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说明

本书原发表于雅菲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汇》卷二十、二十一（1904—1905）。从规模宏富的批评文献中，我只挑出最详尽的几种强调一下。拉赫法尔的“加尔文派和资本主义”（《国际科学、艺术与技术周刊》，1909年，第39—43号），对此我在我的“有关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批判”一文（《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汇》ⅩⅩⅩ，1910）中作出了回应。针对我的回应，拉赫法尔再度批驳：“再论加尔文派和资本主义”（同上，1910年，第22—25号）。而我的回应则是：“反批判的结语”（《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汇》ⅩⅩⅪ，布伦塔诺在我同样要援引的批判中，似乎不了解后面的这个阐述，因为他没有一并引用到）。我没有将与拉赫法尔（他在其他方面也是我极为尊敬的一位学者，这次来到了一个他实际并不精通的领域）的这场不可避免的几乎毫无收获的论争中的任何部分收到这个版本中来，而仅仅从我的反批判中撷取了（非常少的）一些补充性引文，并努力通过插入一些句子或注释，排除此后的一些可设想到的误解。此外还有松巴特的《资产阶级》一书，我在下面的注释中回顾了这部书。最后是布伦塔诺在他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的慕尼黑节庆演说（于科学院，1913）的“补遗”的“附录Ⅱ”（1916年在慕尼黑出了单行本，并通过收入“附录”加以扩充）。我也利用适当的机会特别在注释里回顾了这一批判。我听由每一位有兴趣倾听下面这一点的读者（尽管我不希望有这样的读者），经过比较之后感到信服：我不曾对包含了关乎事情之本质的任何主张的我的论文，进行了哪怕一句的删削、重新解释、弱化，或者将偏离事情的一些主张增补进来。没有任何动机促使我这样做，而阐述的进程也会迫使那些总是狐疑的读者，最后确信这一点：最后提到的这两位学者相互之间的争论，要比他们和我之间的争论更尖锐。我认为在此事上，布伦塔诺对松巴特的批判著作《犹太人和经济生活》的很多地方是有根据的，虽然就如下这个方面来看，它的很多地方又相当没有道理：布伦塔诺可能不了解这里首先完全被排除了的犹太人问题（后面会谈到这个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在神学阵营中，由本书激发而产生的大量有价值的著作值得记录下来，整体而言对本书的接纳是很友好的；个别而言，也有一些偏离性的观点非常实事求是——这对我很有价值，于是我对有人反感这里讨论这些问题时不可避免的那种方式，就不那么惊奇了。在这个问题上，对于忠于其宗教的神学家而言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可能在这里并未受到重视。我们讨论的是诸宗教之生活中（在宗教立场的评价下）常常显得很粗浅的一些方面，但这些方面虽说也正处在那个层面上，却常常正因其粗浅，而在浅的层面发生最强的作用。这里还要简单提一下，而不是在所有个别问题上详细引用特洛尔奇的巨著《基督教教会与群体的社会学说》，这部书除了其他方面丰富的内容外，也形成了于我们的问题最为有益的某种补充和证实；这部书从它自己极为广泛的视点出发，论述了西方基督教伦理的通史。作者更关注宗教的学说，而我则更关注宗教的实际影响。