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头案

转眼皇后之丧已满百日，乾隆追忆前尘往事，写下了著名的《述悲赋》，以寄托哀思：“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世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离别，失内位兮孰予随！”

乾隆越是对亡妻念念不忘，其心灵的创痛越是难以愈合，随之也越喜欢抓住皇后丧葬中的一些细枝末节兴师问罪，不依不饶。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先前因没有表露出足够的哀伤，已遭斥责和处罚，按说就可以翻篇了，可谁知乾隆竟又拿出来说事，而且口气比之前更加严厉。他说永璜所为不堪入目：“父母同去山东，最后只有父亲一个人回銮至京，做儿子的只要有一点孝心，他该多么悲痛啊，可是大阿哥却全然不介意，让他迎丧，他就当是平时当差，没有丝毫哀伤思慕的意思。”

永璋也同样被描述成一个毫无知识和教养的不孝之子，乾隆愤愤地训斥他俩：“你们都是朕所生的儿子，怎得如此不识大体，朕都为你们感到羞愧，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乾隆的雷霆之怒一发而不可收，先是对永璜、永璋说你们如此不孝，我恨不得杀掉你们，只是碍于父子之情才没有动手，但今后你们若不知追悔，不安分度日，就休怪我不客气。继而他又从“人子之道”转向立储继统，断然宣布永璜、永璋绝不可承继大统，大臣中如有人具奏要立他们为太子，“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断不宽贷。”怕别人不相信，他还对天发誓：“朕为人君，在寻常小事上尚且不食言，在此等大事上就更不会食言。”

自两个嫡子相继夭亡后，乾隆并没有准备立新的储君，永璜、永璋年纪尚小，也从未有争夺储位的言行。乾隆的这些想法真不知都从何处得来，只能说这时候的他因为心情过于悲恸，已无法用正常心理来加以推断了。

乾隆曾降旨要求在皇后百日丧期内，文武官员一律不准剃发，这本是满族旧习，也就是所谓的“祖制”，但大清会典律例中并无明确规定，不要说汉官，就是满员对此也都不太清楚。十三年前乾隆为父亲雍正办丧事，也说丧期内不能剃发，许多官员都未在意，丧期内就剃了发，当时朝廷并未追究，所以等到孝贤皇后丧葬，一开始不放在心上的亦大有人在，奉天锦州知府金文淳便被揭发在百日内剃了头，乾隆当即下令交刑部治罪，欲予以处斩。

刑部尚书盛安替金文淳求情，说：“金文淳是个小官，不识国制，而且他请示了长官后才剃了发，情有可恕。”乾隆怒道：“你是来为金文淳游说的吗？”盛安很有勇气，他毫不畏惧，当面反驳说：“臣作为司寇，只是尽职罢了，并不认识金文淳是何许人也，如果臣必须因逢迎君主而枉法，怎么能让天下的司法公平呢？”

乾隆气得暴跳如雷，立命侍卫拿下盛安，以“曲意徇私，市恩邀誉”为由，将其处以斩监候，而金文淳则判以斩立决。

不久，剃头案中又出现了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及其下属的名字，周学健在孝贤皇后二十七天的丧期一结束就剃了头，下属官员全部在百日内剃头。乾隆闻报后说：“文淳（金文淳）已拟斩决，岂知督抚中有周学健，则无怪于文淳。”就是说既然连督抚都涉案，金文淳不过是个小官，倒可以原谅了，于是他下令赦免盛安，金文淳由斩立决改为发配直隶修城赎罪。

乾隆的怒气转移到了周学健身上，他大骂周学健“丧心悖逆”，不仅自己违制，还令所属官弁同时效尤，“上下成风，深可骇异”。自古法不责众，周学健的下属官员很多，若一一处理，江南河道系统就要瘫痪了，乾隆只得采取杀一儆百的办法，下令将周学健逮捕治罪，江南总督尹继善明知此事，有意隐瞒，也遭到斥责，并被革职留任。周学健起初得到的处分是和金文淳相仿，即革职发配直隶修城赎罪，但后来发现周学健还有私下收受贿赂的行为，乾隆遂按贪赃罪赐令其自尽。

周学健是违制的第一个大官僚，但却不是唯一一个。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也在其中，而且如同周学健那里一样，有三名大吏带头，两省文武官员无一例外，全都跟着剃了头。按照周案的处理原则，乾隆也只拿三名督抚开刀，塞楞额是旗人，乾隆对旗人违制特别敏感，曾说旗人违制，即便可宽免也绝不宽免，他怒骂塞楞额“丧心病狂，实非意想所及”，令其自尽，杨锡绂、彭树葵革职。

在皇后死后的半年时间里，因丧葬掀起的政治风暴震动朝野，大臣们或被贬、或降革、或罚俸、或赐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案，但乾隆并没打算止步，金川军营成为他即将出手整肃的下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