窘境

乾隆本以为对清军指挥层予以加强后，会使金川战役尽快打开局面，不料情况反而更糟。据被俘的大金川头人招供，这时大金川军已被消灭或瘟死了一半，仅剩三四千人，粮食也严重不足，“刮耳崖所积，不过四五月之粮”，但就算是这样，大金川军依旧应付裕如，而清军却智勇皆困，已陷入“进不能前，退不能守”的窘境。

乾隆不得不考虑派索伦营前去助阵。索伦营最早成名于康熙朝，当时康熙为对付俄罗斯的扩张，在东北编组“新满洲”，从黑龙江的索伦部中征调士兵出征。索伦兵精于骑射，骁勇善战，在两次雅克萨战役中，都有他们冲锋陷阵的身影，朝廷特赐“索伦劲旅”予以褒奖，此后索伦兵便成为关外最精锐的八旗武装，几乎每征必遣，每战必先，一直到雍正朝的清准战争，出征的八旗共分三营，其中满蒙各一营，索伦兵与之并列，可单立一营。

乾隆曾征询张广泗，是否要以京旗兵替换绿旗兵，被张广泗拒绝。索伦营之战斗力不亚于京旗，但在讷亲得知皇帝的意思后，仍像张广泗一样给予了否定的答复。

在复奏中，讷亲告诉乾隆，大金川的地势并不利于骑兵驰骋，箭弩在破碉攻卡时也无太大用处。他还分析说，在金川战场，攻一座战碉通常需一两百名士兵在前，数百名士兵继后，两边又必须埋伏数百名士兵，索伦兵固然勇猛无畏，但如果命索伦兵在前，而以绿旗土兵继后，则绿旗土兵依旧会迟疑不前，单刀突进的索伦兵可就吃亏了。可是若将绿旗土兵全都替换下去，战场上需要的索伦兵数量又太多，包括索伦兵在内的八旗军军饷都高于绿营，浩繁的军费会让政府难以承受。

既然索伦营无法调用，乾隆便问讷亲有何破敌良策，讷亲先是提出增调三万土汉兵，次年大举进攻，但之后却又主张只留兵万人，据守要害，待两三年后有机可乘，再行攻取。

如此自相矛盾的奏疏，足见讷亲方寸已乱，胸中全无谋略定见。乾隆又好气又好笑，当即批复道：“你身为经略大臣，居然自己都拿不定主意，还要让朕在千里之外替你定夺，有这样打仗的吗？……你不如明白点把心里话说出来，就说臣力已竭，现在就只想着怎么逃回来，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讷亲在上疏中还告了张广泗一状，列举了他分路太多、驭下不公以及不能和衷共济、专务欺饰等问题。乾隆对这些情况其实都已有所掌握，然而眼看讷亲萎靡沮丧，无能无为，他也只能如此交代：“朕亦闻其如此，但金川军务终究要依赖他（指张广泗）去筹办，现在就先不要说这些了。”

乾隆还对张广泗保留着一丝希望，尽管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与苗疆用兵时期相比，张广泗会判若两人，“张广泗向在苗疆，甚有经济，此番不知何故，每致差谬。”

在前线指挥层中，岳钟琪是除张广泗之外最懂军事的将领，他的意见自然比讷亲更专业也更具体。他认为刮耳崖虽系大金川军要地，但地险碉多，攻取不易，相比之下，进出勒乌围的道路较多，尤其有两个地方并不险峻，因此建议张广泗改变分兵策略，集中各路兵力，直捣勒乌围，“勒乌围一破，四路自溃”。应该说这是一个打破当时僵局的良策，也显示岳钟琪这员老将确有其独到之处，但张广泗却以“不便更宜”为由置于一旁。

除了用兵不得要领外，俨然已成张广泗幕中高参的良尔吉、王秋一直暗通莎罗奔，导致清军动静悉为大金川军所知。岳钟琪发现后坚请将二人斩首，然而张广泗不仅对他们依旧坚信不疑，而且居然还倚良尔吉为心腹，让他在军中领兵。

良尔吉与莎罗奔的关系在当地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见张广泗这么信任良尔吉，当地土司即便倾向于清廷，也不敢为清军出力，都唯恐被莎罗奔知道后遭其报复。与此同时，良尔吉所部的土兵也很不可靠，他们看到敌人竟然不放枪弹，与汉兵配合作战时“不惟无用，且须防范”。

岳钟琪被重新起用后，急于靠战功翻身，前线“兵老志竭，株守半截，无尺寸功”的状况令他极为不满和沮丧，加上本来就与张广泗有嫌隙，见劝谏无效，便也紧随讷亲，用密奏的方式向乾隆状告张广泗。

岳钟琪的奏疏令乾隆更加烦闷，只得一边降谕讷亲调查落实，一边以无可奈何的心态督促和关注着前方动态。那些日子里，他每天寝食难安，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迅速了局，他甚至幻想不惜使用重金，诱使大金川土民将莎罗奔直接缚送军营，或采用大臣提出的所谓离间计，以促使土司内部分裂，然而这些策略终究都只是纸上谈兵，到了现实中立刻变成了吹弹即破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