哲学倒可以透彻地理解它们。你不能解释哲学家，哲学家却可以解释你。你不想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勒斐弗尔的论著，但你能确定马克思主义者勒斐弗尔非常明白你的不理解，尤其是（因为我相信你比文盲更多鬼点子）你所作的令人愉快而“无害”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