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

悲伤是我们对丧失、孤独（无论身体的还是心理的）和失望的本能反应。当我们失去一个对我们有深刻价值的人（或物），以及失去肯定和支持的来源（即那些帮助过我们成长的人或事物）时，我们感到尤为悲伤。哺乳动物表达悲伤的可能起源及所具有的适应性功能，是当儿童和父母分离时引发社会支持，特别是身体接触（Panksepp,1998）。长期的悲伤（悲痛）以行为退缩、心理和生理系统效率减缓为特点，可能是进化而来以在求救信号没有得到即时回应时保留资源，同时让个体能够从受伤和感染中恢复（Maier and Watkins,1998）。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悲伤有更普遍的适应功能：我们被悲伤驱动并从悲伤中学习、欣赏、保护和保存我们珍视的东西。或许出于这个原因，在一些文化和历史时代中（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我们的文化和时代），悲伤体验被视为一种美德，源于对生活在悲剧方面的欣赏，是与耐心、成熟、智慧有关的优秀品质（比如，柯勒律治著名的诗歌《古舟子咏》中写道：但翌晨他变得严肃深沉/从此后完全改变了模样）。大多数人类社会建构起了仪式和信仰体系，至少部分是为了缓解我们的悲伤感、丧失感，让我们得以保存对所爱之人或物的记忆。

然而，悲伤和失望对儿童的生活来说也是日常事件，非常普遍。儿童对普通失望的反应就是悲伤，对不寻常的创伤性事件（比如与父母长期分离、父母离婚或死亡）的反应就是深切的悲伤。在这些时刻，共情的父母会安慰孩子，帮助孩子理解这种失望虽然令人悲伤，但不会一直持续。用这种方式，儿童发展出耐受失望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情绪恢复的重要构成部分。相反的是，长期的悲伤会导致孩子对未来可能遭遇的失望的预期或期待产生偏差。

在鲍尔比（Bowlby,1980）的理论中，悲伤的原初适应功能和行为倾向（“难过地哭泣……能够让照料他们的人来到身边，帮助他们生存下来”）在人类心理中持续存在，就像“一个哀悼的人，无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他一直被一种需求所驱使，想要去追寻失去的人并让他回到身边”。鲍尔比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儿童是如何不自觉地努力保留对不在身边的父母的记忆。比如，一个叫菲利普的孩子，在13个月大时被放在一个育儿托管所，他“做出的动作跟他的妈妈通常逗乐他时的节奏一致……”（p. 11）。

儿童应对丧失和保留所爱的人和客体所付出的努力，在我最喜欢的两本有关儿童的书中有精彩的阐述。一本是霍利·凯勒（Holly Keller,1984）的《杰拉尔丁的毯子》，书中描述了一个小女孩对一张“安全的”毯子的依恋。在书的开篇，“杰拉尔丁有一张粉红色的毯子，那是贝斯阿姨在杰拉尔丁还是个婴儿的时候送给她的。杰拉尔丁走到哪儿都带着它。”毯子已经有些破损，但父母无论怎样努力也没能说服杰拉尔丁扔掉毯子，于是父母想到了另一个办法。贝斯阿姨送来另一个礼物——一个叫罗莎的漂亮洋娃娃。杰拉尔丁很喜欢这个洋娃娃，但她还是不肯扔掉毯子。杰拉尔丁还想到了一个主意，她用那个已经破破烂烂的毯子给罗莎当外套。她说：“现在毯子是罗莎的了，而罗莎是我的。”这个简单的故事说明了应对悲伤的重要心理过程。面对所爱并可以继续存在之物的丧失，杰拉尔丁找到了创造性的办法解决她的难题。现在，她对自己的感受应该是既能让别人高兴，也能让自己高兴（Adams-Silvan and Silvan,1988），她从自己的体贴的行为中能够获得一种持续感。

另一本是蒙特扎里·米勒（Montzalee Miller,1987）的《祖母的饼干罐》，书中讲述了一个美国小女孩每天晚上都会一边听外婆讲关于“外婆的印度亲人的往事”一边和外婆分享装在一个特别罐子里的曲奇饼干。外婆去世了，外公为了安慰她，把空的饼干罐带给她，温和地向她解释：“这个饼干罐里装满了外婆的爱和印度精神。等你长大有了自己的孩子，你也可以在这个罐子里装上曲奇，那些曲奇带着外婆的爱。如果你吃一块曲奇就讲一个外婆的故事，那么外婆的精神和外婆家族亲人的精神都将继续流传下去。”于是，女孩下定决心“要让这些精神永存，要继续讲外婆的故事”。

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回忆起一些我们生活中悲伤或孤独的时刻，然后我们幸运地像米勒动人的故事中讲述的那样，下定决心通过创造更有意义的生活来让悲伤变得有意义。通常发生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分离和个体化过程，或许都伴随这些强弱程度不同的悲伤时刻。我们如何解决这些悲伤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性格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