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

众所周知，愤怒是由挫折（比如被妨碍达到想要的目标，没有得到我们想要或应得的）、感到被“冤枉”（Miller and Sperry,1987），以及生理或情绪上的痛苦或伤害所引发的。我认为，持续的愤怒所具有的致病作用（以憎恨和不满、违抗及退缩的方式）在现今儿童心理病理发展理论中一直未被给予足够的重视。

虽然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但在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就已经能够可靠地观察到愤怒的表达，在手臂被约束或接种疫苗时（Lemerise and Dodge, 2000），他们会以愤怒作为回应。在我们的一生中，行动的自由（或任何自由）受到约束，都是导致愤怒的重要原因。潘克赛普（1998）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即身体约束会引发剧烈的运动反应，这种被捕获的猎物逃脱捕食者的控制的有效方式，也许是哺乳动物的愤怒进化的根源。作为成年人，当我们受到伤害或遏制时，或感到我们所爱、所重视的人或事物可能受到任何潜在的伤害时，我们就会变得愤怒，像童年时一样。广义地定义愤怒在当代社会中的适应功能，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或事物。在家庭中，儿童受到情绪伤害（特别是批评和排斥）以及在他们重视的东西（不管是物质层面的，还是更重要的认可与肯定）的分配有失公平时，他们会以愤怒回应。

愤怒的典型行为倾向是某种形式的抗议或攻击，以试图消除挫败或痛苦的根源。米勒和斯佩里给出了精准的定义：愤怒就是需要报复的感觉（p. 5）。这种行为倾向可能会通过行为或想象进行表达。当儿童受到伤害，他们的思维和想象都聚焦于证明报复的合理性，尤其是通过责备，“我们的内心对话充斥着责备和蔑视”（Panksepp,1998, p. 191）。由于情绪使知觉产生偏差，一直活跃的愤怒可能为了寻求出口而时刻准备着识别潜在的威胁——任何动作（或言语）都更容易被解释为一种可能的挑衅或攻击。当然，儿童抗议或报复的形式与强度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儿童的性格和人格，取决于过去和当前儿童感受到的挫败或伤害的具体情况，取决于儿童表达情绪的能力和成熟度，也取决于愤怒的表达社会化的程度。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对意图的评估在儿童的愤怒体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旦个体评估自己受到的挫败或伤害是有意或“不公平的”，愤怒就会被激发（或被合理化）。因此，父母通常试图解释说“他不是这个意思”或“这只是个意外”来平息孩子的怒火。

发展心理学对愤怒的研究（综述见Lemerise & Dodge,2000）聚焦于挫折引发的愤怒，这里挫折是指儿童的计划或目标受到妨碍或干扰。这些研究的结果非常重要，也在意料之中：早在学龄前，能够调整自己的愤怒表达的儿童更受同龄人喜爱；缺乏调整愤怒表达的能力在任何年龄段都是心理病理确定的风险。当父母经常对孩子感到愤怒时，“孩子会表现出更多的痛苦，回避型互动模式，对父母和同龄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以及对情绪更差的理解能力”（p. 598）。

由于其显而易见的破坏潜力，愤怒可以说比其他任何情绪都需要更早地开始社会化努力，也需要更多的社会化努力。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明确地教导，他们可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在何种场合、针对谁表达愤怒（比如学龄前儿童被告知，在愤怒时不可以打人，而是要“说出来”）。随着心理发展和情绪的成熟，儿童被期待抑制对愤怒的表达（特别是对老师），要有计划地（而不是冲动、急切地）表达愤怒。

在童年期和整个人生中，个体受到的情绪伤害也会引发强烈的、常常具有暴力性质的愤怒反应。科胡特（1972）用“自恋暴怒”这一概念，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相当精彩的描述。这种由自恋受损所引发的愤怒与其他愤怒有质的不同，在极端情况下会表现为没完没了地寻求报复。自恋暴怒，或许更甚于我们的自由受限，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极具破坏性的角色。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Kagan,1995）在对战争起源的研究中写道：“追逐实用性和功利，哪怕是对权力的野心，在引发战争方面的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荣誉才是决定性因素。”（p. 8）

已经有一些成功的项目帮助孩子提高了愤怒管理的能力（Lochman et al.,2006）。这些治疗性的干预帮助儿童对引发愤怒的事件进行重新评估，并形成替代方案，用更不具破坏性的方式表达愤怒（对通过提高儿童的执行功能减少攻击性行为的“PATHS”课程的讨论，见Greenberg,2006）。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更广泛地定义我们的临床工作，或许帮助会更大：识别儿童的挫折、愤怒的来源，尤其是促进家庭修复憎恨、不满等情绪的过程。这样，我们将不仅能够帮助儿童“管理”他们的愤怒，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这么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