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手无策

1748年6月28日，讷亲到达张广泗所驻扎的小金川美诺官寨（官寨是土司署所的称呼），未几两人即先后赶到昔岭前线进行指挥。

讷亲出身显贵，且少年得志，仕途一帆风顺，助长了其倨骄之气，由此为人处世都颇为刚愎苛严。据说在他兼管吏户两部事务时，凡督抚题奏中主张从宽者，部复往往改为从严，凡主张从严者，部复从来不改从宽。虽然讷亲此举常常被人们批评为严苛不近人情，但在他所擅长的行政领域，无论宽一点还是严一点，他都能够驾驭得住，问题在于战争跟行政不一样，而讷亲又与张廷玉相仿，本质上是个文官，在指挥战争的实际经验和能力方面，与已故的鄂尔泰相去甚远，照搬京城那一套的结果，只是让他与错误离得更近一些罢了。

史称讷亲“自恃其才，蔑视广泗”，此时前线清军虽已达四万人之多，但保护粮运就需要上万人，张广泗十路并进的方案则令兵力更加分散，各路将领都觉得兵不够，彼此间也无法形成有效配合。讷亲至军后，既未对当时敌我两方面的情况作周密调查，也不对张广泗的分路进兵方案进行必要更动，而是专横武断地撇开张广泗，限令全军三天内攻取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

7月8日起，署总兵任举、副将唐开中、参将买国良带兵步步为营，分三路由昔岭进取刮耳崖。买国良首先率部到达大金川军所驻的木城附近，对方发现后立即予以夹攻，木城内矢石如雨，枪炮交加，清军三面受敌，难以招架，买国良当场中弹阵亡。几天后，清军再次发动进攻，又遭失败，任举中伏战死，唐开中身负重伤。任举才勇过人，在乾隆初年的一次兵变中，他曾单枪匹马地召集少数士兵，一举击溃变兵，深为朝廷所倚重，乃乾隆初年的一员名将。乾隆对他的死深为痛惜，阅疏后“实觉不忍，为之泪下”。

清军在昔岭一线虽损失惨重，但仍进展甚微，岳钟琪等指挥的其余各路因兵力不足、天气恶劣等原因也同样没有什么进展，至此，“军中夺气”，被张广泗信誓旦旦地认为可稳操胜券的十路进攻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

讷亲在战场上的倨傲本无实力可作为支撑，前方一失利，他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只得“仍倚张广泗办贼”。乾隆也指示他说，你虽为经略大臣，但只宜持其大纲，至于带兵作战，仍当责成张广泗。

可是张广泗却没那么好说话，他是为讷亲所取代之人，岂肯为其全力谋划，以成对方之功？讷亲一改刚愎专断和盛气凌人的架势，回过头来与之商量军务，他却诸事推诿附和，“凡讷亲种种失宜，无一语相告，见其必败，讪笑非议，备极险忮”。

讷亲只好自己想辙，自进攻失利后，他不但不敢再轻言进攻，而且主张仿效敌方筑碉建卡，美其名曰“以碉逼碉，以卡逼卡”。按照他的逻辑，大金川军因险筑碉，藏匿其内，所以才能以少御众，以逸待劳，清军不如把这个优势学过来，同时还可以借此显示自身不消灭对方就绝不收兵的意志。讷亲还说，守碉用不了多少人，这样可以节省出更多兵力投入进攻，不失为“与敌共险”的上策。

在金川战争中，大金川军为守方，清军为攻方，大金川军筑碉建卡是为了阻止清军的前进，清军攻碉是为了扫除前进的障碍，其实讷亲的筑碉策对攻碉毫无帮助，甚至可以说连守株待兔都不如。

况且清军要在金川筑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无论人力还是财力都不允许，筑好之后的守碉更不像讷亲所想的那样简单，“守碉势须留兵，多则馈运难继，少则单弱可虑”。张广泗老于戎行，对此岂能不知，但在讷亲提出后，却不但不予以纠正，反而随声附和，与讷亲会衔向乾隆具奏。

乾隆接到讷亲的奏报后，苦苦思考了一个晚上，认为这一策略不妥，除了混淆攻守之势、难以筑碉守碉外，他还想到在平定大金川后，那座地方仍得归土民所有，清军费尽气力修筑的碉卡也要由其控制，将来万一又有什么风吹草动，无异于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在筑碉策被否定后，讷亲更加束手无策，平时不敢自出一令，临战则避于帐房之中，遥为指示。他与张广泗“将相不和”的传闻也早已成为军中公开的秘密，班弟、傅尔丹、岳钟琪等人被夹在中间，多数时候都只能观望不前，“未发一谋，未出一策”。

乾隆发现讷亲难有作为，便希望能在他稍获胜利的情况下将其召回，以保全其脸面。御史王显绪建议“以番攻番”，即让讷亲宣谕各土司，命他们率所司土兵为前导进攻大金川军，有能破巢擒敌者，即赏赐以大金川的土地民户。乾隆让讷亲、张广泗、岳钟琪讨论，看这个办法行不行，三人都说大金川战碉林立，连拥有新造大铁炮的清军都无可奈何，土司兵又怎么攻得破，而且他们与大金川藏军同属一宗，自然不肯花死力气，稍遇难克之处，即会不肯向前，非得用重赏方能驱使。

王显绪乃老臣王柔之子，王柔曾在湖南任职，对苗寨情形也很熟悉，有一年贵州苗民起而造反，张广泗派兵弹压都压不住，还是王柔出马才得以搞定。在“以番攻番”碰壁的情况下，乾隆便让王显绪征询其父有无破敌良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柔献上的“良策”居然是邀请终南山道士用五雷法术以击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